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民生揭秘：北宋开封的风沙猎场与环境变迁

原文载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注释从略，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猎场与风沙：北宋开封环境变迁实验

文 / 程民生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 要：北宋皇帝在开封郊外狩猎次数从多到少直至在北宋中期停罢，而北宋开封沙尘天气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再到少，在北宋中期形成高峰，所反映的其实都是开封作为都城的环境变化。宋初开封郊外的林地、草地、湿地面积较大，自然环境比较优良。从宋真宗朝开始，随着国家太平、人口增多、城市膨胀，京郊的草地和荒地开始被开垦，大力发展粮食种植业。郊区的空间不断被挤压，天然林地、草地和湿地面积缩小，自然环境恶化，逐渐出现风沙天气。北宋前期沙尘天气最少，北宋中期最多。从宋神宗开始采取了多种措施保护林木，修复环境，到宋徽宗朝东京城内外的自然环境大有改善，实现了大都市与周边环境的平衡和谐发展。是为一次重大的生态社会实验，在古代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关键词：北宋；开封；畋猎；沙尘；生态环境

历代帝王多举行畋猎活动，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礼制，有以猎物祭祖“昭孝德”、以骑射搏击“训武事”的意义。宋代皇帝在一定条件下，也实行了近百年，终结于宋仁宗朝。为何中止？反映着什么生态环境变化？猎场与风沙，实乃此伏彼起、两个有逻辑关系的有机体，实令人感兴趣。有学者对相关的问题曾予关注 。本文另有不同视角和观点，试图引出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座近代化大都市的环境变迁问题，或有裨于学术研究，敬请批评。

一、北宋皇帝畋猎概况与环境

首先考查北宋皇帝畋猎活动的具体情况。为方便起见，笔者系统梳理了相关史料，制成《北宋皇帝畋猎年事表》（表1）附后，据此统计分析有关数据。

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到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的85年间，宋代皇帝在开封近郊（不含开封府其他地方）举行畋猎活动共47次（包括宋太宗朝一次皇帝未参加的诸王畋猎）。其中，宋太祖最多，凡27次，按其在位16年，平均每年1.7次；宋太宗次多，凡14次，其在位21年，平均每年0.6次；宋真宗5次，在位25年，平均每年0.2次；宋仁宗仅2次，在位41年，平均每年0.05次。呈现出的趋势是按时间递减，离建国时期越远，畋猎次数越少。祖宗两朝出身军人，久经沙场，尚武精神在和平年代只好改移到与禽兽搏斗，赵匡胤于开宝元年（967）一年内畋猎多达6次，宋太宗也有一年3次的记录。而其子孙宋真宗与仁宗自幼生长于宫闱禁苑，既疏于骑射训练，又因浸淫典籍经史，致使其对围猎之事兴致索然。宋仁宗即位20多年以后才有畋猎，即是证例。但庆历六年（1046）十一月二十五日的畋猎，“卫士不及整而归，比夜，有雉殒于殿中。越明年三月，诏将复出。谏者甚众，御史何剡之言尤切，补编修《唐书》官王畴亦陈十事以谏，遂诏罢猎。” 宋仁宗被两次打猎引起了兴趣，第二年还想继续，已经下诏，只是被劝阻了。《宋史》记载：庆历七年（1047）之后，“以谏者多，罢猎近甸，自是，终靖康不复讲。” 此后再也没有宋代皇帝畋猎的事例。

