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女巫”安吉拉·卡特：“永远别相信讲故事的人，相信故事”

《删除咒骂》

作者：[英]安吉拉·卡特

译者：晓风

版本：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

2025年10月

我在自己的圈子里是出了名地爱爆粗口。这是个常见的矛盾现象——那温言细语的中年英格兰淑女，一被激怒就破口大骂。这要怪我的父亲，他既非英格兰人也非绅士，而是个苏格兰记者，他传给了我粗俗的语言和对印刷品的喜爱，因此在过去的十五年多时间里，他的女儿一直坚持撰写书评，又一直煞费苦心地用蓝笔画去她的本能反应（“烂透了”“真他妈烂”），以便给出更均衡而客观的评价。

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1940—1992），英国著名女作家，其作品混合魔幻现实主义、女性主义、哥特式及黑暗系童话，想象奇异诡谲。她曾于1969年获毛姆奖，1983年担任布克奖评委，被《时代》周刊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作家之一。

父亲的床边有一柜子企鹅经典文学译本。荷马、修昔底德、阿普列乌斯。母亲更偏好鲍斯韦尔和佩皮斯——她热爱流言蜚语，尤其是古代的流言蜚语，但她不信任小说，因为她相信小说给人一种不切实际的世界观。有一次，她抓到我读一本长篇小说，训斥道：“别让我逮到你再犯，想想艾玛·包法利身上发生的事吧。”父母都在十五岁那年离开学校，他们是最后一代脑子里对书报充满好奇的人。

在中世纪道德剧《世人》（Everyman）中，“知识”说：“世人，吾当与汝同行，为汝导引，于汝急需之时与汝相依。”老版世人书库的出版物就将这句话印在封面内侧，这是他们的标语。（恢复出版的世人书库欣然采用了同一句标语。）我还记得另一句标语是“一本好书是一位大师珍贵的血脉”，或类似的意思。我们吃饭时也摊开书本。在每顿饭的间隙，尤其是食物定量配给时期，母亲喜欢读烹饪书。上学时，我们是班上唯一家里没有电视机的人。父亲退休后，他们终于有了一台，据说是给他看新闻用的。此后就一发而不可收了。

尽管我与书相伴成长，成年后也长时间泡在书堆里，以写书为生，还很享受写作书评，但我能镇定地想象那个日益逼近的科幻小说般的未来世界，在那里，信息和叙事愉悦感通过电子途径传播，而书会成为古雅的、文物收藏式的小众爱好。然而我对自己说：这可不会发生在我的时代。书到底只是思想的载体——像瓶子一样；重要的是书的内容。话虽如此，但我得承认自己对书，对它们的触感、它们的气味抱有一种类似崇拜的态度。但不管怎么说，写作一事尚未存在时，人们就对彼此讲故事，教会彼此事物的名称，猜测万物的意义（很少得出什么结论），谈论动物习性，创作菜谱，他们无疑会继续这么做，因为真正重要的是叙事。

所有的书都包含叙事，连烹饪书和汽车维修手册也一样。叙事是用语言写下的，却是在时间中形成的（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当作家们创造一种让故事在其中展开的时间时，他们都在创造一种仿制时间，也在与我们的时间、读者的时间，即读故事所需的时间玩一种复杂的游戏。一个好作家能让你相信时间是静止的。

然而哪怕作家忍住不谈论死亡，死亡也依然是一切故事的终点，也是我们的时间终止之处。山鲁佐德知道这点，因而她不停地从上一个故事里编出新的故事，绝对不到能说“这就是结局”的地步。因为它本可能就是结局。我们如走钢丝艺人般沿着故事线行进。那就是我们的生活。

但又不止于此。巴厘人在做好尸体下葬的准备后，会开展一场马拉松式的朗读会。他们从民间故事集中选取一些来高声朗读，不停歇地读，一天二十四小时，连读好几天，以便驱赶魔鬼：

魔鬼会在人死后不久的虚弱期占有灵魂，但故事能赶走他们。如同中式套盒和英式树篱，故事内部也有故事，你进入其中一个就会遇上另一个，每次转弯都从一个情节转到另一个情节，直到最后，你到达叙事空间的核心，相当于这户人家内院的尸体所在之处。魔鬼无法进入这个空间，因为他们不会转弯。他们的脑袋无助地撞上读者创造的叙事迷宫，所以阅读提供了一种防御工事……它造出语词之墙，这墙起着干扰无线电波的作用。它不是在逗乐、指导、完善或帮人打发时间：凭借叠成瓦状的层层叙事和刺耳的杂音，它护卫了灵魂。

这足以说明叙事的重要性，也应当解释了为何这本书绝大部分文章是在探讨形式至纯的故事，也就是说探讨虚构的故事，以及作家用来消解终结之必然性，用来驱赶魔鬼、使其永远不得靠近的技巧。

不过，别以为我不喜欢真正的小说，那种其中人物会喝茶和通奸的小说——我确实喜欢小说！真的！全然不顾母亲的警告。但如果一个滑稽女佣干扰了一部真小说的情节发展，我会将这本书砸到墙上并口出秽语，因为关于她的创造者如何看待这个世界，这类滑稽女佣的存在透露了太多信息，超过了我想了解的。

