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200多位文化名人会聚桂林，用艺术开辟第二战场

桂林，一座西南重镇，以甲天下之山水闻名，但在抗战时期，却因抗日救亡文化运动蓬勃开展而蜚声全国。当日寇用枪炮摧毁城池、用铁蹄践踏山河，一大批爱国进步文化人士用艺术开辟第二战场，以笔墨重建精神家园，在硝烟中筑起了一座“没有围墙的文化堡垒”，以抗战文化城的形成与发展诠释着伟大抗战精神。

1938年的中国，烽烟蔽日，山河半壁沦于敌寇。日军在扫荡攻击频繁疯狂的同时，也在文化领域实施侵略和奴役政策，妄图掐断中华文脉，在文化上灭亡中国、征服中华民族，部分军民产生了急躁或悲观情绪。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摧残和文化奴役，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将文化战线视同为同军事战线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后方团结抗日爱国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坚决的文化抗战。

1938年冬，广州、武汉相继失守。为了守护战乱中的爱国文化人士，中共中央南方局精心组织和帮助大批文化人士向大后方转移。桂林——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因交通便利以及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成了许多文化人的安身之所。

从1938年初到1944年秋，会聚桂林躲避战火、继续抗战的进步文化人士不下千人，其中著名的作家、诗人、画家、戏剧家、音乐家、科学家、教授、学者达200多人，集中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名士。与这些文化名人一同到来的，是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桂林内迁、新办的大小书店、出版社就有178家，图书有2200多种，杂志200余种；《新华日报（航空版）》《救亡日报》《力报》《大公报（桂林版）》等10多家报纸在桂林复刊、创刊和发行，国际新闻社、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战时新闻社、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等新闻机构也在桂林设立分处。

徐悲鸿是来桂较早的一位艺术家。随着日寇铁蹄的扩张，为给平日辛苦收藏的书画文物精华找一个远离战火、相对安全的地方，他经过慎重选择，决心来到桂林。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忧虑和愤慨充满了徐悲鸿的内心，他愤然提笔，创作了《风雨鸡鸣图》。徐悲鸿画鸡，是希望以鸡鸣来唤醒中国人。在风雨如晦中，一只雄鸡即使立于危岩仍昂首高唱，代表着作者希望身处民族危亡中的国人们即便遭受外敌侵略仍能坚贞不屈，一如那坚硬的山石、一丛经得起风雨的墨竹，始终保持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

在烽火遍地的动乱中，徐悲鸿从未放下过手中的画笔，在桂林创作了不少传世的佳作。在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抗战经费吃紧时，他毅然带上这些丹青，4次去东南亚、2次去印度举办筹赈画展。1939年到1941年间，徐悲鸿卖了上千幅画，售出所得，徐悲鸿分文不取，全部捐献给了祖国!

受到徐悲鸿爱国义举的影响和感召，避难桂林的画家们也纷纷投身抗战美术的创作中，绘制了一大批歌颂军民抗战、控诉日军暴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阴谋活动的作品，极大激发了群众的抗战热情。而与绘画作品一同在桂林广为流传的，还有音乐家张曙的爱国歌曲。

七七事变后，张曙发誓要做一名“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救亡音乐家，他先后创作了《保卫国土》《日落西山》《赶豺狼》《洪波曲》等大江南北广为传唱的歌曲，用音乐激励国人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1938年12月16日，张曙携夫人和三个女儿流亡来到桂林。刚到桂林仅仅八天，他便发动组织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桂林反轰炸歌咏大会”，还创作了《我们要报仇》和《负伤战士歌》两首满怀激情的战歌。他对友人说：“你看我多强壮，我还能和敌人干50年”！

12月24日，张曙起了个大早，忙着为刚填好词的《负伤战士歌》谱曲。中午1点多，桂林上空突然响起了凄厉的警报声，张曙伏案疾书兴致正酣，便让妻子带走其他两个孩子，自己带着生病的小女儿达真在家里继续创作。

谁料，这一天日机的空袭异常猛烈，几枚炸弹落下，刚好击中张曙居住的那片区域。张曙妻子没等警报解除就匆匆往回跑，找到的，只有抱着女儿被炸死在瓦砾之中的张曙，还有他那张未完成的歌谱。这位心怀家国的音乐家永远留在了桂林这片山水间，一同留下的，还有他笔下的豪迈歌词。“谁不爱国？谁不爱家？谁没有热血？谁愿意做牛马？……兄弟们！伤好了再去打。”

