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自己的经济史学话语体系”：有必要和有可能吗？

那些提出建构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的学者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撇开了现有的源自西方的现代学术体系，“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将以什么作为基础来建立呢？一些学者提出中国学术要在国际上获得更大的话语权，这当然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也是中国学者的责任，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拒绝源自西方的现代学术体系。以反对“西方话语霸权”为诉求，否定业已形成的现代学术体系，是有危险的。

作者简介

*2024年6月摄于布鲁塞尔

李伯重

1949年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先后供职于浙江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并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理工学院、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客座教授，以及美国国会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美国全国人文学中心、麻省理工学院、英国剑桥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的客座研究员。自1974年以来，在海内外出版中英文著作16部（其中英文5部，韩文2部），论文多篇。

李伯重《什么是经济史》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9月

建构“中国自己的经济史学话语体系”：有必要和有可能吗？

*本文摘自《什么是经济史》第7章第三节，注释从略。

文丨李伯重

在今天，关于建构“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是一个学界热议的问题。经济史学是中国学术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对此问题做一讨论。

《什么是经济史》书影

近几年来，不少学者发出建构“中国自己的学术”“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的呼声。一些学者认为当今的中国学术依然笼罩在西方学术的阴影之下，不是患了“失语症”，就是存在着“合法性危机”。所谓“失语症”之说是文学研究者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中国现有的文学理论话语完全是借用西方的，离开西方话语，我们就不会说话，就会集体失语。而“合法性危机”之说则是哲学研究者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今天中国学者应当“关注的焦点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和表述方式，即我们究竟采取怎样的诠释方法和表述方式才能够真正成就这样一种学问：它既是‘中国的’，也是‘哲学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维系（或曰建立）现代语境中的中国哲学与本土历史传统之间的相关性，从而使‘中国’与‘哲学’之间在文化与思想内涵的层面（而非地理、政治或人类学的层面）建立起某种所属格的关系，使‘中国哲学’真正成为‘中国的哲学’，而不只是‘哲学在中国’，不只是‘哲学’（西方哲学）的一个例证”。不难看出，所谓“失语症”和“合法性危机”，表达了学术界对中国学术自主性的焦虑。有学者甚至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亲西方者是主流。‘五四’运动是因为武力败于西方；后因为穷，在美元面前抬不起头。改革开放又一次学习西方，出现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甚至变成半强迫性的洗脑。”不仅如此，甚至“连传统文化复兴都是海外‘新儒家’带动的。近年来‘新左派’时髦，仔细一看，其思想资源也是西马、新马、后现代；中国本土的实践派一直受压”。因此要“重新认识近代史和古代史”，要进行“一系列理论建设”，其中之一是“文化崛起，目的是不再挨骂。批判西方中心论和历史虚无主义，与西方争夺话语权，是文化崛起的核心”。这位学者所提出的“正确的思想线索”的学术基础，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我国近代史学界一直奉行的“革命史范式”。然而，“革命史范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并非中国原产。到底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的话语体系”和“正确的思想线索”，这位学者也没有说明。

以上这些看法的中心是中国学界“丧失了中国民族文化根本的学术文化重建，是以西方科学理性为核心价值和工具建构起来的学术话语”。因此一些学者呼吁要终结“中国人简单化学习西方的时代”，开启“第二次思想解放”；要建立“根据中国”的学术标准，推动从“主权性的中国”迈向“主体性的中国”的文明发展。简言之，这些学者号召摒弃“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以及破除由“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导致的“西方学术话语权”，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以获得中国学术在国际学术中的话语权。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对于什么是“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以及这个体系与“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并未做出说明。

〔清〕徐扬《姑苏繁华图》（局部），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在关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的讨论中，另外一些学者提出了与上述看法不同的意见。哲学家李承贵指出，作为解释方法的“以西释中”近年来广受质疑，甚至出现了一股盲目排斥西方哲学的极端观点。尽管“以西释中”的实践的确引出了需要认真关切的问题，比如“垄断中国哲学话语”“对中国哲学的伤害”等，但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与处理也应该置于学术层面加以讨论。检视百余年来中国哲学的演进，可以说“以西释中”不仅是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学术实践，而且推动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进展，并使中国哲学在形式与内容上都得到了提升。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作为解释方法的“以西释中”所导致的诸多问题，一方面缘于应用主体的学术素养与价值立场，另一方面缘于我们并未正确、深刻理解文本的性质以及未理解文本与解释实践的复杂关系。而基于这种认识的形成，“以西释中”仍然是中国哲学更新、完善自己的基本途径之一。在中国史研究方面，瞿林东指出，在20世纪以前两千多年中，中国史学虽然在客观上形成了自身的“话语体系”，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演变，中国史学原有的“话语体系”，有的已失去实际意义，甚至成了落后的东西。历史学家马克垚则指出，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历史学，可是现代的历史学还是从梁启超学习西方史学开始的。直到现在，我们并没有从本土资源出发、从自己的历史出发建立的历史发展模式，因此也没有一个“中国的话语体系”。

