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报创刊40周年 | 理性何为？

四十载春华秋实，笔墨与时代同行。2025年10月15日，《社会科学报》迎来创刊40周年。

值此40周年报庆之际，本公众号从9月1日起，陆续推出“社科报创刊40周年”专题，撷取我们创刊以来的经典篇章，以飨读者。

原文刊载于《社会科学报》2003年6月19日

原标题 | 理性何为？

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 朱国华

倾听一下这位异域学人对于我们很多人奉若神明的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甚至某种程度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无情揭露和思想清理，不啻一帖清凉醒脑的解毒剂。

理查德·沃林的著作《文化批评的概念》，决不是其标题所暗示的那样，是便于学术追星族们迅速增加话语资本的思想时尚读物或最新思潮地图集，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对于上个世纪理性历险记的一种局部扫描，也可以算作是对于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深度回应。作者选择了三种具有重要意义的哲学思潮，即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展现了理性在20世纪的哲人那里遭遇的历史命运。

事情的由头还是从黑格尔说起。黑格尔通过繁复的论证，把现实性与合理性画上等号，从而完成了世俗神正论的使命，并使得启蒙以来作为批判现实的最为锐利的武器即理性，转而变成它的敌人，变成为现存制度辩护的首席律师。这样，理性本身也受到牵连，或者说，受到启蒙以来几乎从未发生过的严厉审问。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诸多空前劫难，科学技术，或者更确切地说，逻各斯暴力，难道能够逃脱其咎责吗？而且，在上帝已经死亡的语境条件下，理性能够自我论证而成为上帝的代用品，成为自身的最后根据吗？对此，柏拉图笔下的色拉叙马霍斯早就质疑了正义与强者之间的共生关系，而萨德的下面一段话“逻辑是不容争辩地、一丝不漏地和精确地连贯地：‘如果罪恶是自然的精神，那么就不存在违反自然的罪恶，因此，就不可能存在罪恶。’”尼采把权力和意志看作评判一个人的标准，实际上是承认理性无效的一种更为干脆的说法。极端一点说，在某些凭借理性思维的哲学家那里，理性乃是一种人尽可夫的娼妓形象。无论善还是恶，都可以援引它来为自己服务。

在对于政治存在主义的讨论中，沃林谈到了德国法学理论家施密特如何通过批判法律形式主义的平庸和强调权力不受限制的例外，自觉地与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理论相兼容；也谈到了拥护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梅洛—庞蒂如何坚持主张，暴力就其蕴涵的人道主义目的而言所具有的正当性。集中表现在海德格尔思想中的存在主义认为，西方传统价值已然失效，因而人类存在的至上性已经不再需要价值建构的支撑，生命中唯一真实的可能性只剩下了死亡的不可避免性。这样，任何抉择必定在其终极意义上是毫无理由可言的。因此，从逻辑上来说，假如根据的不在场是个坏事情，那么，纳粹主义不就可以看作是对于欧洲虚无主义的一种克服吗？当海德格尔赞扬“国家社会主义的内在真理和伟大性”的时候，他不是在批判着理性所谓的逻各斯暴力的同时，实践着另一种更可怕的逻各斯暴力吗？

至于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尽管还暂时没有像存在主义那样，被接纳到某种政治实践中进行充分的政治表演（这并不是说它没有其不无问题的政治立场），但是其反理性立场却是一脉相承的。无论是罗蒂对强式超语境真理断言的断然拒绝，对趣味和享乐主义的津津玩味；或者是福柯借助于权力—知识的逻辑，借助于对疯狂与文明、性的历史等的研究，毫不掩饰地表现出的对于“理性的他者”（即非理性）的迷恋；还是德里达以某种后启示录的口吻对在场形而上学的颠覆，对泛文本主义的大肆宣扬，在客观上他们只是把虚无主义重新合法化了，而除了提出一些诸如延异、原欲经济学、根茎思维等华而不实的思路，他们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建设性的话语资源。最后，如果说上述两种思想倾向还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对于美学在逻辑上优先性的强调。的确，再也没有什么地方比艺术领域更能凸显出非理性的胜利，尤其是在19世纪以来唯美主义获胜，艺术自主性得到普遍确认的当代语境中。

作为一个法兰克福学派的信徒，沃林赞赏霍克海默或者马尔库塞挽救理性的努力，认为时代的悲剧不是因为理性的过剩，而是因为理性的匮乏。他举例说：“极权主义政治形势的胜利不是发生在欧洲民族国家的内部，而是发生在一些‘落后的国家’： 德意志、意大利和俄罗斯。但是这些国家没有完成向立宪政体的现代秩序的转变。”然而，他又承认，他们毕竟没有找到作为规范基础的普遍意义的那种理性。实际上，随着对于理性概念理解的分歧，霍克海默在晚年被迫遁逃到宗教领域寻求确定性，而马尔库塞和另一位思想家阿多诺则相信： 唯有美学的立场才可能一方面继续着对于现实的批判，同时又内在地包含着乌托邦的维度，从而可以赖以全面实施法兰克福学派的救世计划。这倒是与上面提到的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殊途同归了。

但是，艺术能够承受这样的历史重任吗？要么艺术固守自身的自治原则，那么它与任何一种乌托邦的拯救功能就没有必然联系；要么艺术在做出必然解放的承诺的条件下，使自己变成融入到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未来资源，而可以期待的必然结果是艺术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工具理性，换句话说，变成与它自身相疏离的另一种东西，变成某种体制的一部分。无论哪一种将美学置于理性或伦理学之上的逻辑，必然无法回避这样的两难困境。

在沃林看来，幸亏有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合法继承人哈贝马斯，幸亏有了他所倡导的交往行动理性，理性终于在普遍语用学的理论基础上起死回生了。如果我们以对话和商谈的方式在生活世界的领域中构建一种交往伦理学，如果我们只承认在公共话语中得到认同的规则，也许我们就有可能“把民族的、后形而上学的类型要求同后极权主义时代的需要结合了起来”。这样，在保全了理性的同时，我们又没有丧失乌托邦的精神。

多少有些遗憾的是，哈贝马斯的理论何以得到他的充分首肯，书中有关论述有些语焉不详，至少不能让笔者在寥寥数语中心悦诚服。沃林的行文风格详于批判，略于建设，这好像和批判理论见长于批判，却无法提供一个坚实的乌托邦理想的内在品性是一致的。好在对于我们中国读者而言，对于那些还显得遥远的乌托邦，暂时未必有太多的激情。那么，倾听一下这位异域学人对于我们很多人奉若神明的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甚至某种程度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无情揭露和思想清理，不啻一帖清凉醒脑的解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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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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