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为何要求日军俘虏脱光，检查其特殊体征

直到1956年10月，最后一批大约1025名关东军被押送回国，才算彻底画上句号。

从1947年开始分批放人，陆续有人回到日本，但到底有多少人回来了，数字一直不整齐——官方说大概47万人被遣返，其余的人有的死在营里，有的从此杳无音信。那些活着回去的人里，很多一回家就把嘴缝上，把那段经历像压箱底的东西一样藏着，不愿意跟邻里亲戚多提。

过去这些事多半是倒过来拼凑出来的。档案慢慢解密，回忆录和口述一个接一个浮出水面，日本社会才开始把零散的碎片串起来：谁回来了、谁没回、谁在修铁路或下矿井时没了下文。苏联方面的统计也有好几种版本，官方数字里有大约5.5万人死亡，算总俘虏的大约一成；有的学者估计6万，也有人给出更高的极端数字。苏联垮了以后，研究资料多了些，可争议还在。

营地的样子并不像官方宣传的那种“安置所”。到1945年底，苏联建了数百个主营和上千个分支，还组织了数百个劳动大队。营地多设在远东、在西伯利亚的荒原地带，四周是铁丝网和木桩，守卫拿着步枪巡逻。那儿的天气极端，冬天能到零下四十度，夏天又是蚊子和泥泞成灾。生活像工厂加监狱的混合体，白天就是干活，晚上睡觉，日子被劳动和饥饿切割得很薄。

工作安排简单粗暴。表面上写着一周六天、每天八小时，可实际常常超过十小时。干的活都是又苦又危险：挖煤、伐木、修铁路、种田、盖工事。矿井里据说有额外的300克面包作为“奖励”，但那点面包换不回安全。吃的很单调，黑面包、稀稀的粥和土豆，热量根本供不上体力消耗，慢慢地营养不良成了常态。

分配活儿有个很丑陋的流程：体格检查。方法粗糙，军医很多是女护士，让俘虏脱光衣服，徒手去掐、去摸，看屁股、摸腹部，捏一捏皮肤、掂量肌肉厚度。屁股肉多、肌肉结实的就被判定能上重活，被分到第一档；瘦弱的被归到轻活或免活组。这样的分法看着野蛮，但在物资和人力都匮乏的情况下，管理者就用最省事的办法去判断谁能干活。体检不是一次性的，通常每四十天左右要复查一次，根据需要也会调整。档次一般分四档，顶级按定额算100%，其次80%、60%，最末一档则被当成病弱，负担小甚至不干活。幸存者提到把屁股大小当指标，成了一种羞辱。

押运的路线从东北开始，苏军进得快，坦克和炮火压垮了分散的守军。关东军名义上曾号称百万，但主力早被抽调到别处，留下的多是老兵和补充兵，实际人数估计约七十万。大量人被俘，分批用铁路、卡车押运，车程动辄上千公里。车厢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吃的不过是面包和一碗汤，很多人在路上就开始病倒。到苏联境内后，先把军衔武器剥离，军官和情报人员被单独挑走，剩下的人被直接编进劳动体系。

苏联这样做有很现实的考虑。战争让他们损失巨大，据说人口和劳动力缺口在千万级别，急需人手去修路、开矿、恢复工厂。把俘虏当成劳力，既解决人手问题，也能把占领区的设施接管过来。管理上也很务实：医疗点稀少，药品短缺，传染病在营里传播迅速。浮肿、肺病和各种传染病常见。死亡在1945年冬到1946年初达到高峰：官方记录说1945年12月一个月里有三千多人死，1946年2月又超过三千五百人。冻土干硬，挖墓难，很多人就地埋了，有时尸体被同伴剥了衣服换取食物，场面惨烈。

这种劳动分化带来的是命运分化。被分进第一档的，通常是身体最壮的那批人，俗话说的“屁股大的”，他们大多被派到最重最危险的岗位上，像是在矿井里搬运、在铁路工地顶着风雪干活。那些被判定为病弱的，反倒被隔离起来，有时能活得久一点，但并不代表安全——营地里病房本就有限，药品也少，病人很多时候只能靠着身体硬扛。管理层对人命的计算，是按产出算的，哪怕代价就是人的健康和性命。

埋葬和死亡的处理方式，也折射出当时的现实。冻土让挖墓变成折磨，很多遗体被就地埋或弃置野外，有时成堆的遗体就被埋在浅坑里。活着的人常常要在极端条件下继续干活，同时还得面对亲友或战友被带走再也没见到的事实。那些能回到日本的人，有的后来在家乡过着很平静的生活，像什么事没发生过，但更多的人选择沉默，不愿把这段经历再拿出来晾晒。回忆里常常夹着那种压抑的鸡血味，既是躯体的疲惫，也是心灵的负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