笔者认为，罢猎的根本原因官方没有记载，学界也未关注。那就是，开封郊外猎物越来越少，到宋仁宗朝，已经没有原生态的野生动物可猎。

所谓打猎，是指猎取野生动物以取其肉、皮，但开封地处平原，四周百里内没有山林，自然也就没有丰富的大型野兽。宋帝所获猎物，有具体记载的是野兔、雉、狐、獐等。庆历年间皇帝围猎时，虽有随驾士兵“各带木连架捧三十条遮围禽鹿”之说 ，并未有实际记载获鹿，况且飞雉等鸟类也非木制栏杆可围，恐“禽鹿”一词是沿袭古代的泛指。两次猎到狐狸，都出现在宋真宗朝。民间也有专门猎狐的猎户，如开封人李郎中“出都门，遇猎狐者”“北行数里，果有荷数狐者” 。按野兔栖息在低矮干燥的灌木丛中和草地，野鸡栖息于农田、地边、沼泽草地、低山丘陵，以及路边和林缘灌丛与草地中。狐狸栖息范围广，适应性强，常见于森林、草原、丘陵、半沙漠、居树洞或土穴中。小型鹿类獐一般栖息于河岸、湖边或茅草丛生的环境。换言之，只要有大面积的灌木、草地等荒野，就可以打猎。

北宋前期的开封郊外，尚有着良好的自然植被，具备打猎环境。宋真宗朝的杨侃《皇畿赋》写道：“郊原膴膴，春草萋萋。”草地茂盛，尤其是“汴河以南县邑，长陂广野，多放牧之地”，是专供放牧的草原。“咸壤宜北乡之羊，野蓑美东邑之豕。鱼鳖凫雁之盛，西有陂兮万顷；菱芡莲藕之美，东沿堤兮百里。其或仲冬之月，礼尚进鲜。介麇素出于逢泽，狡兔复多于梁园。” 羊猪等畜牧业、水产以及水鸟丰富，至于“介麇素出于逢泽”只是春秋时的典故，宋代不见，但“狡兔复多”却是实际情况，宋代皇帝畋猎主要就是猎兔。此时期也很少大风天气，仅宋太宗朝有两次 。

据表1，畋猎有记载方位或根据往返地点判断方位的27次，其中东郊2次，西郊13次，南郊7次，北郊5次。就时间分布而言，北郊5次全在宋太祖朝，东郊2次都在宋太宗朝，南郊7次都在宋太宗至宋仁宗朝，西郊最多，四朝皆有。这就意味着，北郊环境先遭破坏，其次是东郊，南郊和西郊保护的较好。宋真宗时的四郊情况，杨侃写道：

其东则有汴水之阳，宜春之苑。向日而亭台最丽，迎郊而气候先暖。莺啭何早，花开不晚。瞻太一之清宫，壮先朝之命工。构宇烟霞之外，出俗嚣尘之中。……青青道边，千亩何田。端拱之初，藉于此焉。黛耜一执，青史千年。登蓼堤以东望，见高台之百尺。居道之南，在冈之北。下有广场，可驰可逐。我皇帝初即宝位，大阅军旅，亲乘戎辂，习战于此。……其南则有崇崇清坛，肃肃斋宫。卜是吉土，龟从筮从。永奉禋祀，郊见昊穹。……别有景象仙岛，园名玉津。珍果献夏，奇花进春。百亭千榭，林间水滨。珍禽贡兮何方？怪兽来兮何乡？郊薮既乐，山林是忘。……狻猊来于天竺，驯象贡于交趾。孔雀、翡翠，白鹇、素雉，怀笼暮归，呼侣晓去。何毛羽之多奇，罄竹素而莫纪也。忽断苑墙，又连池籞。介族千状，沙禽万类，尽游泳而往来，或浮沈而出处。柳笼阴于四岸，莲飘香于十里。屈曲沟畎，高低稻畦。越卒执耒，吴牛行泥。霜早刈速，春寒种迟。舂红粳而花绽，簸素粒而雪飞。何江南之野景，来辇下以如移。……西则有池凿金明，波寒水殿。鹢首万艘而压浪，虹桥一道而通辇。太液无滥觞之深，灵沼有潢污之浅。……彼池之南，有苑何大，既琼林而是名，亦玉辇而是待。……其北则瑞圣新名，含芳旧苑。四方异花，于是乎见；百啭好鸟，于是乎闻。十洲得景，三岛分春。延厩之设，是名天驷。伐大宛以新求，涉渥洼而远致。群驱八骏，队数十骥。……冈阜连延于西南，原田平坦于东北。何沙海之飞扬，忽到此而止息。

