一部穿在身上的历史：中国职业装的前世今生

对职业装设计风格的广泛关注，折射出当代社会对职业身份认同、行业文化乃至审美表达的深入思考。

文｜王敬雅

ID | BMR2004

如今，职业装早已超越单一的工作服饰范畴，日益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从互联网公司崇尚的“文化衫”到金融、服务业笔挺的西服套装，从“最美逆行者”消防员的救援服到科技企业的“机能风”工装，职业装的设计与选择不仅关乎企业形象与功能需求，更频繁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这种广泛的关注，折射出当代社会对职业身份认同、行业文化乃至审美表达的深入思考。而回望历史，中国职业装的发展轨迹实则是一部从等级象征走向功能标识、从西方引入迈向本土创新的深刻变迁史。

01

中国自古有制服

中国古代的服饰制度体系本质是以礼制为核心、由统治者确立的等级身份标识。

一般我们会把制服分成两种类型：其一为受限类制服，即由国家法律明文规定、强制穿着的正式制服，如军服、警服及公职人员制服等。这类制服强调法定性、统一性与等级秩序；其二为非受限类制服，属企业或行业内部规定的职业着装，涵盖工装、服务行业制服、职业时装等多种类别。

中国古代就发展出了完整的制服系统，但以“受限类制服”为主，虽然宋代曾有“百工百衣”之说，但只是某种职业常见的穿着打扮，而非行业内的通用服饰。而皇帝、官员、军队则不同，中国历朝历代几乎都有政府层级的制服系统。早在秦代，制服制度已呈现出系统化的雏形，当时的制服主要可分为三大类：皇帝礼服、百官常服与军戎服饰，每类皆具独特形制与功能细节。

秦代的皇帝礼服趋于简化，一改西周繁复的冕服制度，采用“玄衣绛裳”——上黑下红的配色，庄重而凝练。首服亦去华就简，以爵弁或通天冠替代垂旒的冕冠，而日常办公则穿深衣，秦始皇所着的“罗縠单衣”，以轻薄纱质制成，大幅提升活动便捷性与舒适度。

百官贵族制服以深衣为主体，不分文武贵贱皆可穿着，其形制巧妙：袖口设计可翻折至肘部，卷起便于行动，放下则符合礼仪，真正实现了“文武皆宜”。冠制则融合六国遗风，兼具象征与功能：如高山冠取自齐国，为谒者所用，喻示庄重肃穆；法冠（獬豸冠）源自楚国，形似神羊，象征司法公正；武冠则饰貂蝉与鹖羽，前者喻高洁，后者显勇武，成为武官与近侍的身份标识。

秦代对军戎服饰尤重实用。秦甲胄设计精密，秦始皇陵出土的石铠甲，甲片排列甚至应用了人体工学：上衣前倾后仰处皆上片压下片，肩部与袖部甲片夹角各异，兼顾防护与手臂活动自由度。甲衣袖筒以丝带编组，形成可伸缩结构，适应各种战斗动作。士卒普遍穿着及膝深衣与满裆裤，熟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的遗产，极大提升了骑射与运动的灵活性。

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制服发展史中，军服无疑是体系最为完备、设计最为成熟的一类。它不仅体现等级与所属，更在实战中发挥着防护与机动作用，实现了符号性与实用功能的高度统一。自秦代以来，军戎服饰不断沿革，形制日趋精密。其中，清代八旗军服既延续了中原制甲技艺，又融入满洲骑射文化与军事组织特色，可谓集古代军服之大成。

八旗甲胄是清代军队的重要装备，兼具防护功能与旗属标识，主要分为前锋胄甲与骁骑胄甲：胄以青布或皮革为表，石青缎里衬，顶缀红绒；甲分常规甲与棉甲，表面敷有铁鍱，外布黄铜钉增强防护，高级甲胄还绣有蟒纹、莲纹等图案。在冷兵器时代，战场通信基本靠吼、旗、鼓的背景下，快速识别敌我、区分编制至关重要。八旗以颜色（黄、白、红、蓝） 和镶边（镶红旗镶嵌白边、其余镶红边）这一最直观的视觉符号，将数万大军清晰划分为各个大型作战单元。士兵和指挥官在战场上能通过服色瞬间辨别同伴所在旗属，从而迅速集结、调整阵型、执行战术指令。这极大地提升了指挥效率和部队的战场协同能力，避免了误伤和混乱。在作战中，这种视觉上的统一性转化为强大的内部凝聚力，同时也是一种威慑符号，对敌军能形成巨大的心理压迫感。

