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同时被捕，妻子宁死不屈丈夫叛变投敌！叛徒李文祥的叛变逻辑

1948年4月22日晚，因为地下党重庆市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刘国定被捕后叛变，导致地下党重庆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和其妻子熊咏晖被特务抓捕，在随后而来的严刑拷打中，这对夫妻经受住了考验，哪怕面对曾经的上级刘国定的劝降，李文祥和熊咏晖均不为所动——李文祥大骂刘国定无耻，而熊咏晖则很干脆的将一口浓痰啐在了刘国定的脸上——

白公馆监狱问讯室的刑具

见两人死硬不招，特务们一时间也没有别的什么好的办法，于是将李文祥上重枷后关入白公馆监狱，与陈然（被捕前系地下党主办的《挺进报》特支书记）、罗广斌（被捕前是秀山县理化教师，系）等人同关一室，而熊咏晖则被投入渣滓洞监狱。

时年26岁的巴县人李文祥此时是一个拥有9年党龄的老党员（1939年入党），先后担任江北县委书记、巴县特支委员，1947年10月调任重庆市工作委员会书记，于是李文祥带着妻子熊咏晖从巴县来到重庆，先是在南（川）涪（陵）工委委员刘渝明（原巴县特支书记）在百子巷的家中以业余戏剧工作者的名义住了一段时间，后来搬到上清寺茶社楼上。

4月11日，李文祥在刘渝明处得知他的直接上级刘国定被捕，而刘国定知晓李文祥的住处，按照地下党的工作原则，李文祥应该立即转移，但李文祥夫妇不知什么原因没有转移，导致夫妇俩在1948年4月22日晚上被叛徒李忠良带领特务堵在了上清寺茶社中，束手就擒。

根据白公馆幸存者罗广斌回忆，李文祥态度的转变源于特务们拿他的妻子熊咏晖的生命作为威胁，每次提审李文祥，都会把熊咏晖从渣滓洞监狱女牢中提出来，当面威胁李文祥说：“再不招。她就得死”。而熊咏晖表现得却极为坚强，告诉李文祥不要担心她，要坚定信念和敌人斗争下去。

但是这么几次下来，李文祥的信念却被摧垮，一次结束“提审”回到牢房时，竟当着陈然和罗广斌等人的面痛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入党快十年，当书记负责地下工作，苦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盼到革命要胜利了，但自己被捕人狱，还连累老婆一起被关。现实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不谈情况，不交代，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拉出去给杀了！要是交代了组织情况就成了革命的叛徒......为什么对我这样残酷呀！”

面对李文祥的动摇和消沉，陈然和罗广斌等人忧心忡忡，多次对李文祥进行思想开导，教育帮助，然而李文祥却根本听不进去，继续沉寂在自己的消沉中不能自拔。

陈然烈士

李文祥的变化被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看在眼中，他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李文祥的弱点，那就是他的妻子熊咏晖。于是，他和渣滓洞监狱看守长徐贵林交涉后，定期将熊咏晖从渣滓洞提到白公馆和李文祥见面，通过夫妻感情继续摧垮李文祥所剩无几的理智。

1948年12月16日的一次会面前，杨进兴故意对李文祥说：“有什么要说的话都说完，这是你和你太太最后一次见面了。”

当晚回到监室后，李文祥精神恍惚，一直自言自语着：“他们要杀我了，真的要杀我了！”

就这么神经兮兮的叨叨了一阵后，李文祥忽然说：“我要去自首！”

顿时让陈然、罗广斌等人大惊失色，众人连忙对李文祥进行规劝，然而李文祥这回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叛变，最后陈然对李文祥怒喝道：“你要是去自首，我就跳楼自杀！”

白公馆监狱牢房

白公馆监狱主楼

然而李文祥却回道：“他们不会让你跳的，再说这是二楼，你跳下去也死不掉，现在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就要胜利了，几个叛徒不会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的，但我不能在胜利前死掉。”

12月22日，李文祥利用放风的机会溜进了杨进兴的办公室，要求“自首”和“交代问题”。杨进兴大喜过望，立即打报告给上司——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邀功请赏。

杨进兴

徐远举

在得到杨进兴关于“G党重庆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要求自首”的报告后，徐远举也是喜不自胜，立即亲自赶到白公馆杨进兴的办公室“亲审”李文祥，而此时已经决定将灵魂出卖给魔鬼的李文祥则毫不犹豫的将自己掌握的十六名重庆地下党员写成名单交给了徐远举。他们分别是：何柏梁、李温如、李光普、张金声（李思源）、胡子湘、周永林、陈为贤、曾咏曦（何柏梁的妻子）、程谦谋、曹学惠、周立翔、王为民、刘志俊、杜文博、宋廉嗣和“老伍”。