东郊有宜春苑、太一宫、藉田所、讲武台。宜春苑是皇家园林，太乙宫是皇家祭祀太一神的宫殿，藉田所是皇帝举行籍田劝农的场所，讲武台是阅兵的大操场。除了讲武台外，其他三处皇家建筑都有大面积园林等绿地。

南郊有祭天坛、玉津园，园中有树林池塘，奇花异草以及珍禽异兽，还有观赏农田。

西郊有金明池和琼林苑。这两大皇家园林，以花木水沼为最大面积。宋初西郊甚至有广大树林。宋太祖即位不久，“十兄弟”等方镇尚多傲慢骄横，“上一日召诸方镇，授以弓剑，人驰一骑，与上私出固子门，大林中下马，酌酒，上语方镇曰：‘此处无人，尔辈要作官家者，可煞我而为之。’方镇伏地战恐，上再三喻之，伏地不敢对。” 树林中自然多有野生动物，也是赵匡胤等皇帝到西郊狩猎次数最多的客观因素。

北郊有瑞圣园、天驷监。瑞圣园的皇家园林，天驷监多牧马草地，由于植被良好，抑制了沙尘在小范围内泛滥。

杨侃以上都是赋文语言，极尽夸赞之情，自然不能全信。但整体上看，郊外湿地、林木、草地面积较大，是比较优良的自然环境。

二、畋猎的终结与环境的恶化

宋仁宗时的畋猎，猎物已经不是原生态野生的，而是预先准备的。如庆历五年（1045）十月一日，诏“开封府供备出猎围内鸡兔” ，猎场中供皇帝射杀的野鸡、野兔，由开封府负责提供。庆历六年（1046）的诏书中披露：“诸州军，腊日不得预下诸县科率狐兔。” 腊日传统上是祭祀祖先、众神的节日，通常要有“冬狩之礼”猎取野物为祭品，“顺时畋猎，取鲜杀以登庙俎，所以昭孝德也。” 各地州县总是以科率的方式向民间征购。宋仁宗最后一次出猎时，“按辔中道，亲挟弓矢，而屡获禽。”即扣紧马缰使马缓行或停止，根本不需要四处驰骋追赶，就轻易地猎取到很多猎物。因为开封府预设了猎物，甚至“道傍居民或畜狐兔凫雉之类，驱于场中”，连皇帝都不好意思了，对大臣说：“畋猎所以训武事，非专务获也”，下令全部放生 。与赵匡胤“狩近郊，逐兔，马蹶坠地” 的实战相比，这完全成为一场官民配合、供皇帝玩乐的游戏，更谈不上借此“讲武事” 。这就意味着皇帝畋猎的必要性丧失了，在诸臣的劝谏下只好宣布“自今罢猎于近甸” 。此次畋猎的历史意义在于：一是成为宋代皇帝畋猎的绝唱，二是意味着自然植被覆盖率下降，能栖息和繁衍较多野生动物的自然环境已经丧失。以后的宋帝，便有了夸耀“无畋猎驰骋之好”的借口 。

