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知青点，那个上海来的女同学病了，非要我抱着她才肯睡

“石磊……我冷……你抱着我……我求你了……”

深夜，知青点那间专门用来隔离病号的土坯小屋里，油灯的光晕微弱地跳动着。林婉茵烧得小脸通红，嘴唇干裂得起了皮，一双原本亮如秋水的眼睛，此刻却被一层水雾笼罩着，满是哀求。她伸出那只瘦得只剩下骨头的手，死死抓住我的胳膊，指甲几乎要嵌进我的肉里。

我整个人都僵住了，像被一道雷劈中，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这要是传出去，在1977年的大兴安岭林场，我石磊就不是什么生产队小组长了，而是活脱脱的“大流氓”！轻则批斗游街，重则……我不敢想下去。可看着她那副马上就要香消玉殒的可怜样子，那声带着哭腔的“求你了”，又像一把小锤，一下下砸在我的心口上。

我的天，这上海来的女同学，到底是病了，还是疯了？而我，是该推开她自保清白，还是……

要弄明白这桩几乎毁了我一辈子的事儿，还得从林婉茵刚到我们知青点那天说起。

林婉茵就是其中最扎眼的一个。

别人都穿着耐脏的蓝色或灰色“劳动布”衣裳，就她，穿着一件浅驼色的薄呢大衣，领口还露出一点白色的蕾丝边。人长得跟年画里的娃娃似的，皮肤白得像雪，眼睛大大的，睫毛长得能挂住露水。她不像别人那样咋咋呼呼，只是安安静静地站在一旁，手里拎着一个精致的小皮箱，眼神带着一丝怯生生的疏离，看着我们这片简陋的土坯房和周围光秃秃的林子，整个人都透着一股与这冰天雪地格格不入的“娇气”。

“瞧瞧，上海来的就是不一样，跟个瓷娃娃似的。”旁边有人小声嘀咕，“这种人，能干得了咱们这儿的活儿？”

分铺位的时候，女知青那边明显孤立了她。她被分到了最靠门、最漏风的一个角落。晚上开会学习，大家唱着革命歌曲，声音嘹亮，只有她把头埋得低低的，手里捧着一本不知什么书，默不作声。她说话声音也细声细气的，带着一股吴侬软语的调子，跟我们这帮北方糙汉子和爽朗的北方姑娘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起初，大家还觉得新鲜，后来就变成了排斥。尤其是点儿里的女知青张红艳，她是我们这的积极分子，嗓门大，干活猛，一直觉得我这个小组长对她有意思。她最看不惯林婉茵那副“资产阶级小姐”的作派。

“石组长，你看她，出工跟绣花似的，锄头都快拿不稳了！”张红艳不止一次在我面前告状，“工分最少，吃的倒是一点不少，这不是拖我们后腿吗？”

其实我也注意到了。林婉茵干活确实不行，刨地没力气，砍柴手磨得全是泡。但她从不叫苦，只是默默地咬着牙。她吃得极少，一碗高粱米饭，她能拨弄半天，最后只吃下去小半碗。人也一天比一天消瘦，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有时候半夜起夜，我都能看见她一个人裹着薄被子，在通铺的角落里缩成一团，轻轻地发抖。

我以为她是想家，是水土不服。在那个年代，这种情绪再正常不过。我只是作为小组长，偶尔会多给她打的饭里加一勺菜，或者在分配轻省活儿的时候，下意识地想到她。

没想到，这点“特殊照顾”，却成了后来张红艳攻击我的“罪证”。

那天，我们正在林子里间伐，突然有人喊：“不好了！林婉茵晕倒了！”

我扔下斧子就往回跑。只见林婉茵倒在树墩旁，嘴唇发紫，额头烫得吓人。我二话不说，背起她就往点儿里跑。她在我背上轻得像一片羽毛，浑身滚烫，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什么，听不清，只觉得是无尽的恐惧和寒冷。

点儿里的赤脚医生老孙头来看了，说是受了风寒，高烧不退。开了几包草药，灌下去也不见好。连着三天，她都处于半昏迷状态，水米不进，人眼看着就脱了相。

县医院的医生检查了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各种化验都做了，就是查不出病因。只说是身体极度虚弱，加上精神紧张导致的植物神经紊乱。开了些葡萄糖和镇静的药，让我们拉回去“静养”。

这“静养”二字，在当时的情境下，跟“等死”没什么区别。

拉回来的路上，林婉茵醒了一阵，她看着我，眼里没有一点光，虚弱地说：“石磊，我是不是要死了？”

她没再说话，只是把头偏向了一边，我好像看见有眼泪从她眼角滑落。

回到知青点，因为怕是什么传染病，大家都不敢靠近她。点儿里腾出一间存放杂物的土坯小屋，让她一个人住。每天由我或者张红艳轮流给她送饭送水。

张红艳去送过两次，出来就撇着嘴说：“娇气！哼哼唧唧的，不知道装给谁看呢！”

