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之九鼎到底有多重，它最后到底消失去了哪里？

《春秋大变局》节选（32） 主笔：朱晖（闲乐生）

春秋中期，楚国空前强大，楚庄王兵发洛邑，问鼎轻重。不料周室却派来使臣，对庄王说什么统治天下“在德不在鼎”，周室有德，故你楚人不能觊觎。

楚庄王听罢，却感觉相当可笑，周自懿王以来，止谤禁言，不修德政，王室争斗，内乱频仍，至东迁后更甚，齐桓公时有王子颓之乱，晋文公之时有王子带之乱，几任天子带头的破坏周礼，践踏宗法，礼崩乐坏，昏聩不仁，还好意思说啥“在德不在鼎”？

总之，这周室早就无药可救了，不仅周王，就连卿大夫也大多结党营私，腐化堕落，尸位素餐，贤臣凋零，只有几个伶牙俐齿之徒，而无一军政之才，全靠强国之间的势力均衡才得以苟延残喘，还好意思夸口德政，夸口天命？于是楚庄王大笑：“不就是九个破鼎嘛，将楚国士兵长戟上的小尖钩折下来，就足够铸成九鼎了！有啥了不起的！”

周室说其九鼎乃传自夏朝大禹，其实按照现代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夏鼎的个头儿可能还真很小。我国最早的青铜器，是在甘肃东林乡出土的青铜刀，年代约当公元前2740年。而最早的铜制空腔器物，则发现于号称尧都的陶寺遗址（2600BC-2000BC），但都是铜铃之类的小器物（注1）。另外在号称禹都阳城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则发现了一件青铜容器的腹部或袋状足的残片，年代为公元前2050年～前1994年之间，应是东亚大陆现知最早的复合范铸造法（块范法）制作的青铜容器。但直到号称夏都的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公元前1600年左右，人们才发现了一些比较成熟的成套青铜礼容器，但都是一些酒爵，并没有发现铜鼎（注2）。大禹时候是否有青铜鼎，不好下断语，即使有，恐怕也很小（注3）。如果真要做大鼎，恐怕只可能是大型陶器鼎，就如同龙山文明遗址中发现的大型陶器那样。

所以，周王室收藏的青铜九鼎可能是周初时根据夏陶鼎仿制的，但即便如此，楚庄王时楚国的青铜产量和铸造工艺也领先了周初五百年，都不知道先进多少了！事实上，楚庄王说只要销毁长戟上的刃尖就足够铸成九鼎了，那还是保守说法 。受喜马拉雅山和燕山两个造山运动的影响，中国地质史上，南方火成岩活动特别强烈，因而形成了长江沿岸特别丰富的铜矿带。而在黄河流域，铜矿资源远比长江流域稀缺，而且经过夏商周三代上千年的铜器铸造，北方的地表铜矿已经差不多被开采殆尽了，如今南方的楚国，才是天下最大的产铜国。

考古也发现，至少从商代开始，中原铜原料的主要供应区域就是沿长江铜矿带（注4），这些古铜矿基本都集中在长江上游与中游的分界点东西两侧，包括时代最早的瑞昌铜岭商周铜矿（注5），以及先秦规模最大的铜绿山铜矿（注6），还有号称“中国古铜都”的安徽铜陵的铜矿。事实上，随着中条山浅层矿产已开采殆尽，在西周晚期之后，就连晋国也不得不用山西盐池的大量盐资源，向楚国交易铜料（注7）。西周末年“楚公逆”钟铭文亦显示，楚公逆（熊咢）祭祀祖先及四方社稷之神，南方部族“纳享”了九万钧赤金（合今675吨），制作了百肆（列）钟。1978发现的随州曾侯乙墓中数量庞大的精美铜器，更证明了楚国青铜器产量与生产技术之发达，远在中原之上。粗略计算，墓中六千多件青铜制品总重量至少超过12吨，需要一百多吨矿石，其中的曾侯乙尊盘，更是整个世界历史上最精美的青铜器（没有之一）。张宏杰甚至表示，在春秋中期以后，中国大地上，体量最庞大和造型最精美的青铜器，几乎都出于楚国故地；楚国在青铜器方面取得的艺术和技术成就，达到了其他中原国家难以企及的高度（注8）。