宋代皇帝畋猎的兴衰，背后反映着开封郊外植被环境的变迁。

从宋真宗朝开始，适应国家太平、人口增多的社会环境，京郊的草地和荒地开始被开垦，大力发展粮食种植业。景德四年（1007）六月，“诏京城四郊田园旷土，许贫民耕种。” 允许贫民垦种荒地，开发农业。天禧元年（1017）七月，宋真宗又诏：“京城四郊禁围草地，悉纵民耕垦畜牧。” 原来被围起来禁止使用的草地——应当就是供皇帝围猎的猎场，向民众开放，民间既可以放牧，也可以改变土地草场性质发展种植业。这时的宋真宗为配合天书封禅等一系列崇道活动，已经不再出猎，“上自景德四年以来，不复出猎”，大中祥符二年（1009）六月，“诏五坊鹰鹘，量留十数，以备诸王从时展礼，余悉纵之。” 这是他不再畋猎以免杀生的告白，所以禁围草地也就没有必要保留了。如此一来，固然有利于社会生产，但草地被开垦后，会有大段时间的土壤裸露，成为沙尘之源。

同时，另一重大变化是京城的壮大扩展。北宋立国之初规划的汴京外城防御体系，在宋真宗前期尚能维持都城功能，伴随商业勃兴与人口激增，外城空间急剧扩张，突破了城墙限制，“十二市之环城，嚣然朝夕，异彼郊垧。” 城外形成了12处大的草市，生意火爆，以至于通宵达旦营业。“宋朝大中祥符元年，置京新城外八厢。真宗以都门之外居民颇多，旧例惟赤县尉主其事，至是特置厢吏，命京府统之。天禧五年，增置九厢。” 京城人口漫溢到城外，原来的草市无序蔓延，形成更大的市井新空间，开封、祥符两赤县的县尉已经鞭长莫及，无力管理，朝廷便更改建制，设置东京新城外八厢专门管理治安问题。然而历史进程的加速远超预期，仅仅13年以后，就不够用了，持续膨胀的外城对城市社会管理提出了新要求，于是又增设一厢。此后不断扩展，元丰年间只好扩建外城，周长由后周时期的48里233步扩大至50里165步。元丰至元祐年间，开封又扩建城濠。原计划是宽50步，后来实际宽度是“十余丈” ，大约30步。据左谏议大夫梁焘言：“臣窃以都城之役，程工浩瀚，开广池隍，最为大事……尽发封桩官钱，蠹耗国力。毁撤庐舍，生者不得安；掀剔坟陇，死者不得息。弃土山积，旁无旷地，稍已堙没园林，浸至壅阏道路。” 由此可见，这一重大工程占用了许多城外坟地，所出土方侵占了园林、道路。

随着开封郊区绿地空间不断被挤压，天然林地、草地面积缩小。植被破坏后，土壤失去植被的保护，更容易受到风力侵蚀，从而导致风沙增多。位于黄河冲积平原的开封，地表多沙荒，“都城土薄水浅，城南穿土尺余已沙湿” 。沙壤结构疏松，在地表植被稀疏或裸露的条件下，风吹即扬。最早有明确记载的是宋太宗端拱二年（989）：“京师暴风起东北，尘沙曀日，人不相辨。” 是一场非常严重的扬沙天气。最典型的是康定元年（1040）三月二十日的一场沙尘暴，在朝廷任职的著名诗人梅尧臣于开封野外亲身经历了这场异常气象，并根据所见所闻，撰成《风异赋》，详细记述了这次沙尘暴的情景和造成的灾害：

庚辰岁三月丙子，天大风。壬午，诏出郡县系狱死罪已下。……吾因迓劳适于郊，憩亭舍，日昃时群辈外嚣曰：‘火来火来。’喔呼噫嚱，出屋远望，西北之陲，亘天接地，混混赫赫，不见端涯。逡巡则赤埃赭雾，突荡奔驰。阳精失色，白昼如晦，号空吼穴，扬砂走块。众心惊惶，广衢翳昧，莫辨谁何，执手相对。其少顷也，稍明故归，人未宁兮，相与而为队，顺前者措足之不暇，逆进者举武而愈退。睇山川兮安陈，趋城郭兮安在，所可视者五六步之内。越翌日,四方恬霁,乾坤黯惨,物色憔悴。牛复马还绝衔鼻,草靡木折荚实坠,禽鸟堕死泥满喙,几案倾欹尘覆器。民庐毁坏,商车颠踬。……或曰起浚都，播许、郑，历洛汭，以及唐、邓、汉、随之地。稽厥时厥状，无与此土异，未迨旬浃，德音遐暨，是知本闻之不伪。

