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宿舍的雨夜，隔壁床大哥的女友来探亲，他们一整晚没睡

“哗啦啦……哗啦啦……”那声音又响起来了，像是有人在用簸箕筛着碎石子，一下一下，磨着我的耳膜，也磨着我的耐心。我把头死死蒙在散发着汗酸味的被子里，心里头那股火“噌”地一下就蹿上了天灵盖。

这已经是后半夜三点多了。窗外的大雨跟疯了似的，瓢泼一样砸在工地板房的铁皮屋顶上，噼里啪啦的，吵得人根本睡不着。可屋里更吵的，是隔壁床的郝振国和他那个突然跑来探亲的女朋友。

郝振国，我们都叫他郝大哥，快四十的人了，平时闷得像个葫芦，一天到晚除了干活，嘴里蹦不出三个字。可他这个女朋友一来，好家伙，像是把压抑了半辈子的精力全使出来了。从熄灯开始，他那张老旧的铁架床就没消停过，“咯吱咯吱”的，像个快散架的老风车。我们这大通铺里住了十二个老爷们，一个个翻来覆去，谁心里不憋着火？大家都是出来卖力气养家糊口的，白天在脚手架上累得像条狗，晚上就图个安稳觉，他们倒好，把这当成自家蜜月套房了。

这话一出来，我浑身的火气瞬间被浇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脑门的问号。这……这是啥情况？

说起我们这个工地宿舍，那条件，真是一言难尽。一间大板房，南北墙上各摆六张上下铺铁床，中间留条窄窄的过道，走个人都得侧着身子。空气里永远混合着汗味、烟味还有脚臭味，夏天蚊子能把人抬走，冬天四面漏风。郝大哥睡我隔壁床，下铺。他来这个工地快一年了，是我见过最能吃苦也最抠门的人。

大伙儿晚上收工了，三五成群地凑在一起喝点小酒，吹吹牛，他从来不参与。人家吃十块钱的盒饭，他永远是三个馒头一包咸菜。我们发了工资，总得去镇上买点好吃的，买两件新衣服，他呢，除了买最便宜的牙膏香皂，一分钱都不多花。我亲眼见过，他那双解放鞋，鞋底都快磨穿了，还用工地上的废轮胎胶粘了又粘。

直到三天前，他那个叫陈静的女朋友来了。

陈静看着三十出头，人长得挺清秀，就是面色蜡黄，眼窝深陷，一看就是长期劳累营养不良的样子。她来的时候，就提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里面鼓鼓囊囊的。郝大哥那天破天荒地请了半天假，跑到镇上割了十块钱的猪头肉，又炒了两个素菜，俩人就蹲在宿舍门口的屋檐下，吃得特别香。那一幕，让不少工友都看得有点眼热。都说男人在外头苦，不就为了家里那口热饭，那个知冷知热的人吗？

晚上，工头看陈静一个女人家没地方住，就破例让她跟郝大哥挤一张床。我们这帮光棍汉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大家都很自觉地早早躺下，把空间留给这对久别重逢的小情侣。可谁都没想到，这“二人世界”会是这么个光景。

“就这些了吗？”陈静的声音很轻，带着浓重的鼻音，像是一直在哭。

“这是我这个月刚发的，还有上个月省下来的……我都拿出来了，一分没留。”郝大哥的声音里充满了疲惫和无力。

“可是……可是还差好多啊。医生说，小宝这次的手术费，最少要五万块。这……这才八千多，连个零头都不够。振国，咋办啊？咱家能借的亲戚都借遍了，上次你弟结婚，咱把最后那点积蓄都给他了，现在真是……”陈一静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了。

“烧退了，可人没精神，一直喊着要爸爸……振国，我想你，小宝也想你。要不，你跟工头说说，预支点工资行不行？”

“不行啊……”郝大哥一句话就把天聊死了，“工头人是不错，可这是公司的规矩。上个月老马的爹没了，想预支两千块钱回家办丧事，工头自己掏腰包借给他的。我这……我这是五万块，不是两千块，我怎么开得了这个口？”