因为所有虚构、所有种类的写作其实都存在于几个不同的层面。D.H.劳伦斯说，“永远别相信讲故事的人，相信故事”，他是对的，即便他不希望他的故事遭到如此对待。如果你细心阅读，故事能告诉你的就会超过作家所知道的，还往往大大超过他们愿意暴露的。故事会无意间说出作家认为重要的事物和人，以及最关键的——为什么。称之为弦外之音吧。

我并不认为作家（哪怕是伟大的作家）是先知或圣人，或弥赛亚式的人物。写作是一项孤独的案头工作，而在某个11月的下午五点左右，你已经一整天见不着任何人了，这时一点自大狂妄想倒可以聊作慰藉。不过，我在这本书里写到的一两个人确有弥赛亚式的抱负，而且我是支持自命不凡的；此外，我很高兴伊恩·辛克莱为把玛格丽特·撒切尔拉下台出了一份力。但在我看来，那并非先知的天赋，而是时代在通过某些作家发光，让我们以为他们比我们看得更清楚，实际上却是他们让我们看得更清楚。称这类作家为预言家、先知，是一种简略的表达。我想自己还会把约翰·伯格和威廉·巴勒斯划入这一类，大概还要加上J. G. 巴拉德，克里斯蒂娜·斯特德当然也是。

除此之外，我想写的是给我带来乐趣的作家。愉悦一贯受到英国媒体的批评。我支持愉悦。我希望周围能有更多乐子。我也喜欢争论。在本书的几篇文章中，还有一种强烈的怒气在驱动。没有争论的一天，就像不放盐的鸡蛋一般寡淡。

我将这十五年间写作的大量书评根据不同的兴趣点划分为几个部分。讲故事，是的。食物和食物的符号学。我的国家，这个后帝国主义时期乱糟糟的英国，既不同于我童年时艾德礼治下朴素庄严、平等主义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也不同于我刚成年时狂欢的六十年代，而是粗声喧闹着，比以往阴森得多。还有关于美国（Amerika）的部分。请注意，我用了卡夫卡的拼写作为这部分的标题。

和我这代大多数欧洲人一样，我的血液中流淌着北美洲。这始于战争刚结束时我们收到的食物包裹；始于包着坚果的黏糊糊的美式糖果；始于那些桃子罐头，里面的每片“半桃”都是浑圆、结实而金灿灿的；始于诸如硅胶胸的人造材料（我要是当时知道就好了）。我的记忆可能不尽准确，不过我还记得其中混着《魅力》（Glamour）、《小姐》（Mademoiselle）和《十七岁》（Seventeen）等杂志，让我看见一个如卡通片《乐一通》（Loony Tunes）般色彩斑斓的平面世界，上面永远是牙口健康的人在咧嘴笑，吃着莫名其妙的食物——汉堡、热狗、薯条，还有青少年、波比袜和鞍脊鞋。

那曾是个明媚而单纯的战后艾森豪威尔乌托邦，直到波普艺术诞生，我才与之重逢——那时我已意识到它从头至尾就是场邪恶的骗局。

然而是电影将美国注入了我的静脉，对于会深情回忆起1968年的整整一代人来说都是如此。似乎在五十年代末期，当我开始频繁走进电影院时，好莱坞已经殖民了全世界的想象力，将我们全变成美国人。我怨恨它，为它目眩神迷。

如今它依然如此——美国历史那宏大的悲剧，二十世纪的超级奇观，那个通过艺术来构建自我并不断重构自我的国家。我曾在美国中西部生活，那里的氛围如田园牧歌般淳朴，土地许下了无尽的诺言；我也曾在纽约上州居住，在世界上最美的哈德逊河上游地带，此外还有别的地方，不过没有产生那么强烈的感情。想到美国，我感到既敬畏又悲伤，这个国家从未背弃过镌刻在自由女神像上的诺言……却又搞砸了那么多事。

因此，有一部分是关于美国的。又因为我的生命很大程度上是由我的性别塑造的，本书有一部分题为“微小的差异”。许多年间，我被人告知应该怎么想，怎么管好自己，怎么写作，甚至由于我是个女人，男人们认为自己有权告诉我如何感受，但后来我不听他们的话，试图自己弄清楚，而他们还是不住嘴。哦，天啊。于是我开始还嘴。听上去真简单啊，甚至可能太过简单了，然而这是真的。

我用一篇关于（在都柏林的）詹姆斯·乔伊斯的小文作结，因为对于任何英语作家而言，二十世纪都始于1904年6月16日，即布鲁姆日，而且没有结束的迹象。

这些文章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因为直到三十五岁彻底成熟前，我都没有写过严肃的评论；那时我的口味差不多定型了，我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但不时会出现令我大为惊异的新事物，现在也一样。虽说时间线不连贯，口味却是稳定的。这些年，我没怎么变。也许现在用的形容词更少，心地也更善良了。

原文作者/安吉拉·卡特

摘编/张进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