发生在下午、来自西北方向的强沙尘暴非常猛烈，能见度很低，造成的灾情也相当严重，可谓一片狼藉，到处残破，损失惨重。而且，这场波及湖北的沙尘暴有可能源自开封，更令人担忧。

为方便分析北宋开封风沙状况，笔者依据有关史料，制成《北宋开封沙尘天气表》（表2）附后。

据表2统计，北宋开封有确切记载的沙尘天气凡34次。其中，宋太祖0次；宋太宗2次，在位21年，平均每年0.09次；宋真宗6次，在位25年，平均每年0.24次；宋仁宗5次，在位41年，平均每年0.12次；宋英宗4次，在位4年，平均每年1次；宋神宗9次，在位18年，平均每年0.5次；宋哲宗2次，在位15年，平均每年0.13次；宋徽宗1次，在位24年，平均每年0.04次；宋钦宗5次，在位2年，平均每年2.5次。以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为北宋前期，凡62年，共8次，平均每年0.13次；以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为北宋中期，凡62年，共18次，平均每年0.29次；宋哲宗、宋徽宗、宋钦宗为北宋后期，凡41年，共8次，平均每年0.19次。如此看来，北宋前期沙尘天气最少，北宋中期最多，北宋后期居中。但以皇帝而言，除了宋太祖朝以外，宋徽宗朝最少。宋钦宗朝的记载，注入不少屈辱亡国的悲愤，颇有夸大其词的倾向，对其数据当有所保留。大体而论，时间分布以宋仁宗朝后期至宋神宗朝前期（1063—1079）最频繁，与开封干旱高峰大致对应 。

司空见惯的风沙天气官方一般并不记载，实际上常常是“风吹沙度满城黄” 。以下士大夫的诗句，可以给出具体生动的场景。梅尧臣：“昨日汴水头，共饯东去人，暴风吹黄沙，对面不相亲。” 郑獬：“京师恶尘土，两足没至踝。狂风暴然作，塞天赤如赭。” 司马光：“红尘昼夜飞，车马古今迹。” 王安石：“低回大梁下，屡叹风沙恶。” 邢居实：“十年客京洛，衣袂多黄尘。” 谢薖：“吾观大梁城，九衢尘暗天。” 贺铸：“客子厌京尘，长街风迷目。” 这些诗人都生长在北宋中后期，尤以北宋中期为多。但毕竟是诗句，诸如尘土“两足没至踝”等，显然是文学夸张。

欧阳修有诗云：“京师花木类多奇，常恨春归人不归。车马喧喧走尘土，园林处处锁芳菲。” 集中反映出的特点是开封园林珍奇众多，但道路上却是车马行进掀起的灰尘，展示的正是植被与沙尘的博弈。另一例子是宋英宗朝，几位馆阁文人前往内城封丘门外一小巷中的一户市民家赏花，“行数步，至一门陋甚，又数步，至大门，特壮丽，造厅下马。主人戴道帽衣紫半臂徐步而出。达道素识之，因曰：‘今日风埃。’主人曰：‘此中不觉。诸公宜往小厅。’至则杂花盛开，雕栏画楯，楼观甚丽，水陆毕陈，皆京师所未尝见。主人云：‘此未足佳颐旨。’开后堂门，坐上已闻乐声矣。时在谅暗中，莘老辞之，众遂去。莘老尝语人：‘平生看花，只此一处。’” 在闹市小巷中别有洞天，不显山漏水，虽不知有多大面积、有多少花卉，但足以使见多识广的士大夫惊异，其质量显然超过了京师其它任何园林，而且还没有到其后苑观赏。关键是客人言“今日风埃”，主人却说“此中不觉”，其家园林遮挡抵御了外边的风沙。

