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重上井冈山的警世之言：包产到户一变，中国根基将动摇？我们如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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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为何对包产到户如此反感？通过几个说话，咱们如何理解呢？或许我们都狭隘了吧！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必须时刻面对内外双重压力，特别是内部有可能在新形势下出现新问题的压力，教员常常提醒党内党外的同志：

“我们有可能失败!”

1965年，教员重上井冈山，5月25日在茨坪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等下山时，他大声地对要下山的人说：

“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表面上看，教员关于”失败”的忧虑往往指向的是”两极分化”和”三大差别”，

前者是需要克服的对象，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然可能出现新的等级制度；

后者则更是力图消灭的对象，但在物质条件的限制下不仅谈不上”消灭”，缩小差别也难以做到，反而有日益增大的趋势。

早在1958年，教员就提出过废除工资制的建议：

“搞供给制，共产主义生活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就不行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来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智力劳动者工资高，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将来坐汽车要不要分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人、体弱者可以照顾一下，其余就不分等级了。我们的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从几万人增加到几百万人，一直到解放初期大致过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革命战争年代的”供给制”作为一种”精神”来倡导很有必要，但要完全取代”工资制”则很困难，教员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有”一部分”的”资产阶级法权”“是要保留的，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

一部分是赎买性的，如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保留高薪制”，既然现实还需要保留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那么为了限制它的影响力，就有必要对另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和破坏，也即通过密切党、干部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强调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同甘共苦、鱼水情深的关系，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破坏”等级制度”、“特权阶层”和”官僚主义”

“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

破了又生，生了又破。解放后，不利用供给制的长处，改行工资制，1953年不改也不行，因为解放区工作人员占少数，因为工人阶级也是工资制，因为新增加的人多，他们是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的，要他们改供给制，不容易，那时让一步是必要的，但有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闹级别，闹待遇。

这些也让步，就不对了。经过整风，这股风降下来了。这种不平等的干群关系猫鼠关系或父子关系，必须破除，这个关系完全不必要”。

因此，教员的”失败论”实际上联系着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在生产资料社会化并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之后—即作为”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被摧毁之后——-阶级和阶级斗争如何能存在。

当时，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原因被解释为两个方面：

第一是旧社会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和他们意识形态的影响：

其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被定义为资本主义的”代表”或”代理人”。

“走资派”的定义似乎很好理解，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会出现”新生的资产阶级”或”新资产阶级”呢?这就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寻找”资产阶级”的基础。

更具体地说，这个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法权”的继续存在。

教员在使用”资产阶级法权”这一概念时，没有拘泥于马克思的原意。他结合当时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把握，特别是由此产生的”危机感”，将马克思提出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赋予了新的内涵，也就是将原来仅仅局限在”分配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扩展到”人与人的关系”领域。

这一扩展意味着所有制问题解决之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是不断变革社会生产关系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