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庭三年半的日本集中营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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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广播了天皇的投降诏书，而被监禁于婆罗洲集中营的人们并没能立刻知晓。身处其中的美国人艾格尼斯·凯斯，用自己的亲历记录了日本作为监禁方战败后，心理上与行动上负隅顽抗的微妙变化和波动：“敌人”以“朋友”的面目相处，夹杂着日本人面对白人时的民族自卑心境。

同时，尽管当时日本天皇宣读了投降诏书，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日本军队在所有占领国的投降，他们“否认对天皇的忠诚，下定决心血战到底，以捍卫自己勇敢的、胜利的、不可战胜的、士兵的荣耀”。法西斯的狂热得以从凯斯书里的一些片段管窥。从这一角度，也能让人们明白需要不断铭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意义所在。

*艾格尼斯·凯斯（1901–1982）是一位美国作家，丈夫哈里·凯斯（Harry Keith）是英国殖民政府的公务员。“二战”爆发前，他们一家生活在北婆罗洲的沙巴。1942年日军占领北婆罗洲后，艾格尼斯与丈夫、年幼的儿子乔治（George）被关进不同的战俘营，经历了3年的饥饿、疾病和残酷压迫。《万劫归来》就是对这三年多集中营生活的记录。

Three Came Home

A Woman's Ordeal in a Japanese Prison Camp

敌人坠落

文｜［美］艾格尼斯·凯斯

*本文节选自

《万劫归来：一个家庭三年半的日本集中营经历》

8月15日这一天，对围墙外的世界无论是否有什么重要意义，我们都在日本人的号令下，庆祝了那标志我们被拘押3年的一天。这是古晋峇都林当营成立周年纪念日。1942年，须贺上校被任命为此地战俘与平民拘押营的总指挥。在他的命令下，我们年年庆祝自己被关押这一事件。他好像完全看不见这其中的讽刺意味。有时我们会在这一天得到一根额外的香蕉，有时1个鸡蛋，有时一些甜点。可是1945年，食物已经极度短缺，于是他们在集中营成立3周年纪念日这一天，给了我们半天时间与丈夫相见，以示庆祝。

奥维里·普里斯科特（Orville Prescott）是《纽约时报》历史上最重要的书评人之一，为《纽约时报》书评专栏写了24年，此文是普里斯科特为《万劫归来》所写的书评，刊登在《纽约时报》1947年4月9日版

哈里、乔治和我在铁丝网外的树下相聚。乔治直接奔向小溪边玩耍，而我和哈里坐下来说话。现在我们已不再谈论战争胜利，或者胜利后的计划、盟军的飞机等话题，而是一些更有意义的简单的生存问题。

快要分开的时候，哈里说：“我得告诉你一件事，值得一提的一件事。也许你不会相信，但希望可以让你笑一笑。一个喝醉酒的英国兵昨晚钻过铁丝网，从战俘营溜到我们这边的厨房来，正在偷东西吃时被几个人抓住了。正要打他时，他说，如果放开他，他会告诉他们一件肯定能令他们高兴的事，从而绝对不想再打他。他说，当晚有消息通过私藏的无线电传来，停战协议已在当天于盟军和日军之间签署。”

我说：“好吧，当我在古晋广场见到美国水手时，我就会相信战争结束了。”

英军战俘营在我们外面的道路一侧铺开。一天我正向须贺上校的办公室走去，忽然有什么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整个战俘营里，我看见有很多小篝火在跳动，火上有各种各样的锅， 冒着烟。我一边想，一边闻……是鸡肉！我停下来，向那边看过去，又深吸一口气，离我不远的岗亭里，日本哨兵什么也没说。这一切都不平常——火，食物，沉默的哨兵。

一个看上去可怜巴巴、瘦得皮包骨的英国兵，什么也没穿，缠着一条裹腰布。他离铁丝网很近，我能看见他对我眨眼睛，无所顾忌地大声喊道：“快乐的日子又回来了！”离他不远处， 另一个男孩儿也大声说：“不会太久了，小姐！”另外两个开始哼起营地里熟悉的调子。“他们来了，就会沿河而上！”又有其他人开始唱起士兵们最爱的歌谣：