三、北宋后期开封环境的改善

百万人口的大都会，每天都需要海量的城市建设和家具、工具材料，民众日常烹饪、冬季取暖，官方酿酒、制瓷等，也需要大量木材和燃料，这正是四郊林木日渐减少的原因。社会日常耗材毁坏树木，和自然环境发生冲突。为此，宋人采取了多种措施，保护林木。

其一，节省木柴。熙宁五年（1072），虢州工匠向朝廷贡献出新发明的连二灶酿酒法，朝廷三司军将王靖改进为连三灶法，用于官方的酿酒作坊，“畿内酒坊等处连三灶，岁省柴四十余万斤” ，大约就是通过三个灶膛串联布局，形成阶梯式热量传递系统，实现热能多级利用。实验显示了显著的效益，遂得到进一步推广，大幅度减少了对木柴的消耗。

其二，使用煤炭取代木柴。仍是宋神宗熙宁年间，开封开始广泛使用煤炭。北宋末年的朱弁指出：“石炭不知始何时。熙宁间，初到京师” ，从而极大地便利并提升了社会生产和生活。京西排岸司专门组织有“西河石炭纲” ，而且有数量指标，负责向首都供应煤炭。两宋之际的庄绰说：“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然薪者。” 此言显然有夸张之处，但有史料证明，东京开封确实广泛使用煤炭。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制定的选人所任在京师的窠阙职位，其中许多是在京城的石炭即煤炭场的职位：“河（引按：指汴河）南第一至第十石炭场，河北第一至第十石炭场，京西软炭场，抽买石炭场，丰济石炭场，城东新置炭场。” 除了“软炭场”“新置炭场”不能明确是否石炭外，至少有22个煤炭供应、储存网点，遍布京师各地。从“抽买石炭场”这一机构分析，当是负责抽买商人所贩运到京师的煤炭，说明除了官方外，还有不少民间煤炭供应渠道和煤炭商。宋徽宗政和六年（1117），开封府尹王革曾提及“都下石炭，私场之家并无停积”即可证明 。开封燃料实现了革命性的巨大升级换代，有效遏制了对树木的依赖性砍伐。

其三，加大人工林的种植。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兼常平事吴审礼上书说道：“帝畿千里，有终日行不见桑柘处，民不知蚕，非所以美俗。请教以种艺，责县劝率之。不一年，所租以亿万计。” 朝廷下令予以推行。熙宁八年（1075），左藏库副使王鉴建议：“开封府界近京牧地及淤田甚多，广种榆柳，较之租佃有倍息。” 在开封郊外广袤的牧地和新改造的淤田上植树造林，效益比租佃出去收租多出一倍，朝廷随即批准。是退牧还林的举措。宋徽宗时的南郊陈留就多柳树，“柳林行不尽，想见春风时。” 柳树林的面积很辽阔。