中国古代虽拥有源远流长的服饰制度体系，但其本质是以礼制为核心、由统治者确立的等级身份标识，而非基于社会分工的职业服装。从周代礼制中的冕服，到唐宋以来的品色衣、补服制度，历代服饰规范始终围绕官僚等级、礼仪场合和身份差异展开，并未形成以职业功能为导向的专门服饰系统，代表“职业身份”的制服，直至近代受西方影响后才逐渐形成。

02

中国制服的近代化

随着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中国开始主动构建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制服体系，逐步从被动接纳走向自主规范。

近代化是制服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机，制服从等级标识转化为职业标识。第一次工业革命实现了机器生产对手工作业的替代，催生了规模庞大的工人群体。生产方式的变革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管理挑战，工序复杂、岗位职责不清，亟须建立一套能够明确工种、区分职级、保障安全与效率的标识体系。服装因其显著的识别与防护功能，成为落实这一体系的理想媒介，加之军事化管理理念的影响，现代制服的雏形逐渐形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纺纱技术革新为核心推动力，这也间接促进了制服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使其大规模应用于生产领域。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迫打开，英国在各大通商口岸兴办实业，引入了西方模式的职业制服，如矿工工装、海关与邮政制服等。这一时期，中西风格的制服并行发展，形态各异。1912年，刚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服装的条令和规定，重点在公职人员的服装：民国元年1月颁布推事、检察官、律师等服制，7月颁布男女礼服服制，10月颁布陆军服制；民国二年颁布地方行政长官公服，外交官、领事服制；民国四年颁布监狱官、矿业警察、航空人员等服制；民国七年颁布了海军、警察等服制；20世纪20年代末，《服制条例》的重新颁布对男女礼服和公务人员的服制都做出了规定。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开始主动构建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制服体系，逐步从被动接纳走向自主规范。中山装起源于20世纪初，由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倡导设计。它在日本学生装和西方军服的基础上做了改良，设计有立领、前襟五粒扣、上下四个明袋，其设计蕴含了共和理念，既是国民革命的象征，也是民国时期公务员、教师等群体的标志性职业制服，被誉为“国服”。中山装在近代中国职业制服体系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仅是一种服装，更是一个集政治象征、民族认同、职业规范于一体的制服符号。

中山装被国民政府以条例形式确立为公务员、警察、司法人员等国家公职人员的制服。例如，1929年《文官制服礼服条例》明确规定“制服用中山装”。其形制要求严谨：立领庄重肃穆，区别于西装的翻领和学生装的单纯立领；上下四个贴袋实用且对称，下方的“琴袋”立体挺括；通常配西裤，称“中山裤式”，裤脚不卷边。着装的细节因岗位而异：检察官需在中山装外佩武装带以显威仪；女警制服则在袖口设计扎扣，肩部加肩褶，兼顾性别特征与活动便利。色彩按季变换：夏季多用灰白、淡黄等浅色，冬季则用青色、黑色等深色，既适应气候，也统一了视觉形象。

之后，中山装超越了公务领域，广泛成为铁路、邮政、学校、医疗乃至工厂工人等各行各业的职业标识。1937年《铁路员工服制规则》规定员司与工匠均着中山装式制服，仅以颜色区分职级——员司用黄绿色，工匠用深蓝色。陇海铁路局职员合影中，一片整齐的浅色中山装成为现代交通业的早期印象。商务印书馆的实习师生与邮务工会代表合影中，中山装更是知识精英与技术工人的共同职业服装，体现了其跨越阶层的普遍性。

从古代官服到中山装，中国制服完成了全面的符号构建。其一，中山装是民族符号，其立领和对称结构既吸收西式裁剪之功能，又摒弃西装的殖民色彩，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物质化身；其二，中山装是平等符号，上至“国府主席”，下至普通技工皆可穿着，“不会发生阶级观念”，彻底打破了古代官服等级制度，呼应了当时新兴的民权思想；其三，中山装是国货符号，相关条例多强制要求使用国产面料，如“原料以国内产品上青呢、海昌布二种为标准”，将着装行为与“实业救国”运动紧密绑定，扶持了民族纺织业。

03

女性的制服：从学生装到职业装

女性制服的演变折射出社会角色的转变，即从被规训的身体走向自主与专业的表达。

女性的制服，既是身份的象征，也是时代对性别的书写。从近代女学生的文明新装与旗袍，到现代职场中的职业套装，女性制服的演变折射出社会角色的转变，即从被规训的身体走向自主与专业的表达。