“让那些中国人、达雅人、荷兰人去打吧，就让他们拥有婆罗洲吧。我们不要……”

我还可以听见一阵一阵的“扬基小调”充满了整个营地。这时我视线内的所有英国兵都在冲我笑，大拇指向上晃着。而附近岗亭里的日本人，没有像平时一样又吼又举枪，只是用无神的眼睛瞪着，一动不动。

我这时想起了哈里告诉我的话。继续向前走，想着这件事。平时在这条路上“咯咯”叫着扑闪的印尼鸡，今天一只也没见到。慢慢地，我开始把路上看不到鸡和战俘营里的篝火联系起来。我闻到的，是鸡的味道，没错！

这些士兵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和平就在眼前的话，他们不会把这些平时零星供应鸡蛋给他们的鸡都杀掉的，日本兵更加不会允许他们点篝火。那一路所闻到的鸡的味道，此后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与第一缕和平的先兆牢牢地联系在一起。

日军占领婆罗洲期间流通的货币（1942—1945），每一张都有“日本政府”字样

第二天，日本人发放了双倍于平时的大米供应量，还有一些西米粉。那之前我们已经领过了 8月的供应，抱怨过太少，当时的回答是 ：“古晋没有大米了。”当这双倍供应发下来时，我们知道，一定有什么事发生了。

与此同时，日本军官紧急辟谣，否认所有关于和平的传言，卫兵们自然也都相信他们的长官，坚信自己是不可战胜的。

于是，在古晋的我们，开始了自开战以来最令人崩溃的阶段。当和平已经降临外面的世界时，我们却离自己的毁灭越来越近。

8月20日下午2点，有传单从盟军的飞机上撒到我们女营地里，我们捡起来，赶在日军从我们手里抢走之前匆忙读了。

战俘向抛撒胜利传单的RAAF（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飞机挥手（图片来自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网站）

澳大利亚第九指挥部

大英婆罗洲

1945年8月18日

致：大英婆罗洲所有盟国战俘

自：澳大利亚帝国陆军（AIF: Australian Infantry Force.）总指挥官

终于，盟军彻底打败了日本。日本天皇，代表日本全国，接受了无条件投降协议。必要的投降安排正在盟军总部高层与日军之间协商。

欢呼吧。

我知道你能够理解，鉴于你所处的位置，施以立即的援救存在一定困难，但是你尽可以放心，我们会尽一切所能，最快让你们获得释放，得到照顾。

G.F. 乌特恩

总司令

澳大利亚第九指挥部

2个小时后，我被叫到须贺上校的办公室。去之前，我把藏起来的传单缝在衬衣里面，猜想这次去，一定与这个消息有关。然而，须贺像往常一样跟我打招呼，寒暄倒茶。最后还是我实在忍不住，向他询问战事有没有任何变化。

他说，盟军正在攻打婆罗洲，很快会占领古晋。然后会在这里——战俘营，与日军进行最后的决一死战，争夺战俘。交流进行到这里，我已经不知道，究竟是我，还是须贺疯了。

随后须贺给我看了一份机打的命令，让所有战俘营的犯人离开营地，“为了你们自己的安全”。撤离地点尚未指定。须贺说，这个命令很快会颁布。我看见上面标注的时间是9月。

我说：“如果你再让我们搬迁，会把所有人都害死。”

须贺冷峻地回答：“那是我的职责！”他目光坚定，加上这个语气，无异于警告我，不要再继续说了。在这名受过大学教育的毕业生身上，我看见了日本人的狂热。

我只好询问欧洲的局势有什么变化，我们之间谈论欧洲，从来不会引起情绪的激烈化。他告诉我，德国已经宣布了彻底的失败，接受了和平协议，现在剩下日本孤军作战。盟军新近向日本投掷了新型原子弹，是有史以来最具摧毁力、最不人道的炸弹。第一颗毁掉了一整个城市，而他的家人住在那里，他相信已经全部遇难。

