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川军猛将，曾一战击败我党七名元帅，建国后担任过厅级干部

遵义会议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重大转折，在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领导层终于纠正“左”倾错误路线，毛主席重获指挥权，局势才慢慢好转起来。

但需要客观看待的是，即便毛主席上台了，也并不意味着从此一帆风顺，就在遵义会议召开的当月，红军还在土城遭遇一次失败，使得整体士气低迷，不少人还对主席产生了怀疑。

此战我军阵容可谓豪华，十大元帅中的朱、彭、林、刘、聂、罗、叶七位都在，还有两百多名开国将军参战，然而就是没能打过。

当时与我们对阵的是川军，由名将郭勋祺指挥，此人后来还给红军造成过一次很重的伤害，可谓我军的一大劲敌。只是后来与我党有了频繁接触后，他的思想出现转变，最终不仅自己起义，还促成了五个师起义。凭此功劳，建国后他还担任了很高的职务。

郭勋祺1895年出生于四川华阳，1912年成为北洋政府下的一名二等兵，后随军西征入藏，1915年又转投川军潘文华部。从军征战多年，他也闯出了一个外号叫“莽娃”，概因他打起仗来就不怕死，上头了就丝毫不去考虑后果。

早在1931年，郭勋祺就与红军对阵过，当时的他是第21军第二独立旅旅长，与其他国军一起到湖北围攻洪湖革命根据地。1935年1月，郭勋祺又奉命去贵州阻击红军，没想到一战彻底在国军中打出名声。

“四川王”刘湘知道郭勋祺的行事风格，在临行前特意叮嘱：若红军无渡江之意，切莫硬仗堵截，若有渡江之意，虚张声势牵制即可。

没办法，蒋介石一直都希望地方军阀跟红军互相消耗，好让中央军趁机进占收编，刘湘也知道老蒋的想法，因此就让郭勋祺做做样子就行了。只是后来的发展，刘湘完全没料到。

另一边，在1935年1月中旬的遵义会议后，红军重新确定领导权，毛主席上台便否决之前要在黔北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想法，认为这里地广人稀、少族民族众多，不好开展革命工作。最好的办法是在宜宾和泸州之间北渡长江，进而与红四方面军汇合。

1月19日，中央红军兵分3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川南进发，27日陆续都抵达了赤水河以东地区。

这时侦查部队传回情报，川军郭勋祺部有四个团尾随而至，毛主席、周总理在行军途中一直观察着地形，认为目前驻地的道路两侧是很好埋伏的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便可以利用地形合围夹击歼灭该敌。如此便可打破前有阻敌、后有追兵的不利局面。

主席随后将红三军团安排在南面高地、红五军团安排在北面高地，干部团做预备队，严阵以待敌人的到来。

1月28日凌晨5时左右，郭勋祺部已进入伏击圈，红三军团、红五军团随即从两个方向对其发动攻势。这郭勋祺也有两下子，凭借着地形拼命周旋，使得我军久攻不克，伏击战打成了拉锯战、消耗战。

通过抓获的川军俘虏，我方才得知，原来此次的敌人并非四个团，而是六个团，并且还有装备精良的后续部队正在来援。情报的失误，使得局面相当麻烦。

这时要想脱离战斗也非易事，因为郭勋祺已经带着麾下第9团和特务营、机炮营突破了红五军团的阵地，正在往白马山红军总指挥部。

主席立即下令，让正在赤水城一带进攻的红一军团回援，同时又让陈赓率干部团投入到战斗中。最凶险时，朱德总司令都拔出了驳壳枪去到第一线指挥，虽然此举鼓舞了士气，但也能看出局势严峻到了何种程度。

干部团在白马山前沿阵地与敌进行了十余次反复争夺，最终成功在主阵地营棚顶站稳了。毛主席在指挥所里紧张地用望远镜看完整个过程，红旗插上去后才松了口气并称赞道：打得好啊，干部团立了功，陈赓可以当军长！

只是情报人员很快又汇报一个不好的消息，川军再度增援了一个旅。若这样消耗下去，红军只怕大部分都会折损在这里。所以军委在土城召开紧急会议后，决定撤退。红一军团赶回后立即掩护，红三、红五军团得以脱离战斗。

1月29日凌晨，红军分别从土城的浑溪口、蔡家沱等渡口过赤水河，由此拉开四渡赤水的序幕。此战红军歼敌3000余人，但自身也伤亡3000余人，对力量薄弱的红军来说，绝对是一个大败仗。

最关键的是，毛主席出山后的第一仗没能取胜，导致很多人一时之间没有信心，开小差的人数持续增加。包括后来四渡赤水期间，还有高级干部对主席的能力产生怀疑，写信要求换总指挥。

毛主席对此也是印象深刻，1958年会见苏联大使尤金时自承这是他生平为数不多的败仗。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郭勋祺进入土城后，这才想起刘湘的嘱咐，此后跟红军就保持着一天路程的距离，待红军进入云南后，郭勋祺就以部队需要休整为由放弃追击。

这是他给红军造成的一次重创，还有一次是1935年的百丈关战役。红四方面军南下准备建立根据地，遭到川军的强力阻击，郭勋祺率部激战三个昼夜，迫使红军放弃目标。此战红四方面军人数锐减，受损程度仅次于红一方面军的湘江战役。

不过郭勋祺也不是一条路走到黑的那种人，抗日战争时期，他多次率部抵抗日军，1938年升为50军军长后，驻地与新四军接近，双方结下了很深的交情，他甚至将蒋介石的防共密电给新四军敌工部长夏育群看，让新四军早做准备。

1939年，郭勋祺因不愿与新四军搞摩擦，被老蒋以“作战不力”为名撤去职务，送回重庆软禁。直到1948年国民党处处缺人，他才重新出任第十五绥靖区副司令。

只是他复出没多久，就在襄阳被解放军中原野战军俘获，中野首长刘伯承、陈毅询问他接下来的打算，郭勋祺回答：我想明白了，我要回四川搞策反。虽然有风险，但我旧友多，关系多，现身说法应该没问题，也好为解放做点贡献。

这时局势已经渐渐向我党倾斜，再加上抗日后他的一些表现，组织就相信了他。不过郭勋祺在回四川的途中，被白崇禧麾下的人截获，还经历了一段牢狱之灾。直到蒋介石下野，国民政府混乱无比，郭勋祺才在友人的帮助下回到四川。

他倒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一直积极劝说川军将领，熊克武、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都受到了他的影响。1949年5月至12月，郭勋祺直接促成了在成都地区的5个师起义，争取少流了很多血。

考虑到彼此曾是不同阵营，郭勋祺也是奉命行事，再加上他有抗日和劝降的功劳，我党就没有追究往事，建国后还让他担任过川西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兼交通厅副厅长、四川省水利厅厅长等职。

郭勋祺1959年病逝于成都，他的人生倒也挺传奇的，光是土城一战对阵我军七大元帅而不败，就能名垂青史了。后来我党没有翻旧账，也是相当宽宏大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