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战中的两种策略：吴晓求与翟东升

关税战谈判了四轮，从日内瓦谈到马德里，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打出了火药味。

问题在美国一方，特朗普从竞选那一日起，就已经设计好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蓝图，这个设计的核心是打垮中国经济，让多元秩序失去竞争力，重返由美国主导的单一的世界秩序。

关税战打的是中国经济的软肋。

中国经济自WTO以后，已经成为外向型经济，中国制造是为全球提供服务，这给中国经济带来了繁荣，而这个繁荣的背后，是以劳动力价值的成本优势为代价的，缺少包容性制度的托底，中国没有在高增长时期大幅提高居民部门的收入，对企业实行增值税，等于把财政收入前置了，把风险留给了企业，这决定 了中国经济存在内需不足的结构性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是靠外需补内需，掩盖了这一深刻矛盾，关税战则打开了这个“魔瓶”。

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离开了富民而强国。

于是，面对前所未有的关税战，学者层面有两种声音，一种是翟东升提出的“去美国化”，一种是吴晓求提出的“不要有内需替代外需的想法“。

翟东升的核心观点是，主动”去依附“，不再依赖美国一国的单一市场，对应关税战而言，可以说是主动脱钩。他做了很多附加性的解释，其实都是多余的。这有一个前提，”去依附“对应的只能是美国单一国家，否则就成了自杀了。

吴晓求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已经不存在建立”自给自足“经济体的可能性，中国近50%的产能依赖全球市场供应，中国的产品不可能、也没必要从全球产业链上分离出来。还是要继续拼外需。

这两种选择不必然对立，但各有各的问题。

翟东升的不再依赖美国一国的单一市场，是象牙塔中的思维，因为根本不存在某一国的单一市场，更不存在美国单一市场。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几乎所有的高科技产品都是全球共同生产的，以苹果为例，iPhone 15 的价值分布中，美国占 33%，主要来源于设计和品牌溢价等环节。韩国占 29%，主要得益于三星、LG 等公司在显示屏和内存方面的供应。日本占 10%，索尼的摄像头和其他精密组件是其主要贡献。中国主要负责组装和部分零件生产，价值占比为 10%-15%。从利润分配来看，苹果公司占据了智能手机行业约 58.5% 的利润，中国企业仅拿到约 2% 的利润。

同样，中国的比亚迪60%的零部件来自外部供应链，没有哪一个头部科技型企业，是纯粹的内循环企业。

关税战中，特朗普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美国主导了全球贸易，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美国已经重新整合了供应链与全球联盟，与主要经济体均签下了协议，与美国脱钩，等于与全球主要经济体脱钩。那么，能不能不惧脱钩，努力打造一个自给自足的内循环市场？

这就回到了吴晓求的观点，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已经融入了全球化，不能有内需替代外需的想法，退出了全球化，等于退出了大国竞争。

左也有问题，右也有问题，怎么办？

从关税战的策略说，最好的选择是拉长周期，但最终要放弃幻想，准备战斗，不是与美国战斗，靠稀土构建出口保卫战的上甘岭，绝大多数瓜众都想偏了，是要自己跟自己战斗，是要革自己的命，如果加征关税超过50%，等于双方本质上的贸易禁运，50%以后的数据都是在释放气场，100还是500，都是一个结果。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说，中国又面临着一个”既要，又要“的悖论：既要扩大外循环市场，又要扩大内循环市场，靠什么？

其实要做的都是改变自己，最大的问题是避免民粹主义的赛博狂欢，瓜众可以狂欢，主流媒体不可以引导。关税战特朗普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中国不能逮谁打谁，俄罗斯准备与美国联合开发稀土矿，那么 ，按中国新公布的管制，是不是要把俄罗斯踢到美国一边去？所有国家都不会拒绝与美国合作，是不是都要非友即敌？这就成了孤独求败，自己把自己边缘化了。

中国经济的问题不是内循环与外循环的问题，在未来的经济中，不存在一条内循环与外循环的静态的切割线，经济问题是如此，文化社会也一样，没有必要去贬低诺奖，它是世界的，也是中国的，中国的问题一是创新土壤，二是分配的再平衡。

只有创新突围，才能打破美国的单一秩序，关税战将不战而屈人之兵，只有自由的从文化到经济的环境氛围及包容性的政策，才有可能在0-1的突围上遥遥领先，而不是在依赖林毅夫的产业政策上躺赢，驱动0-1创新的是市场的公平竞争、充分竞争，从来也不是办公室精英的计划。

现在很多做法走的是赫拉克利特相反的路，特别是分配，消费越刺激越变形，为什么？

分配是经济最诚实的价值取向，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吴先生说“不要有内需替代外需的想法“，这句话也完全可以反过来说：不要有外需替代内需的想法。相反，有了强大的内需，才会有强大的外需。

而内需最终来自于分配的再平衡，而不是发券补贴，引“钱”出洞的营销手段。

还是那句话：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离开了富民而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