然后，就发生了开头那一幕。

那天轮到我值夜，给她喂了点米汤后，她突然就抓住了我。当她颤抖着说出“抱着我”那三个字时，我承认，我第一个念头是：这姑娘烧糊涂了，开始说胡话了。

“林婉茵，你清醒点！我是石磊！”我试图掰开她的手。

她的声音碎得不成样子，身体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那一刻，我心里的所有防线、所有对“流氓罪”的恐惧，瞬间崩塌了。我看到的不再是一个上海来的“瓷娃娃”，而是一个在绝境中挣扎求生的、活生生的人。

“人心都是肉长的。”我对自己说，“她要真死在这儿，我一辈子都过不去这个坎。”

我一咬牙，一跺脚，豁出去了。

怀里的人儿一开始还在发抖，但渐渐地，她的呼吸平稳了，身体也放松下来。过了大概半个钟头，我低头一看，她竟然睡着了，眉头舒展开，脸上还挂着泪痕。

那一夜，我像个泥塑的菩萨，一动不动地坐到天色发白。我的腿麻了，胳膊也酸了，但心里却出奇地平静。

从那天起，这成了我们之间一个不能言说的秘密。

我能感觉到，她看我的眼神变了。以前是疏离和胆怯，现在，多了一丝全然的信赖和依赖。

可纸终究包不住火。我们点儿就这么大，我夜里频繁的活动，很快引起了张红艳的注意。

一天夜里，我刚从林婉茵的屋里出来，一转身就撞上一个黑影。手电筒光一晃，是张红艳，她脸上带着一种抓到证据的、既愤怒又得意的表情。

我当时血冲上头，真想给她一巴掌。但我知道，我不能。我拦住她，低声吼道：“张红艳，你别血口喷人！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是我想的那样？那是哪样？大半夜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你还想狡辩？”她冷笑着，转身就往点儿领导的宿舍跑去。

我知道，完了。

“石磊！你身为生产小组长，非但不以身作则，还腐化堕落，搞资产阶级男女关系！你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吗？”场里的一个干部拍着桌子吼道。

张红艳站在一旁，慷慨激昂地陈述着她“抓奸”的经过，添油加醋，把我和林婉茵描述成一对不知廉耻的野鸳鸯。

我百口莫辩。我能说什么？说我只是为了让她安心睡觉，抱着她什么都没干？谁信？在那个把男女之防看得比天还大的年代，这种解释只会引来更猛烈的嘲笑和批判。

就在我准备开口把所有罪责都揽到自己身上时，一个虚弱但坚定的声音响起了。

“不是他的错！是我求他的！”

所有人都愣住了，齐刷刷地看向林婉茵。她病还没好利索，脸色依旧苍白，但她的腰杆挺得笔直，眼睛里没有了往日的怯懦，只有一片死水般的平静。

“荒唐！”干部怒斥，“你当大家都是三岁小孩吗？”

林婉茵惨然一笑，眼泪缓缓流下。她缓缓地，用一种近乎讲述别人故事的平静语调，道出了那个埋藏在她心底、差点要了她命的秘密。

她的父亲是上海一所大学的教授，博学多才，温文尔雅。但在前一年的那个动荡的冬天，在一个深夜，一群人冲进她家，带走了她的父亲。她和母亲被赶到一个没有窗户的小储藏室里，门被从外面锁上。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她们没有足够的被子，没有足够的食物。她的母亲本来身体就不好，在惊恐、寒冷和绝望中，很快就病倒了。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母亲在她怀里停止了呼吸，身体一点点变凉……

她转向我，泪眼婆娑：“石磊他长得有点像我爸爸，高大，沉默，不爱说话。他每次皱着眉头看我的时候，就跟我爸爸担心我的时候一模一样。那天我发烧快要死了，我看见他，就好像看见了我爸爸。我求他抱着我，是因为……我只想找回一点点……被父亲保护的感觉。我只想活下去……我有什么错？”

她说完，全场死一般的寂静。

刚才还义愤填膺的人们，此刻都低下了头。那些愤怒和鄙夷的目光，变成了震惊、同情和愧疚。张红艳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嘴巴张了几下，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一场足以毁掉两个年轻人的风暴，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消散了。

那以后，点里的人看我和林婉茵的眼神都变了。没人再提那晚的事，但那份理解和尊重，却比任何语言都更实在。张红艳见到我俩，总是绕道走。

我依然会在夜里去看看林婉茵，但不再需要抱着她了。我只是给她带一碗热腾腾的姜汤，或者帮她把被角掖好。我们之间的话不多，但一个眼神，就能懂得彼此。

她走的那天，我去送她。她把一支崭新的“英雄”牌钢笔塞到我手里，郑重地说：“石磊，谢谢你。你给的不是一个拥抱，是一条命。大兴安岭的冬天很冷，但因为有你，我心里有过一个春天。”

我捏着那支冰凉的钢笔，看着她坐上远去的卡车，直到消失在路的尽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后来，我没能考上大学，留在了林场。娶妻生子，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林场工人。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那不是爱情，或许又超越了爱情。在那个贫瘠又严苛的年代，一个笨拙的拥抱，只是两个孤独的年轻灵魂，在寒夜里最本能的一次相互取暖。它温暖的，不仅仅是她那个濒临崩溃的冬天，也照亮了我此后漫长而平凡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