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妾除了满足丈夫的生理需求和生孩子,还有一个变态的作用,到底是什么?从王敬之的故事入手,我们来揭开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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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七年,江南连着几场细雨。王敬之出巡,路过苏州城外的梨花巷,巷口小楼窗纸透着光,里面有人拨弦,先是《塞上曲》、再是《十面埋伏》,音色干净,落在雨里变得柔。那天他进了楼,第一次见到春桃。女孩穿一身素色绸,手指细,端坐不笑,眼角却有股子不耐烦,让人觉得她不是被琴束缚的那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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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听了三支曲,问价,没有还嘴,干脆利落地带走。回县衙那晚,院子里桂花刚谢,他把官袍丢在椅背上,拉春桃去看后院那点空地:“等我把水榭建起来,秋天看荷,冬天听雪。”她“嗯”了一声,有些敷衍,他倒更来劲,命人量尺寸,拿起笔画了两幅样式,檐角要挑高,桷头要做兽面,讲起来像个木匠。
第二年春天,他忙得像陀螺,一宗税案压到眼前,乡间里地亩丈量又出了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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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习惯坐到更鼓二下才睡,春桃却学会在他案头泡茶,琵琶放得少了,手指有时在膝上敲两下,跟外头的梧桐一同落灰。那年的端午,县志修到人物志,他的名字旁边添了两句,说“其人雅好音律,购江南伎春桃,欲建水榭以娱”,文人笔底总爱写风雅,把某些将来会疼的东西写得轻巧。
乾隆三十九年的秋凉来得早,衙门里忽然多了几分紧张。师爷在夜里叩门,不肯坐,只站着低声说:“巡抚台那边,案牍堆成山,耳根清净得很。偏偏缺个会解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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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落地,屋里静得能听见烛泪噼啪。王敬之没接话,眼睛看着墙上的水榭草图,笔道硬,角度尖。他把图翻过去,又翻回来,最后揉成团丢进火盆。火光一跳,便像是某种决定被点了头。
送人并不声张。(这便是古代小妾存在的另一个作用)到了冬月,衙门后门停了一顶小轿,两个婆子扶着春桃,走路慢,像怕踩碎什么。
她没有哭闹,连眼线都没糊,只问了一句:“那水榭,秋天能起起来吗?”问得像家常,他却听得心里发颤。那瞬间,他甚至生出一点可笑的委屈——你怎么只问水榭,不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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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到了喉咙,咽了回去。他递过去一个包袱,里面是她喜欢的披风和几件首饰。春桃没有打开,伸手接住,转身上轿。轿帘掀起又放下,像一条门迅速合上,留他站在门槛上,鞋底踩着冷风。
换来的东西来得飞快。第二年春,巡抚衙门落了条批,秋天以前调升知府。信封上印章红得发亮,像从别人的血里捞出来。他把调令装进袖袋,往里衬又塞了一层布,小心翼翼得仿佛怕它碎。有人替他高兴,有人替他算计,只有他自己知道那“升”字背后的轻飘与沉重——两样混在一起,走起路来,脚下的石板都变得有点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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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旦往上爬,周围就会热闹。拜访的人多起来了,讲笑话、送字画、替他安排行程。他仍记得春桃离去那晚的轻问,便硬着头皮在新任上第一年就把水榭给起了,比当初画的还讲究,窗棂用的都是细木,台面压青砖,下头养了锦鲤,冬天有炭盆。
他坐在里面,听雨,听风,听心跳。不久后,城里传来几个消息,像那些风雨一样拐着弯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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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巡抚衙门换了新差事,旧侍妾被分去别处;有人说春桃体弱,入冬就咳;还有人把巡抚衙门的旧账翻出来指给他看,名录里几个名字,活过三十五的少得可怜。他不问,不去证伪,也不敢。他只在水榭里坐更久,夜里把蜡烛一根根烧到尽头。
他并非没有试过做点什么。乾隆四十三年,他托人去那边打听,说是给旧人添件棉衣,也算不忘。回消息的脚程很勤快,话却模糊:“已不在原处。”这句短得像刀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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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案头把纸摁皱,想起春桃会在膝上轻敲的节拍,觉得那节拍原来跟他心里的鼓点是一个。做官做得越久,他越怕见人。公厅里的喧哗退去,水榭里反而更像寡居。他开始记忆一些细节:春桃握拨片的角度,她喝茶时吹一口气的轻慢,她怕冷却爱站窗下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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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水榭里架了一把旧琵琶,摸弦会出声,他却不敢学,只把琴放在那儿,让它在空气里做一个沉默的证人。有时夜深风大,窗纸被掀起一角,他会起身把那角压实,动作很慢,像在替谁盖被子。
官阶换来换去,簿册上添了几层尘。他批过赈灾,裁过冗员,背后总有人讲他“清慎”,他听了也就笑笑。人到晚年,连笑都节省。街上偶有卖唱的,唱的多是《琵琶行》,开口“浔阳江头夜送客”,他不爱听这句,总在前两句就让人关窗。关不住的时候,他便出神,把声音当成一阵风,吹过去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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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乾隆五十二年,城里连下三场雨。第三场雨过后,他病在床上,窗外的水榭被雨打得发亮,像一块压在胸口的湿石。那天夜里,他听见街头传来琵琶,手法生疏,弦声一紧一松,还有人在旁边轻声喝止。
后来才知道,是个瞎眼老妇,靠这门手艺讨口饭。他让人别赶,让她弹。他记得《大浪淘沙》里某个转折,等了很久,音却在那一瞬走偏。他眼眶忽然就湿了,像被那一下音偏生生扎到。他忽然想起多年以前,春桃在梨花巷的窗下也走过一次音,她自己笑了,说指尖冻了。他那时替她把手包在自己袖口里,一温就好。如今他手里只摊着一床冷被,袖子里空,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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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报应两个字就能说完的事。要说清,只能把那些日子的细枝末节拉出来晒——师爷的那句话,冬月的那顶轿,轿帘落下那刹那的风,水榭的第一块青砖,巡抚衙门名录上的几个名字,夜里烛泪的黑痕,卖唱的老妇人走音时微微颤动的下巴。
这些东西挤在一起,让人的呼吸变浅。谁也不敢去算那笔账,因为把人当筹码的时候,筹码身上其实也有人。等你回头,才发现那个人的名字、体温、呼吸早被你用印信盖成了一个看不清的红印,永远擦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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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来再没让人关窗。有人在外头唱,他就听,听到走音也不吭声。他想过把水榭拆了,终究没动手。拆了也无用,那些木头早在夜里腐到他骨头里。
城里人还爱在茶馆里讲他的故事,说某年某月,他为官清廉,又说他水榭极美。茶客们说着说着就把筷子敲在桌上,敲出一段节拍。
节拍很轻,像是有人在膝上敲。有人问,王大人后来怎样,另一个就摆手,说还能怎样,坐着、想、听,直到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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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的时候不响。只有窗外的风吹过水面,吹起一圈圈涟漪,把月亮拉长,又收短,像一支被反复练却始终不稳的曲子。水榭里空着的那把琵琶,被风触了一下,发出很轻的一声。那一声不尖也不亮,只像人心里一根旧弦,谁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断,断了没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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