〔汉〕桓宽 撰，〔明〕张之象 注《盐铁论》书影

明嘉靖年间程荣重修本

事实上，不仅是中国的现代史学，就是中国的整个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基本上都是引进的。文学史学者王彬彬指出，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历史学家雷颐则指出，晚清以来，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融入现代汉语之中。这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是此时自日本舶来的：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上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数不胜数，也都来自日语。王彬彬说“实际上，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同样地，离开了引进的话语体系，我们几乎无法进行社会科学研究。

中文里有很多词汇是从日语借来的，这些词汇被称为“和制汉语”

在经济学研究中，情况更加明显。经济学研究的整个话语体系都是在西方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迄今为止，无论是在历史学还是经济学中，我们尚未发现现有话语体系之外的任何话语体系。即使是今天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也是在现有话语体系之中进行的。因此，今天我们在历史学研究中所使用的话语体系产生于西方，通过翻译而引入，并为绝大多数中国学者所接受，成为我国历史学研究的基石。

那些提出建构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的学者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撇开了现有的源自西方的现代学术体系，“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将以什么作为基础来建立呢？一些学者提出依靠中国传统的学术资源来建构，有人将之喻为可以用中医取代西医。但是在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中医积极采用西医的诊疗技术和手段，几乎每个中医院都有现代的生化检验部门，有X光、CT、核磁、心电图、超声波等西医的检测设备；去看中医，中医师通常都会要求患者先做各种西医检测，然后根据检测结果进行诊断。因此想要依靠中医的学术资源来取代现有的、国际公认的现代医学学术体系，从而重构我国医学的学术体系并以此在世界医学界取得话语权，我认为是绝无可能的。

图为《食货》半月刊创刊号（1934年）目录

《食货》主要发表社会经济史、生活史的学术论文

与此相关的是“中国话语权”的问题。国际关系学者唐世平指出，当下中国的政界和学界，都在大谈中国如何在国际社会或事务中“争夺话语权”。但是，“争夺话语权”和仅仅是“发出中国的声音”有很大不同。中国可以发出声音，但如果没有接受你声音的受众，你只是在面对旷野呼喊，最多只有回音，却没人应声。“争夺话语权”更不是自己对自己喊“我要话语权”的口号，那样只是自娱自乐，自欺欺人。中国要想在国际社会或事务中有“话语权”，就不能只关心和谈论自己的话题，而是必须关心并且讨论别人的问题。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获得一定的“话语权”。要想能够有水平地讨论别人的问题，那我们首先就必须先去了解别人。只有在了解世界的基础上，并进而为世界提供有用的知识，包括对世界问题的诊断和药方，从而能够对他人的福利有所促进，中国才会有真正的国际“话语权”。这种诊断和药方显然不能建立在主观臆断上，而是建立在对世界扎实的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上。那些不关心甚至否定普世问题、不能提供普世知识、不能帮助他人解决具体问题的人士，不大可能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有太多的贡献。

第20届世界经济史大会（WEHC 2025）于2025年7月28日至8月1日在瑞典隆德大学召开，图为中国量化经济史研究分会场

上面说到的那些学者提出中国学术要在国际上获得更大的话语权，这当然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也是中国学者的责任，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拒绝源自西方的现代学术体系。事实上，反对源自西方的现代学术体系的想法并不始于今日的中国。20世纪后期兴起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其要旨就是要放弃现代性的基本前提及其规范内容，其中就包括现代学术体系。再就历史学而言，后现代主义对现有的历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们不仅反对实证主义史学，也反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哲学家萨特（Jean-Paul Sartre）对被誉为“最伟大的后现代主义史家”的福柯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福柯表面上取消历史，实则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包括福柯在内的所有资产阶级历史理论家之所以靠不住，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把人类生活的物质要素、生产关系、实践放在首位，因而不能撰写严肃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福柯不是像他那样用存在主义来“医治”和“补充”马克思主义，而是要消灭马克思主义。因此以反对“西方话语霸权”为诉求，否定业已形成的现代学术体系，是有危险的。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三联学术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