这次谈话是在8月20日。整个过程当中，我深深地感到，那一页和平传单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保障，因为敌人还握着枪。

自从飞机撒了传单以后，我们变得对日本人的规则不管不顾。倒不是我们真觉得安全了，而是，杀吧，我们懒得想那么多了。在管制者们一天比一天更加歇斯底里的情况下，他们没有冲我们开枪，这完全是个奇迹。那些军官和卫兵前一秒钟还在威胁，下一秒钟又开始抚慰。没人明白，究竟是谁处在更有利的位置。我知道他们的感觉，所有的美好都已经成为过去， 厄运刚刚开始，在前方向他们招手。这与我们3年前的感受几乎一模一样。

空军准备空投“鱼雷”，上面写着“面包”（图片来自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网站）

在这些不确定的日子里，我们尽量不让孩子们知道这一切，因为不知道他们会跟卫兵们谈些什么。但他们知道“日本人挨打了”，因为那几个大男孩，约翰、吉米、维吉就是这么说的，而乔治又是如此地信任我，所以他把这个消息也分享给了我。他们对待征服者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骄傲地晃着小肩膀，乔治和艾迪互相喊着：“你这肮脏的日本人！”

8月24日，军事翻译来到女营房，命令所有妇女4点钟去小教堂，须贺上校将要在那里发表讲话。须贺过去从未在我们的地盘上对我们说过话，一向是我们被命令站在广场上等候他。

下午4点，太阳炙热地挂在古晋的天上，使人昏昏然想要入睡。光线透过小教堂的窗户，几乎平射进我们眼里。房间里热得令人窒息，没有声音，连呼吸声都没有，紧张到极点。在迟到1个小时后，须贺上校来了。

乔治待在我身边，从未有过的安静，他也体会到了空气中的气息。我一遍又一遍地祈祷，这是最后的机会，如果这一次的祈祷再不被听见，我不可能再挺过去了。主啊，赐我们和平吧。

我看着小教堂里，我身边的女人。我们坚持得太久了。当日本人缩减食物供应时，我们一笑而过；当他们命令我们去地里劳动时，我们一笑而过；当他们切断供水，我们去井里提水时，我们一笑而过。在饥饿、病痛、劳累面前，我们都一笑而过。可这一次，如果和平的承诺竟然最后变成了一句玩笑，我们将再也笑不出来。

我看着身旁这一群承受了难以想象的苦力的妇女，这些苦力明白地写在她们身体上。脸是扭曲的，布满皱纹的，痛苦而克制的；手是扭曲的，粗糙的，长满了茧的；脚光着，上面是断裂的指甲，布满伤痕，肮脏不堪；衣衫褴褛局促，打着补丁，褪了色。在这264人中，最多还有五六个看上去尚有活力，尚且迷人。其他的人，也许还有机会重拾魅力，但永远不会再年轻。监禁夺走了我们太多。

下午5点钟，须贺上校到了，由2名副官陪同。他走进小教堂时，我紧张得开始发抖，心跳得好像注射了肾上腺激素，手心又湿又冷。我们站起来鞠躬，这是最后一次。

在监禁的第一天，他脱稿向我们发表了自己的讲话。那之后，他的演讲变成了读稿，稿子由犯人给他写，有时是我，都是一些自吹自擂的内容。今天，他讲得很慢，每一个字都谨慎挑选，所有的情绪都努力控制，全都做到了无懈可击。我知道，这些字眼让他说出来有多痛苦，这对于他的骄傲甚至躯体都是致命的打击，却给我们带来了新生。

曾经很多次，我观察过须贺上校的笼中猎物，在他们身上感受到隐藏的笑意，潜伏的讥诮，抑制的不屑，这些都看不见也听不见，却比大声的狂笑更伤人。有时候，须贺会在这样的感受中，忽然冰冷地停顿下来，变得蜡黄僵硬，他脑子里在探寻，有什么方式，能让他报复这2500个犯人带给他的轻侮。然而作为胜利者的他，无力报复。他可以枪毙他们、折磨他们，或者贿赂他们，可是那蔑视在他们心里，即便他们死了，他也能感受到。

