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妾除了满足丈夫的生理需求和生孩子，还有一个变态的作用

古代小妾除了满足丈夫的生理需求和生孩子，还有一个变态的作用，到底是什么？从王敬之的故事入手，我们来揭开谜团！

乾隆三十七年，江南连着几场细雨。王敬之出巡，路过苏州城外的梨花巷，巷口小楼窗纸透着光，里面有人拨弦，先是《塞上曲》、再是《十面埋伏》，音色干净，落在雨里变得柔。那天他进了楼，第一次见到春桃。女孩穿一身素色绸，手指细，端坐不笑，眼角却有股子不耐烦，让人觉得她不是被琴束缚的那种人。

他听了三支曲，问价，没有还嘴，干脆利落地带走。回县衙那晚，院子里桂花刚谢，他把官袍丢在椅背上，拉春桃去看后院那点空地：“等我把水榭建起来，秋天看荷，冬天听雪。”她“嗯”了一声，有些敷衍，他倒更来劲，命人量尺寸，拿起笔画了两幅样式，檐角要挑高，桷头要做兽面，讲起来像个木匠。

第二年春天，他忙得像陀螺，一宗税案压到眼前，乡间里地亩丈量又出了差错。

他习惯坐到更鼓二下才睡，春桃却学会在他案头泡茶，琵琶放得少了，手指有时在膝上敲两下，跟外头的梧桐一同落灰。那年的端午，县志修到人物志，他的名字旁边添了两句，说“其人雅好音律，购江南伎春桃，欲建水榭以娱”，文人笔底总爱写风雅，把某些将来会疼的东西写得轻巧。

乾隆三十九年的秋凉来得早，衙门里忽然多了几分紧张。师爷在夜里叩门，不肯坐，只站着低声说：“巡抚台那边，案牍堆成山，耳根清净得很。偏偏缺个会解闷的人。”

这句话落地，屋里静得能听见烛泪噼啪。王敬之没接话，眼睛看着墙上的水榭草图，笔道硬，角度尖。他把图翻过去，又翻回来，最后揉成团丢进火盆。火光一跳，便像是某种决定被点了头。

送人并不声张。（这便是古代小妾存在的另一个作用）到了冬月，衙门后门停了一顶小轿，两个婆子扶着春桃，走路慢，像怕踩碎什么。

她没有哭闹，连眼线都没糊，只问了一句：“那水榭，秋天能起起来吗？”问得像家常，他却听得心里发颤。那瞬间，他甚至生出一点可笑的委屈——你怎么只问水榭，不问我？

话到了喉咙，咽了回去。他递过去一个包袱，里面是她喜欢的披风和几件首饰。春桃没有打开，伸手接住，转身上轿。轿帘掀起又放下，像一条门迅速合上，留他站在门槛上，鞋底踩着冷风。

换来的东西来得飞快。第二年春，巡抚衙门落了条批，秋天以前调升知府。信封上印章红得发亮，像从别人的血里捞出来。他把调令装进袖袋，往里衬又塞了一层布，小心翼翼得仿佛怕它碎。有人替他高兴，有人替他算计，只有他自己知道那“升”字背后的轻飘与沉重——两样混在一起，走起路来，脚下的石板都变得有点滑。

人一旦往上爬，周围就会热闹。拜访的人多起来了，讲笑话、送字画、替他安排行程。他仍记得春桃离去那晚的轻问，便硬着头皮在新任上第一年就把水榭给起了，比当初画的还讲究，窗棂用的都是细木，台面压青砖，下头养了锦鲤，冬天有炭盆。

他坐在里面，听雨，听风，听心跳。不久后，城里传来几个消息，像那些风雨一样拐着弯撞他。

有人说巡抚衙门换了新差事，旧侍妾被分去别处；有人说春桃体弱，入冬就咳；还有人把巡抚衙门的旧账翻出来指给他看，名录里几个名字，活过三十五的少得可怜。他不问，不去证伪，也不敢。他只在水榭里坐更久，夜里把蜡烛一根根烧到尽头。

他并非没有试过做点什么。乾隆四十三年，他托人去那边打听，说是给旧人添件棉衣，也算不忘。回消息的脚程很勤快，话却模糊：“已不在原处。”这句短得像刀尖。

他在案头把纸摁皱，想起春桃会在膝上轻敲的节拍，觉得那节拍原来跟他心里的鼓点是一个。做官做得越久，他越怕见人。公厅里的喧哗退去，水榭里反而更像寡居。他开始记忆一些细节：春桃握拨片的角度，她喝茶时吹一口气的轻慢，她怕冷却爱站窗下的习惯。

他在水榭里架了一把旧琵琶，摸弦会出声，他却不敢学，只把琴放在那儿，让它在空气里做一个沉默的证人。有时夜深风大，窗纸被掀起一角，他会起身把那角压实，动作很慢，像在替谁盖被子。

官阶换来换去，簿册上添了几层尘。他批过赈灾，裁过冗员，背后总有人讲他“清慎”，他听了也就笑笑。人到晚年，连笑都节省。街上偶有卖唱的，唱的多是《琵琶行》，开口“浔阳江头夜送客”，他不爱听这句，总在前两句就让人关窗。关不住的时候，他便出神，把声音当成一阵风，吹过去了事。

到了乾隆五十二年，城里连下三场雨。第三场雨过后，他病在床上，窗外的水榭被雨打得发亮，像一块压在胸口的湿石。那天夜里，他听见街头传来琵琶，手法生疏，弦声一紧一松，还有人在旁边轻声喝止。

后来才知道，是个瞎眼老妇，靠这门手艺讨口饭。他让人别赶，让她弹。他记得《大浪淘沙》里某个转折，等了很久，音却在那一瞬走偏。他眼眶忽然就湿了，像被那一下音偏生生扎到。他忽然想起多年以前，春桃在梨花巷的窗下也走过一次音，她自己笑了，说指尖冻了。他那时替她把手包在自己袖口里，一温就好。如今他手里只摊着一床冷被，袖子里空，什么都没有。

这不是报应两个字就能说完的事。要说清，只能把那些日子的细枝末节拉出来晒——师爷的那句话，冬月的那顶轿，轿帘落下那刹那的风，水榭的第一块青砖，巡抚衙门名录上的几个名字，夜里烛泪的黑痕，卖唱的老妇人走音时微微颤动的下巴。

这些东西挤在一起，让人的呼吸变浅。谁也不敢去算那笔账，因为把人当筹码的时候，筹码身上其实也有人。等你回头，才发现那个人的名字、体温、呼吸早被你用印信盖成了一个看不清的红印，永远擦不掉。

他后来再没让人关窗。有人在外头唱，他就听，听到走音也不吭声。他想过把水榭拆了，终究没动手。拆了也无用，那些木头早在夜里腐到他骨头里。

城里人还爱在茶馆里讲他的故事，说某年某月，他为官清廉，又说他水榭极美。茶客们说着说着就把筷子敲在桌上，敲出一段节拍。

节拍很轻，像是有人在膝上敲。有人问，王大人后来怎样，另一个就摆手，说还能怎样，坐着、想、听，直到停。

停的时候不响。只有窗外的风吹过水面，吹起一圈圈涟漪，把月亮拉长，又收短，像一支被反复练却始终不稳的曲子。水榭里空着的那把琵琶，被风触了一下，发出很轻的一声。那一声不尖也不亮，只像人心里一根旧弦，谁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断，断了没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