在得到这份名单后，徐远举立即安排人手实施抓捕行动，但统统扑空，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陈然在确定李文祥肯定要叛变后，立即将这一重要情报告知了已经被自己策反的白公馆看守班长杨钦典，杨钦典通过“串门”的机会将之传递给了已经被策反的渣滓洞监狱女牢看守黄茂才（黄茂才的故事请看本厂长迟来28年的清白终于到来了，被“江姐”们策反的“蓝先生”的故事一文），由黄茂才告知了女牢中的胡其芬（被捕前系重庆地下工委的妇委书记，牺牲于11.27大屠杀中）。

杨钦典

黄茂才

胡其芬烈士

胡其芬随即通过装病（其实也不是装，胡其芬本身就有心脏病）就医，趁机将这一情报传递给了已经被策反的渣滓洞分诊所所长刘石人：“有一人在狱中背叛了我们，咬了外面的几个朋友，我们必须尽快将这封信送出去。”

12月18日一早，刘石人就将信送到重庆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济民妇产科医院，亲手交给了院长——地下党员罗叔章（当时公开的化名叫朱宝翠），罗叔章接信后立即通知相关同志转移。因此，让徐远举在12月22日夜布置的抓捕扑空。

刘石人

罗叔章

当然，其中也有自己发现情况不对头自行转移的，地下党中共重庆统战工作组成员周永林就是其中一例。当时周永林的公开身份是均益公司总务主任兼地产部经理，李文祥是他的直接上级，由于两人是单线联系，所以罗叔章当时并没有通知到他转移。12月22日傍晚，前来“踩点”的特务引起了均益公司职员的怀疑并及时通知周永林，使得周永林在特务“收网”前及时从公司后门转移，连夜逃往内江躲避，躲过一劫。

周永林

事后周永林是这样回忆的：“那晚，老板还在加班，我也陪同在旁。老板的‘长随’（即跟班仆役）王道生突然跑上楼跟我说：楼下有人打听我在不在，说要在我手上买房子。王道生一看那人神色不对，又一想，天都黑了买什么房子，肯定不对头，于是就谎称我已经走了好久了。我一听不对头，肯定是出事了，于是马上从后门离开公司，连夜避难到了内江……”

但是特务们在此后继续在各抓捕地点留人埋伏搞守株待兔，1949年初，少部分以为“风声”过去的同志回到原住处，结果被埋伏了一个月的特务抓获，其中就包括何柏梁、曾咏曦、程谦谋和“老伍”。其中除了曾咏曦被刘石人开了患有肛瘘的外出就医证明，成功“保外就医”外，何柏梁、程谦谋和“老伍”最终牺牲在11.27大屠杀中。

何柏梁烈士

程谦谋烈士

由于供出了十六名同志，李文祥被徐远举拉入了保密局，授了个“上尉”军衔，彻底成了特务。

在得知李文祥叛变后，被关在渣滓洞监狱女牢中的熊咏晖悲愤莫名，当即写了一封公开信，表示：“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他已叛变，我就和他一刀两断……”

罗广斌在新中国成立后在提交的《狱中报告》里写道：“……李文祥叛变，各室开了检讨会，又写出大量慰问函件、诗、文给李妻熊咏辉，鼓励她、支持她。后来她明确表示不会叛变，而且以后要和李离婚。一方面是熊的坚持，另一方面，集体打气，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最终，熊咏晖在11.27大屠杀中惨死于渣滓洞监狱。

11.27大屠杀

重庆解放前夕，白公馆、渣滓洞的特务们在实施了11.27大屠杀后作鸟兽散，并没有带上已经毫无价值的李文祥。

重庆解放后李文祥隐姓埋名四处躲藏了一年左右，但在新中国当时那种“全民抓特务、人人找叛徒”的社会大环境下，已经是丧家之犬的李文祥根本无处藏身，只好在1950年11月被迫向重庆市公安局投案自首。

面对审讯，李文祥对自己叛变革命，出卖同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他在此时此刻却依旧在试图为他的叛变行为狡辩：“苦了这么多年，眼看要胜利了，自己却看不到胜利，那太惨了！而二处要我选择的又是这样尖锐的两条路，不是参加特务的工作，就是枪毙。我只有从自己来打算了……”

这套无耻嘴脸直接把负责审讯他的民警给气笑了，他们直接将罗广斌请到公安局，和李文祥来了个“面对面”，当罗广斌出现在李文祥面前时，李文祥顿觉见了鬼一般，直接从审讯椅上跌坐到了地上：“罗广斌？！你是人是鬼？！”

罗广斌不屑地回答：“我是人，你是鬼！”

罗广斌

乱了方寸的李文祥表示：“我当时是迫不得已的，是他们拿我老婆的性命逼我的呀！”

罗广斌一脸厌恶地说道：“这话，你自己去对陈然（1949年10月28日被杀害于重庆渣滓洞附近的大坪刑场）和熊咏晖去说吧！”

1951年2月，李文祥被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并在解放碑前执行枪决。

解放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