那一天，作为败军中的一员，他第一次在营地里公开表达了尊重，包括向那些最恨他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在看着他走向死亡，他正勇敢地执行着。

须贺上校（右一）与伊斯蒂克准将（左一），瓦尔西上校（中）在投降仪式后。须贺5天后在狱中割喉自杀（图片来自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网站）

他对我们说，和平降临了。而导致日本投降这样结果的主要原因是：1.德国在当年5月的彻底溃败，以及它对《波茨坦和平协议》的接受；2.盟军投掷在日本的原子弹无可比拟的破坏性，以及它对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的野蛮侵犯；3. 8月9日，俄国对日宣战。日本天皇再不能忍受目睹人民的苦难，目睹挣扎在原子弹威胁下的妇女和儿童。为了将日本民族从彻底的毁灭中拯救出来，他于8月15日宣布停战，并接受了《波茨坦和平协议》。

须贺说，这对我们战俘来说，是好消息，但我们不要太激动，不要失控，危险远没有过去。我们目前还必须继续服从，保持平静。

日本军队仍然没有被打败，他们还继续在所有占领国保持着胜利姿态，尤其是在中国，他们的武装力量在战场上尚未被击败。这些军事力量拒绝投降。可作为日本人，他们必须服从天皇，因此他们中的一部分只好放弃了民族，否认了对天皇的忠诚，下定决心要血战到底，以捍卫自己勇敢的、胜利的、不可战胜的、士兵的荣耀。

这天早上，天皇派出3名皇子，就任3个重要的军事职位，试图说服将军们服从命令。须贺说，希望并祈祷皇子们能成功，以便早日结束这一切。如果和平协议的条款对日本足够公平，皇子们也许能说服军队停战。

他接着说，古晋现在是婆罗洲的军事总部，军事力量已覆盖铺设到所有的山林地区，将在那里阻止抵抗盟军。而他自己，决定服从天皇的命令。他关注我们的安全，但尚未收到来自任何方面的任何命令，古晋目前无线电中断，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他会尽一切可能来确保我们的安全，但是军官们，年轻的士兵们一腔热血，而且手握武器。所以，“尽管和平已经在眼前，请一定保持冷静，不要过度兴奋，要服从命令，不要挑衅军官和士兵。请耐心一点，保持风度”。

随后他宣读了盟军飞机20号撒下的传单。正是那天我见他时，缝在衣服里的那一份，也许当时他的身上也藏着一页。当他读到：“终于，盟军彻底打败了日本。日本天皇代表日本全国，接受了无条件投降”时，我想起了曾经的那些时候，须贺告诉我们，日本最终会打赢这场战争，哪怕持续10年甚至更长。传单上的这一句话，我认为造成了对须贺尊严的终极摧毁。

这是整个监禁期间，须贺与作为战俘的我们最后的交流。

他坐车离开了，正是那辆他作为一个胜利者时，多次用来给吵闹的孩子们分发小袋饼干糖果的车。乔治对他有一些恻隐之心，他说：“妈妈，他因为输掉了战争而伤心吗？”

从我们这里离开之后，须贺去了男营，发表了类似的声明。很显然，他尽量回避大规模集会或者露面。

9月3日，须贺举行了一个“告别派对”，邀请盟军战俘营的代表去参加。

有人拒绝去，这是整个监禁生活中，我们第一次有权说“不”。鉴于目前营与营之间已经允许交流，哈里送信给我，叫我别去。但新闻直觉却敦促我，应该去，这个派对将会十分特别。 我看过了泥污和血腥，这一次我想去见证鲜花撒满在胜利者的脚下。于是我让多莉给哈里捎了个信，告诉他我会去，问他是否去。他说，去吧。

6点钟，我们到了办公室。须贺上校灿烂的军服上，胸前点缀着“一战”时盟军军服上的装饰，就像哈里当年军装上的一样。他过去的囚犯，今天的客人，穿着停战后日军提供的新制服，平民拘押犯穿着一直囤积、等待获释时穿的盛装。