以上重大举措，都发生在风沙最严重也最有作为的宋神宗一朝，谅非偶然，是人地互动、物极必反的转折。

到宋徽宗朝，东京城内外的绿化已经大有改观，拥有全国最发达的园林业，还引进了大批南方花木 。如政和年间福建的荔枝移植于开封：“政和初，闽中贡连株者移植禁中，次年结实不减土出。” 荔枝是亚热带果树，在北方的开封能够成功移植，展示了不惜代价的科技成果。朱弁记载：“银杏出宣、歙，京师始惟北李园地中有之，见于欧、梅唱和诗，今则畿甸处处皆种。” 北宋后期迅速普及开封地区，至北宋末已有胸径合抱的大银杏树了 。外城的护龙河两旁“皆植杨柳” 。作为贵族官僚云集的都城，供娱乐休闲的园林景观必不可少，大多都在郊外。孟元老说：“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次第春容满野，暖律暄晴。万花争出粉墙，细柳斜笼绮陌。香轮暖辗，芳草如茵，骏骑骄嘶，杏花如绣，莺啼芳树，燕舞晴空”，可谓到处郁郁葱葱。正因为如此，所以为时五昼夜的正月十八元宵节结束后，京城人便开始出城踏青、探春去了：“收灯毕，都人争先出城探春”。著名的官私园林有：“州南则玉津园外学，方池亭榭。玉仙观转龙弯西去，一丈佛园子、王太尉园，奉圣寺前孟景初园，四里桥望牛冈，剑客庙。自转龙弯东去，陈州门外，园馆尤多。州东宋门外，快活林、勃脐陂、独乐冈、砚台、蜘蛛楼、麦家园、虹桥、王家园、曹、宋门之间东御苑，乾明崇夏尼寺。州北李驸马园，州西新郑门大路，直过金明池西道者院，院前皆妓馆。以西宴宾楼，有亭榭，曲折池塘，秋千、画舫，酒客税小舟，帐设游赏。相对祥祺观，直至板桥，有集贤楼、莲花楼，乃之官河东、陕西五路之别馆，寻常饯送置酒于此。过板桥有下松园、王太宰园、杏花冈。金明池角，南去水虎翼巷，水磨下蔡太师园。南洗马桥西巷内，华严尼寺、王小姑酒店。北金水河两浙尼寺、巴娄寺、养种园，四时花木，繁盛可观。南去药梁园、童太师园。南去铁佛寺、鸿福寺、东西柏榆村。州北模天坡、角桥，至仓王庙，十八寿圣尼寺、孟四翁酒店。州西北元有庶人园，有创台、流杯亭榭数处，放人春赏。” 这些园林在开封城内外星罗棋布，自然使都城风光旖旎无限。

官方园林在已有的基础上更加茂密，绿意更浓，且有新建的艮岳、延福宫等大型园林，私家园林更多，无不苍翠茂盛，景致迷人，使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因而，清明节踏青春游的风俗十分兴盛：“都城人出郊……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 北宋末袁褧记载开封郊野的著名园林之后，又道：“其他不以名著约百十，不能悉记也。” 一二百多处大大小小的园林占满了四郊，按孟元老的说法，还向外蔓延近百里。其说恐有夸张，但十余里数十里总是有的。如“独乐冈”在城东15里，“杏花冈”在城西南15里 。 须知，历史气候在宋徽宗朝进入第三个冷期即小冰期，并于靖康年间达到峰值 ，在此低温的背景下取得巨大的园林成就，确实难能可贵，令人赞叹。

绿茵草地也不少。京城之北多牧场：“京师城北，乃官民放养羊地。” 专用于放羊。位于开封西北的牟驼冈，靖康时仅金兵缴获的官马就有二万匹 ，显然有着广袤的草地，对环境而言起到固沙涵水的作用。园林中都有不同面积的池沼水面，还有官方管理的具有公共性质的水库、池塘等，如开封西南郊的三十六陂池塘群就是典型 。另有许多养鱼塘，如西郊就是本地最主要的鱼类供应基地，每天向京城提供活鱼：“卖生鱼则用浅抱桶，以柳叶间串，清水中浸，或循街出卖。每日早惟新郑门、西水门、万胜门，如此生鱼有数千檐入门。” 城西三座城门都成为进鱼通道，可见产量之大，水面之多。这些湿地在生态保护、灾害防控、资源循环、尤其是在湿润空气、抵御风沙方面起到很大作用。

