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堪比长征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故事之三：北上抗日先遣队

北上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1935年1月）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为掩护主力长征、宣传抗日主张，派遣的一支“孤军深入敌占区”的部队，最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失败，但以巨大牺牲完成了“牵制国民党军、掩护长征”的战略任务。
1934年7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已陷入困境，中央军委决定派遣一支主力部队北上，一方面宣传抗日主张（此时日本已侵占东北，华北危机加剧），另一方面吸引国民党军主力北上，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为中央红军长征创造条件。
7月7日，由红7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出发，兵力约6000人（含非战斗人员），携带中央军委拨付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等文件，奉命向闽浙皖赣边区进军。
此时的先遣队面临两大困境：一是部队虽名义上“抗日”，但实际需深入国民党统治核心区（闽浙赣），面临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二是领导班子存在矛盾（乐少华执行“左”倾错误路线，与寻淮洲、粟裕意见分歧），影响指挥效率。
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后，经福建长汀、大田，进入浙江江山、淳安等地，沿途宣传抗日主张，攻占县城十余座，但国民党军迅速调集8个师、4个旅的兵力进行围追堵截。先遣队在运动战中多次击退敌人，但自身也因连续作战减员至4000余人，且粮食、弹药消耗严重，无法得到补充。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此时先遣队尚未得知），中央军委命令先遣队进入闽浙皖赣苏区，与当地的红10军会师。10月24日，先遣队在江西德兴与红10军会师，两部合编为“红十军团”，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委，寻淮洲任19师师长，粟裕任20师师长，同时成立“闽浙皖赣军区”，方志敏（闽浙皖赣苏区创始人）任司令员兼政委，统一指挥红十军团。合编后，红十军团奉命继续北上，向安徽黄山地区进军。12月14日，部队在安徽太平县谭家桥（今黄山区谭家桥镇）遭遇国民党军补充第一旅（旅长王耀武，装备精良）的伏击。此时红十军团兵力约8000人，但武器落后（多为土枪），且地形不利（谭家桥为山谷地带，易遭伏击）。

战斗中，寻淮洲率19师奋勇冲锋，多次打退敌人进攻，但因敌人火力强大，19师伤亡惨重，寻淮洲身负重伤（后在转移中牺牲，年仅22岁）。刘畴西、乐少华指挥失误，未能及时支援19师，导致部队全线溃败，谭家桥战役共歼敌300余人，但红十军团损失1000余人，元气大伤，被迫向闽浙皖赣苏区撤退。

1935年1月，红十军团在撤退途中，被国民党军10万兵力合围在江西玉山、德兴交界的怀玉山地区。怀玉山是山区，冬季严寒，积雪过膝，部队粮食断绝，只能靠啃树皮、吃草根生存，伤员因无药品多冻饿牺牲。
1月12日，国民党军发起总攻，红十军团分路突围：粟裕、刘英率20师一部（约800人）突破包围圈，向闽浙边转移（后组建闽浙边红军游击队）；刘畴西、方志敏率主力突围时，因刘畴西优柔寡断（多次延误突围时机），部队被敌人分割包围，多数战士牺牲或被俘。1月29日，方志敏在怀玉山陇首村被俘（原本已突围，因担心刘畴西率领的主力，返回接应时被俘），刘畴西随后也被俘。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刘畴西在江西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方志敏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不朽著作，成为革命理想的典范。
先遣队从出发起就未得到任何援军，且在中央红军长征后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完全处于“孤军作战”状态，面对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冬季在山区作战，严寒、饥饿、疾病叠加，战士们多穿单衣，不少人冻饿而死，比战斗牺牲人数更多。“左”倾错误路线影响指挥，乐少华、刘畴西的错误决策加速了部队的失败，寻淮洲、粟裕等优秀指挥员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
北上抗日先遣队虽仅存在6个月，最终失败，但以6000余人的牺牲，成功吸引了国民党军10万兵力北上，为中央红军长征（1934年10月开始）争取了宝贵时间，起到了“战略牵制”的作用；粟裕、刘英率领的余部在闽浙边坚持游击战，保存了革命火种，成为后来新四军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