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学历=论文筛选器?
从特定角度来看,“不接收本硕一作”似乎存在一定合理性。比如相较研究论文对一作要求更严苛、门槛更高的综述文章,一般需要作者具备相当大的文献阅读量,有出色的总结、分析和评述能力,没有较长时间的学术积累很难做到。
不过,即使是出于对文章质量的要求,这一规定最终展现的仍是拿一作学历当筛选器、脱离论文质量评价的“唯作者论”。不先评价“论文的质量”,反而审视起了“作者的分量”——期刊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规定?
有观点认为,在我国期刊编审人员和版面资源都十分紧张、有限的条件下,直接拒收本硕生论文可能有助于减轻期刊的审稿成本,让期刊编审人员将更多精力投入到那些“平均学术水平较高”“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作者来稿。
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数已超200万人,博硕士研究生在校人数已达388万人,各类学术评价考核催生了大量发文需求;
但在另一边,期刊方面,截至2023年底,我国共有科技期刊5211种(本)、期刊从业人员3.76万人,平均每种期刊工作人员仅7人左右,社科领域各类学术评价考核最看重的CSSCI来源期刊2023年发文量不足7万篇。
据中青报冰点周刊报道,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对165种知名期刊2022—2024年的发文情况调研发现,其中有101种期刊没有刊发过一篇由在读博硕士生独作或一作的论文。
期刊偏好知名学者并不稀奇。今年年初,一学者就因年发30篇C刊论文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不少期刊似乎总是热衷于刊发资深教授、知名学者的论文,因为期刊也面临“被评价”。
“核心期刊”是当前我国期刊评价中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概念,而在国际范围内,SCI、EI、ISTP、SSCI、SCIE等主要检索系统也影响着期刊的办刊思路。以EI(工程索引)数据库为例,其遴选期刊的主要评价内容包括办刊方针、内容质量、期刊引用率等。有期刊就表示“要求第一作者为在读博士生或拥有博士学历”是“由于EI对本刊的要求”。
EI遴选期刊的主要评价内容(图源:Elsevier官网)
“影响因子”是评价期刊、衡量期刊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它的计算方式可以简单概括为A / B,A即某一特定年份前两年该期刊所有论文被引用的次数,B即期刊前两年发表的可引用论文总数。为提高影响因子,学术期刊更有可能倾向于采用已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学者文章,甚至主动约稿,以提高文章被引用的次数。
苏州大学期刊中心主任江波曾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期刊有“引领学术”的职责,有时要以问题为导向,进行选题策划。自由来稿难以完全符合选题要求,需要邀请选题领域内优秀的作者来撰写,才能得到优质稿件。一核心期刊主编也表示:“相比青年学者,资深学者在论文转载、获奖以及影响力等方面更具优势,可以增加期刊的学界影响力和社会声誉度。”
不能让“挂名一作”成为解法
“不接收本硕一作”的一刀切式规定,可能促使学生将导师挂名为一作。
但作者署名顺序本该只关乎作者实质性贡献的多少,“导师挂名一作”不该成为最终解法。
变化:从反对挂名到“以文评文”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其中强调:按照对科研成果的创造性贡献大小据实署名和排序,反对无实质学术贡献者“挂名”,导师、科研项目负责人不得在成果署名、知识产权归属等方面侵占学生、团队成员的合法权益。
2022年,中国科协等八部委发布联合《关于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全面发展联合行动倡议》,其中倡导“亲清”师承关系,破除“圈子”文化,反对导师在学生独立开展的论文、项目和研究中“挂名”。
今年4年,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的学术期刊《天府新论》更直接发布投稿提示:不建议在读硕士生、博士生将导师挂名为第一作者。如导师对于论文有实质性贡献,可署名为第二作者。
图源:《天府新论》
如果一篇文章确由本科生、硕士生主要执笔完成,却因种种规定让导师挂名,学生反而只能退居二作,是漠视论文署名的基本规则。
而相比“挂名一作”这种直观的结果,更多不容易被注意到的灰度空间存在于审稿程序之前:部分论文可能甚至没有修改署名的机会,在论文质量得到公正的评价前就直接被拒稿。
2024年4月,我国首个哲学社会科学预印本平台上线。平台通过“以文评文”,按照论文内容质量进行评价,不考虑论文发表的期刊级别,也不考虑论文作者的身份,对作者没有头衔、职称、资历限制。
论文署名应实事求是,论文评价更应就事论事。
不过,尽管类似的呼吁不绝于耳,真正要做到却很难。
建议:引入“一作+通讯”的署名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曾报道,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宁建议,人文社科期刊借鉴理工科模式采用“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共同署名方式:学生作为第一作者,导师作为通讯作者。
目前,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领域的论文署名差异较大。在自然科学领域,由于科研工作通常以团队合作形式完成,联合署名的情况很常见,而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是比较重要的2个署名。前者是论文的主要完成人,看重劳动贡献;后者是负责与期刊编辑部沟通的个人,负责设计、指导和资助研究,通常是导师、教授或项目负责人等。
但在人文社科领域,由于不少论文投稿更看重理论深度、解释水平与逻辑思辨,依赖学者个人的知识积累和原创思考,没有复杂分工,一般难以看到“通讯作者”一说。
将“一作+通讯”的模式引入人文社科领域,或许能够减少“无贡献挂名一作”的空间,让更多论文、学生的研究工作有机会得到公正评价。但前提是导师确实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比如对学生提供论文指导、经费资助等。而更进一步,人文社科领域的各类考评机制是否能认可通讯作者的价值,也是这一模式能否施行的关键。
但这种做法会不会催生新的问题?也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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