绿网交织下的开封自然环境状况大有改观，风沙有所抑制。从表2可以看到，开封发生沙尘天气在北宋中期平均每年0.29次，北宋后期下降到平均每年0.19次，宋徽宗一朝最少，仅1次，也没有大风天气。旱灾只有大观四年（1110）、政和二年（1112）、政和六年（1117）、宣和四年（1122）4次，是北宋历朝也是每10年旱情最少的时期 。专载北宋末期东京开封的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以及袁褧《枫窗小牍》中，只字不提“尘”，也不言风沙，可与统计表相印证。据蔡绦记载，北宋后期,“是时海宇晏清,四夷向风,屈膝请命；天气亦氤氲异常，朝野无事,日惟讲礼乐庆祥瑞,可谓升平极盛之际。” 尽管他是在为其父蔡京任相歌功颂德，但也不是信口雌黄，至少“天气亦氤氲异常”，还是有一定的历史气象依据。

生态环境优化的另一证例是出现了野生鹤群。宋徽宗《瑞鹤图》题记云：“政和壬辰上元之次夕，忽有祥云拂郁，低映端门，众皆仰而视之。倏有群鹤飞鸣于空中，仍有二鹤对止于鸱尾之端，颇甚闲适，余皆翱翔如应奏节，往来都民无不稽首瞻望，叹异久之，经时不散，迤逦归飞西北隅散” 。政和二年（1112）正月十六日，汴京上空忽然彩云飘浮，十余只仙鹤飞鸣于皇城上空，盘旋了很久才向西北飞去。南宋袁褧也记载到，“余汴城故居，近陈州门内、蔡河东畔。居后有圃，乔林深竹，映带城隅。中有来鹤亭，王大父时有野鹤来栖，遂驯狎不去。” 其家在开封靠近外城东南门陈州门的城内，旁临蔡河，后花园有竹林，宋徽宗朝曾有野鹤栖息，并留置不去。鹤常栖息于沼泽、湖泊、苇丛、草地、开阔平原、海边滩涂以及河岸，主要以鱼、虾、蝌蚪、水生昆虫、软体动物以及水生植物的茎、叶、根或者果实等为食。宋徽宗所见所绘为迁徙性鸟类丹顶鹤，其出现暗示开封周边存在湿地或未过度开发的自然栖息地，为候鸟提供了短暂停留的环境。鹤群敢于接近人类聚居区，说明城市扩张尚未完全破坏自然生态，周边仍保留野趣空间。

结 语

北宋开封生态环境的历史变化有两条线索：一条是皇帝狩猎次数从多到少，直至停罢；另一条是开封沙尘天气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再到少，在北宋中期形成一高峰，所反映的其实都是开封作为都城的环境变化。从五代小朝廷延续过来的都城，在统一、和平年代发展成为百万人口的国际大都会，建筑物的扩张、人口的外溢，对周边植被等自然环境的挤压、掠夺、破坏是空前的，草地、林地日益缩减，裸露出来的沙地很容易被平原之风吹向空中，对京城的侵袭造成居民生活种种不便，更不消说对民众呼吸系统的危害。有意无意的环境保护和绿化运动，包括官方人工林和园林的建设、私家园囿的普及，一定程度上修复了郊野的生态，到北宋后期重新抑制了风沙。

南宋庄绰独具慧眼，曾敏锐指出：“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今驻跸吴、越，山林之广，不足以供樵苏。虽佳花美竹，坟墓之松楸，岁月之间，尽成赤地。根枿之微，斫撅皆遍，芽蘖无复可生，思石炭之利而不可得。” 他对比南北宋两都城的燃料与生态状况，开封位于并无多少林木的平原，北宋后期燃料以煤炭为主；而杭州位于山林丰富的东南地区，成为都城后人口暴增，林业资源很快消耗殆尽，所谓“岁月之间，尽成赤地”，实在令人震惊。开封后期自然环境的修复当然不都是煤炭的功劳，但由此可反观北宋开封周边环境能维持数十年之后才多风沙的侵袭，以及宋神宗以来的修复成功，是多么珍贵。这是一次颇有价值的生态社会实验，证明环境修复及其路径、作用，实现大都市与环境的平衡和谐发展，在历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一宋史研究资讯一

邮箱：txq1627@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