当然，陈兵示威问鼎中原的目的既已达到，楚庄王也就不再纠缠，很快撤兵回国了。楚人现身周畿、问鼎轻重，是我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楚国已进入空前强盛时代。不少后世史家却对此颇多微词。直到清朝还有人说“春秋大患在楚”，“罪莫大于观兵问鼎”，楚之胜者，则是“天下大事去矣”（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其实庄王问鼎中原的目的并非真有取周代之的野心，至少在春秋时期，统一条件远没有成熟。所以庄王问鼎，不过是意在显示楚有席卷中原、称霸天下的实力，尤其是要展示楚国的先进武器和战略物资——铜兵器与铜资源，并试探晋国等中原诸侯的反应，并不是真的要夺鼎侵周。楚庄王这人是个怪才，而楚国又长期脱离于华夏系统之外，这就使得他的称霸途径必然与齐桓晋文截然不同，看起来天马行空，肆意汪洋，满身邪气，不走寻常路。

当然，庄王问鼎之后，楚人对周室的九鼎就有了执念，春秋末年楚灵王又欲向周“求鼎以为分”，虽然最后没实施，却也再次显示了楚人“志小天下”的气魄。后来到了战国时代，秦国又强大了，也学着楚人对九鼎起了觊觎之心，公元前308年，野心勃勃的秦武王对自己的大臣们说：“寡人此生理想，便是开一条路直达洛阳，看一看周王的都城，若能实现，死而无憾。”于是第二年，武王攻占了挡在秦国面前的韩地宜阳，杀韩兵六万人。渡过黄河，在武遂筑城，直逼洛邑。这时候的周室比之春秋时已更加衰微了，可怜的周赧王便只好任由武王直入周太庙之内观看九鼎。这个秦武王年少骁勇，业余爱好就是和人摔角举重什么的。他手下有知名的三个大力士，叫孟贲、乌获、任鄙，也跟着他一起到了洛邑。其中，孟贲又名孟说，水行不避蛟龙，陆行不避虎犀，能生拔牛角，尤为勇猛。秦武王一看见传世巨宝九龙神鼎，兴致大发，便借此机会与孟贲比试举鼎，从前庄王问鼎不成，武王就干脆自己举，这样总能知道有多重了吧！

于是，这位年少好强的武王，抓住九鼎之中的代表秦国的雍州之鼎猛地举了起来，正在得意,突然力尽失手，砸断了膝盖骨。结果秦武王流血过多，不治而死。无辜的孟贲也因此获罪，被诛杀九族。

这样又过了十几年，战国七雄只剩下齐秦两国最为强大，他们为了得到九鼎，展开激烈的争夺。秦王率兵试图夺鼎时，由于齐国的干预给顶了回去；接着，野心膨胀的齐王又图谋九鼎，被周王使臣颜率以智慧说服（《战国策·东周策》）。其后到了战国末年，九鼎竟然下落不明了。《史记·秦本纪》上说公元前255年（秦昭襄王52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而《史记·封禅书》上却说：“秦灭周，周之九鼎入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可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又说：“周赧王19年（公元前296年），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飞入泗水，余八入于秦中。”那么九鼎究竟是入了秦，还是全遗失在了泗水，或是只有一鼎遗失，都已无从考究了。

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泰山封禅后，“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在汉代的画像石刻中，“泗水取鼎图”足有二三十种之多——两岸的士兵和役夫，已经将鼎从泗水中拉起，一只黑龙从泗水中飞起，咬断了绳索，士兵和役夫跌倒，周鼎重又沉入泗水之中（注9）。

秦朝灭亡之后，史书上就再也没有记载过九鼎的下落了。有传说认为九鼎其实早在周赧王的时候，就已经被债台高筑的赧王熔化变卖了。也有人认为九鼎是在秦朝灭亡的时候毁于兵祸之中。总之这东西失踪了。如今两千多年过去，现如今要想再解开这个千古之谜，恐怕机会更是渺茫，不过青铜造的东西不易毁坏，秦人丢失的重宝，总还深埋在中国大地不知哪个角落里，说不定还有大白于天下的时候。

注1：何驽在陶寺的陶壶上发现了带有被其释读为“文尧”字样的朱书文字，何驽认为此二字意为“尊贵的祖先尧”，从而将其认定为尧都。参阅何驽：《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陶寺遗址目前只发现了4种小件铜器，分别是铜铃、粘合在玉璧上的齿轮形器、铜环，以及看不太出来原本是什么的铜残片；时代均属陶寺晚期。这四件铜器都不是出自陶寺王一级别的墓中，显然并非重要的礼器。

注2：关于中国这些早期青铜器的发展史，可参阅许宏：《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出版，23-131页。