包括营里的所有日本军官，派对上一共有大约60个人。施暴者和受害者，极不自然地融在一起。九部中尉，营里的头号长官，坐在我对面。他对某种药品上瘾，一旦药品短缺便会变得极其残暴。他通常周五得到供应，因此周五晚上向他提什么要求都能得到响应，然而周一到周五之间，他是一个恶魔。

澳大利亚第九军伊斯蒂克准将（右），第二野战维修连连长T.T. 约翰逊（中），艾格尼斯·凯斯（左）于1945年9月11日集中营解放不久后谈话

那天晚上他问我，谁是我最喜欢的英国作家。过去每一次见面，都是在全营搜查时，而每次，他都会问这个问题。因为按照他的说法，我们俩都很“文学”。每一次我都会说一个不同的作家，而他却始终坚持一个答案：“吉卜林是英国人最爱的作家。”吉卜林，充斥着对白人荣耀的颂扬，从来不受日本人的喜欢。今晚，我告诉他，我最喜欢的是狄更斯。他反问 ：“真的？ 不是吉卜林？”

山本医生挨着我坐，一如既往地彬彬有礼。我们谈得很少，他也几乎没有吃东西。在这个气氛下，没有人能讲出任何笑话。

朝香女士坐在哈里他们营的两个人中间，将敌人和朋友混坐，以强加一点友好，这个意图十分明显。她那列车通告员般的声音可以穿透其他人压抑的笑声，可没有什么可以穿透那不时出现的、死一般的沉寂。

我们坐在一张很长的U形桌边，这间山顶上的最高办公室，是战犯们头一年为须贺修建的。还没修好，工人们就已经把战俘营里带来的床虱跳蚤填满了这间新办公室的木头缝。今晚一 位年轻的澳大利亚军官提醒我这件事，他恶作剧地冲我嘟囔：“你觉得痒了吗？”

长田中尉坐在U形桌中部，离须贺很近。一整晚他都上蹿下跳地给级别高的犯人斟倒饮品。须贺自己坐在一群澳大利亚军官中间，以示对正在向我们开进的澳大利亚解放军的敬意。

这顿饭有汤、牛肉、猪肉和炒饭，还有蔬菜、香蕉、果冻、热水和香烟，最后还有本地菠萝酿制的“威士忌”。在威士忌传递过程中，须贺说：“这种威士忌可能有点烈，你们大概不习惯，我们就仅仅用来祝酒吧。”于是我们只好等着，祝酒时再喝。

吃完，须贺站起来开始致辞。他的手抖得厉害，不断地清嗓子，发错音。我从没有听过他的英语讲得这么糟糕。他说：

“和平已经到来，日本已经投降。这是你们的好消息，不是我们的（此处伴随着一声尴尬的笑，没人附和）。我非常难过，很多犯人死去了。这一点似乎被你们很多人忽略了（接下来是一串完全听不清楚的语句，持续了好几分钟）。我为那些死去的人的亲属难过，我自己就是其中一员。我感谢集中营代表所做的工作以及对集中营运作的协助。我希望你们不要有怨恨和报复的心理，更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做朋友。现在让我们为将来干杯。祝福大家。”

喝完这一杯，人们开始无意识地频频举杯，威士忌顺着我们的喉咙流下去，那一刻我感到，没有任何言语可以用来描述这个派对。

这些人曾经是我们的迫害者和刽子手，他们让我们挨饿，让我们病死。但这是战争，杀害正是战争的目的，屠杀和摧毁都是合法的。如果今晚的汤里有毒药，酒里有砒霜，我兴许都会同情和理解。可这样像客人一般坐在一起，酒足饭饱，面带傻笑，彼此祝福，感觉完全而彻底地变态。

*本文图片如无特殊说明

版权均归《万劫归来》一书

1950年，艾格尼斯·凯斯的作品《万劫归来》同名电影上线，图为电影海报

艾格尼斯·凯斯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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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nes Ke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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