发起这场文化战役的，不只徐悲鸿和张曙。在文学界，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文化名流在桂林避难期间发表了大量弘扬民族精神、宣传全面抗战的文艺作品；在舞蹈界，抗宣演剧七队演出的歌舞剧《新年大合唱》《黄河》等轰动一时，为抗战文化宣传增添了无限活力；在教育界，在陶行知的倡议下，桂林的岩洞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桂林各校师生纷纷跨出校门，积极投入到了抗日文化运动的洪流中；在科技界，李达、李四光、丁西林等著名科学家和学者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坚持科研工作，出了许多重大成果。

就在文化抗战轰轰烈烈开展的同时，日寇也在精心炮制鲜血淋漓的战争谎言。要想赢得这场文化战役的最终胜利，必须牢牢掌握舆论主动权。

《救亡日报》是国统区内极具影响力的一张报纸。在上海创刊后又辗转广州复刊，都因战事吃紧发行数月便停刊。为了早日复刊《救亡日报》，1938年12月上旬，周恩来和郭沫若专程来到桂林与广西当局进行友好协商，成功获得了桂系当局的支持。而《救亡日报》复刊的重任则交给了夏衍。

作为以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为主旨的《救亡日报》的主编，夏衍一直主笔撰写社论和时评，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用文字炮弹粉碎日本人的战争谎言。在夏衍的努力下，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顺利复刊。

由于《救亡日报》经费困难，社员们相约一律不拿薪水，刊登的文章也一律不付稿费。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文人自愿为它写稿，主编夏衍更是笔耕不辍，三年间，他在《救亡日报》发表社论450多篇，共计50多万字。当时，日寇的飞机经常在桂林城上空投弹轰炸，《救亡日报》印刷厂被迫从城中搬到了漓江东边的一个岩洞里借助烛光继续印刷。

因为文章贴近群众生活，《救亡日报》吸引了大批读者，到1939年底，发行量接近八千份，甚至远销贵州、云南、四川、广东、香港等地，它传递的不仅是知识分子通过思想创作鼓舞后方坚守的工作精神，更是中国人百折不挠的抗战必胜信念。

然而，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内形势骤变，桂林八办被迫撤离，《救亡日报》也因为拒发国民党中央社污蔑新四军“叛变”的文稿被迫停刊，中共中央南方局便派李亚群建立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继续秘密领导桂林抗战文化活动。

虽然《救亡日报》被停刊了，但仍有一大批文艺刊物继续在桂林出版，戏剧活动也开始越发活跃起来。聚集在广西桂林的欧阳予倩、田汉、瞿白音等爱国进步戏剧人士不惧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和阻挠，发起了举办一场抗战戏剧盛会的倡议。中共中央南方局非常重视这次剧展，动员了120多名中共党员和进步戏剧工作者参加剧展筹备工作。

1944年2月，桂林进入了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但广西省立艺术馆内却热闹非凡。西南五省33个文艺团队、各界代表、社会名流，超过一千多人聚集在这里，共同举办了中国戏剧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西南戏剧展览会。

在“抗日救亡”方针政策指导下，这场演出展览延续了133天，观众超10万人次，轰动全国。在戏剧家们的呐喊下，西南剧展掀起了桂林抗日救亡的最高潮。这次剧展不仅轰动全国，甚至影响远至海外，美国著名剧评家爱金生给予了高度评价，赞誉“如此宏大规模之戏剧盛会，有史以来，自古罗马时代曾经举行外，尚属仅见”。

在各界文化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发展了打败侵略者的文化力量，激发了民族斗志，凝聚了民族力量，桂林也由此成为了闻名中外的“抗战文化城”。在烽火岁月里，这里生产的一颗颗“思想子弹”，在抗战夜空划出了一道道耀眼的光芒，激发了一个民族救亡图存的血性。

八十多年过去，那些泛黄的报纸、传唱至今的救亡歌曲，早已融入了漓江的晨昏，沉淀为一座城的文化基因。而那些在抗战时期发展出来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早已随着漓江涓涓细流，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周六（8月23日）21:20

广西卫视播出的《山河印迹：文心砺剑——桂林抗战文化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