注3：中国发现最早的青铜鼎，出土于偃师二里头遗址V区，属二里头文化四期（1560BC-1520BC），这也是二里头遗址唯一出土的一件青铜鼎。这件“华夏第一鼎”通高20厘米、口径15.3厘米、底径10厘米，腹饰一周带状网络纹，器壁很薄，厚度只有1.5毫米（可见当时铜矿开采难度还很大，铜料很珍贵），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注4：刘莉与陈星灿经过研究发现，从二里岗上层时期（1500BC-1400BC）开始，商朝就经常派遣封臣来到鄂东南铜矿区，与当地扬越部族合作共赢，共同开发长江周边铜矿资源，共享青铜产业利益（氏著《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1974年发现的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其各种铜器、陶器、建筑风格都与郑州商朝都城遗址的相同，堪称其四十倍缩小模型，其中好几处铸铜遗迹（但只铸块不铸器），亦显示其不仅是商王朝南下的直辖军事基地，而且是有独立青铜器铸造的地方中心与南方物资集散地——在距盘龙城不远的云梦王家山、江陵荆南寺、岳阳铜鼓山也发现了一些带有铸铜遗迹的商人小哨堡，规模远不及盘龙城大，很可能是为了保障矿产资源运输线而建立的次一级的军事据点。另外，在湖南宁乡发现的著名的四羊方尊，也是周初北方商族的一支南迁至此所铸造的青铜瑰宝。另外，根据西周的铭文，取得“南金”正是周朝“汉阳诸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只可惜在春秋初期这些小国就已被楚灭光了。

注5：铜岭古铜矿遗址开采的最早年代为商代中期，且至迟在商后期，便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地压管理、掘进、提升、运输、通风、排水、照明等坑采系统；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上古露采坑、矿井、巷道、选矿厂、工棚等百余处。不仅如此，在瑞昌铜岭古铜矿遗址周边赣江沿线，还有瑞昌檀树咀、九江县神墩、湖口县下石钟山、德安城家墩、新余石家山、清江吴城等商代遗址。何介钧认为：“商人以盘龙城为基地，二里岗下层时期即沿江而下，过鄱阳，大举南进，并在清江吴城建立了强大的据点，用以防止周围越人的侵袭，保卫商人至关重要的铜矿开采。”（氏著《试论湖南出土商代青铜器及南方传播的几个问题》）

注6：大冶铜绿山矿区今仍为全国六大铜基地之一，其铜矿储量大，品位高，埋藏浅，易于开采。考古判断其古矿开采年代始于夏代早期，遗址面积约2平方公里，从已经发掘的10923平方米中，发现商周至西汉采矿井（盲）302口，平（斜）巷128条，可以说是密如蛛网，仿佛地底迷宫，非常壮观。该遗址表明，至迟春秋时期的采矿工匠，已经采用木材制成方形框架作为井巷的支护，保证从距离地表最深达64米处提出矿石（湖南麻阳战国古铜矿还有深入地中达400米的），深入潜水位下8-10米。而其遗留的炼铜炉渣，更达到恐怖的40万吨以上。研究还发现，殷墟妇好墓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就与大冶铜绿山数据比较接近，其部分矿料可能来自大冶铜绿山或邻近地区。可参阅刘诗中、卢本珊：《江西铜陵铜矿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考古学报》1998年第四期。

注7：据北宋时期出土于陕西韩城的晋姜鼎铭文记载，晋国曾运输千辆“卤积”至西周邻近楚地的官市“繁阳榷”（位于今河南新蔡东北，乃周王驻蔡国对南方交易中心），与楚国交易“吉金”。另外黎海超、崔剑锋运用科技分析方法，也证实了至少在西周晚期到春秋初年晋国所用铜料有部分源于与楚国的贸易（氏著《试论晋、楚间的铜料流通——科技、铭文与考古遗存的综合研究》）。另据国土资源部发布的《2014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我国铜生产地集中在华东地区，该地区铜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51.84%，其中安徽、江西两省产量约占30%。而山西铜矿资源只占全国铜储量的5.7%，且集中在中条山地区。

注8：参阅张宏杰：《楚国兴亡史——华夏文明的开拓与融合》，2023年，天地出版社，193页。

注9：个人以为，九鼎失于泗水之事并不可信，《史记》只拿它当做传言，并未确实记载此事，况且九鼎由周都运抵秦都的路线也不经过泗水，怎么会沦没其中？要么，因“宋太丘社亡”而沦没于泗水的鼎，乃宋人继承殷人的商鼎祭器，而非周之九鼎；要么，这个故事就是汉初之人编造出来的，盖汉高祖刘邦曾是泗水亭长，那么周鼎失踪在他辖下，岂不天命所归？汉文帝汉武帝在位期间多次寻觅周鼎，目的也是为了树立自己统治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