寂静。死一样的寂静。

“哗啦啦……”那声音又响起来了，我终于明白了，那是他们在数钱。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而是一张张汗湿的十块、五块，甚至是一枚枚带着铁锈味的硬币。那是郝大哥用三百多个日夜的汗水，从钢筋水泥里抠出来的救命钱。

“你别急，明天……明天我去找找别的活儿。听说码头上晚上招装卸工，通宵干一晚能给两百。我白天在工地，晚上去码头，一个月下来，又能多几千。”郝大哥的声音很低，却异常坚定。

“不行！你身体会垮的！你忘了去年你就是因为太累从架子上摔下来，腿断了在床上躺了俩月吗？”陈静的声音尖锐起来，“钱没了可以再挣，你要是没了，我跟小宝怎么办！”

男人压抑的哭声，比女人的撕心裂肺更让人心碎。那一刻，我感觉整个铁皮屋子都在跟着他颤抖。我们这屋子里的十二个男人，平时嘻嘻哈哈，嘴里荤素不忌，可那一晚，没一个人出声，甚至连翻身的声音都小心翼翼，生怕惊扰了那份沉重的绝望。

天亮了。

雨停了，但天还是阴沉沉的。工地的早饭是白粥和馒头，我拿着饭盒，眼睛却不由自主地瞟向郝大哥的床铺。

那一幕，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我心上。

这时候，几个起得晚的工友打着哈欠走进来，其中一个叫王大嘴的，平时就喜欢开玩笑，他看见陈静，立马挤眉弄眼地对郝大哥说：“哎哟，郝大哥，真人不露相啊！嫂子这么漂亮，难怪你昨晚一宿没睡，动静那么大，我们可都听见了啊！啥时候也教教兄弟几招？”

他话音刚落，整个宿舍的气氛瞬间凝固了。几个昨晚听见真相的工友，脸都沉了下来。

郝大哥猛地站起来，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瞪着王大嘴，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这个老实的男人，被人当面揭开最深的伤疤，羞辱他用命换来的尊严，他除了愤怒，竟不知如何反抗。

“你他妈给老子闭嘴！”

一声暴喝，不是郝大哥，也不是我，是我们的工头，一个五十多岁的山东大汉。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口，手里提着两袋热气腾腾的包子，脸黑得像锅底。

王大嘴被打蒙了，捂着脑袋，看着工头，又看看郝大哥床上的那堆钱，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嗫嚅着说不出话来。

工头没再理他，转身把手里的包子递给陈静，声音瞬间温和了下来：“弟妹，吃点东西。振国的事，我昨晚听见了。是大哥对不住你们，这工地上都是些粗人，说话不中听，你别往心里去。”

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塞到郝大哥手里，“这里是两万块钱，是我和我老婆攒着给我儿子娶媳妇的，你们先拿去用。别说预支，这是大哥借给你的，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还。没有，就当我给咱大侄子看病的。”

“起来！是个爷们就给老子站起来！”工头一把将他拽起来，“哭啥？有这工夫哭，不如赶紧让你媳妇带钱回去给孩子治病！钱不够，我们大伙儿再想办法！”

工头的话像一道命令，宿舍里的男人们都动了起来。那个被打的王大嘴，第一个从自己床头的枕头下摸出五百块钱，红着脸塞到郝大哥手里：“郝哥，对不住，我混蛋！这点钱不多，你拿着。”

“我也有一点！”“算我一个！”“郝大哥，给孩子的，拿着！”

郝大哥捧着那堆零零散散却重如千钧的钱，哭得像个孩子。陈静也捂着嘴，泪流满面，对着所有人，深深地鞠了一躬。

那天早上，没有一个人去吃工地的早饭。我们凑钱在镇上的小饭馆给郝大哥和陈静送行，点了一桌子好菜。饭桌上，郝大哥一句话没说，一杯接一杯地喝着最便宜的白酒，眼泪混着酒，一杯杯往肚里咽。

送走陈静后，郝大哥回到工地，像是变了个人。他不再那么沉默，偶尔会跟我们一起抽支烟，说几句家里的事。他说，他儿子叫小宝，特别懂事，知道家里穷，从来不跟别的孩子要玩具。他还说，等小宝病好了，他要带他来城里，看看爸爸盖的高楼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