近代女性制服中，最早出现的是女学生的制服。它经历了从晚清到抗日战争前的形制变迁，总体上可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1898年，国人兴办的第一所女校——经正女塾在上海诞生，随后，苏州、松江、广东等地纷纷办学。女学生制服最初并未统一，学生多穿家庭常服，形制主要为上衣下裤或上衣下裙，款式保守、宽松，仍延续中式传统袍服特征。1910年，《女学服色章程》颁布，要求“长衫必过膝，其底襟约去地二寸以上，四周均不开衩，袖口及大襟均加以缘，缘宽一寸；棉布及夏布均以本国产为宜；秋冬深蓝，春夏浅蓝”。此时的女生制服庄重朴素，强调女性的端庄形象。

北洋军阀时期，女学生服逐渐走向合体与简洁。1912年的《学校制服规程令》针对中高等教育阶段学生服饰规定，“女学生即以常服为制服”，“寒季用黑色或蓝色，暑季用白色或蓝色，一校不得用两色”。“女学生自中等学校以上着裙，裙用黑色”，这一时期的学生制服形制主要为上衣下裙式，要求学生上穿素色衣袄，下着不带绣文的黑长裙，放弃簪、钏、耳环、戒指等首饰，以淡素取胜。1913年，教育部进一步重申黑裙为学生服。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上衣下裙式女学生制服发展为倒大袖样式，不戴首饰，不用脂粉，色彩素雅，风格简约。上衣下裙式学生制服，上衣为大襟袄衫，衣长较北洋军阀初期缩短至臀上，腰身收紧，下摆为圆形，仍为两边开衩，右衽斜襟，衣领略降低，袖型为敞口袖，袖长缩短，袖口宽阔，下裙为深色大褶裙，裙长不再及地，能够露出双脚和小腿。这种制服整体从保守走向开放。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女学生一方面受西方服饰文化的影响，追求凹凸有致的曲线美，服装腰身更加窄小；另一方面，禁束胸运动也推动了服装向更加合体的方向发展。1929年颁布的《学生制服规程令》规定中高等教育阶段女学生制服为短衫式（上衣下裙式）与长袍式。这一时期的长袍式制服即为改良旗袍，这种旗袍早在20世纪二十年代初就已经出现在女学生身上，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才作为女学生制服。

综观民国时期的女学生制服，有“衣裙式”与“连衫裙”两种。衣裙式即上衣与裙子分离的样式，从形式来说有衣长裙长、衣长裙短、衣短裙长几种；从造型来看主要有大襟、对襟、斜襟几种；下摆有直角、圆角、半圆弧、圆形几种。衣身、袖管在流行的过程中，有宽窄长短的变化，衣领则有高低的不同。这种“衣裙式”是我国女性职业装的主要款式，如今白领女性在职场穿着的衬衫、西裙的装束，即由此发展而来。连衫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连衣裙，在民国时期以旗袍为主。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旗袍已经成为女性的主要着装。穿着旗袍易于搭配，比如搭配披肩、短背心或毛衣等，不同款式、花色的旗袍适用于不同的场合，是20世纪对中国女性影响最大的服装，并享有中国女性“国服”的美誉。

民国时期的职业女性，也多选旗袍和套装作为自己的职业服装。在沿海商埠如上海、广州，洋行女职员、教师、护士等群体往往选择改良旗袍搭配玻璃丝袜和低跟皮鞋，发型多为齐耳短发或波浪卷发，整体造型既保留东方韵致，又透出现代职业女性的干练气质。而政府机关或文化领域的女性则偏好衬衫搭配西装套裙的装束，胸前别一支钢笔，彰显知性魅力。这些着装变化不仅反映了女性社会角色的转变，更成为民国摩登文化的重要视觉符号。

纵观中国制服的发展历程，其演变脉络清晰可见：它发轫于古代森严的礼制等级体系，服饰是区分身份、彰显权力的重要符号；至近代，在西风东渐的浪潮中，中国开始系统地引入和学习西方的职业制服体系，以应对工业化带来的管理需求与社会变革；最终，通过将外来样式与本土文化、思想理念相融合，发展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服饰，实现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建构的飞跃。从“划分等级”到“标识职业”、从“效仿西方”到“确立自我”的演变，不仅是中国制服史的缩影，更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寻求文化身份认同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