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弊：清朝的中叶困境与周期感知

引言

回到“清中叶”

清中叶，即清中期，一般指嘉庆、道光两朝。亦有说是向前推至“乾隆中叶”即乾隆三十年（1765）以后，并向后延至咸丰朝的，实质是以“盛世”与“中兴”来框定“守文”；而如果以鸦片战争为晚清史的开端，则道光朝的后十年又在清晚期的范围了。

历史时期不会整整齐齐地沿着皇帝任期划分，“清中叶”在乾、嘉、道、咸四朝边际模糊地存在着，毋宁说这就是清朝国势与社会情状的一个阶段：盛世之后，形势衰微。这是具有政治与社会意义边界的一个历史阶段，不能按君主任期规定，反而生成了政治时间的段落。

从“道光萧条”到近代变局，衰颓与新生交织迭起。长期以来，清中期史是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后视镜”中成像的。这个“后视成像”，以“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为共同前提，建构了两个维度的意涵：一是国家衰朽，缺乏自生的应变能力。这曾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历史认知，以费正清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说最为著名。在晚近写成的清代通史性著作中，罗威廉仍强调清朝是在衰竭与失能的状态下迎来西方冲击的：

在18—19世纪之交，清帝国自身的衰竭已变得明显（清朝的统治者与人民自己也惊觉地注意到这些发展），这使得中国与西欧19世纪的分流，不止于相对落后于欧洲的问题，也包括了内在的、完全的失能问题。

换句话说，世纪之交的清帝国危机，是三个同时发生的困境所造成的“完美风暴”：西方扩张的外来冲击、由长期社会经济问题累积而成的长期危机，以及与我们熟悉的朝代循环模式相关的严重政府失能。

并强调自己的著作“会暂时搁置第一点而关注第二和第三点，这两者发生得较早，且在当时人眼中更加严重”。

二是此时期中国自身的“现代化”转型，强调内生的创新活力。危机不仅意味着腐朽没落，更蕴涵着“现代化的质变”。19世纪初，“中国正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开始发生质变的阶段。这种质变通常被看作是‘现代化’，这不仅是受到欧洲文明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结果，而且是中国内部社会演化的结果”。中国的近代变局，无论是从1840年甚至1894年以后的外部冲击来看，还是从1800年左右开始的内部危机与应变来看，这都属于视角的转换。但如果一概以“现代化”为认定“变”/“新”的标准，则无论站在哪一方的立场上，都不过是“后视镜”映照之像。比如孔飞力追索“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虽然认为“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性却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并以“18世纪90年代的危机”为起点，看到的却是魏源等人关于政治参与、政治竞争等“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的思考，从而“将中国帝制晚期的历史与现代的历史联接到了一起”。

魏源由此而具有“现代”意义，但他心中的“根本性议程”却未必如是。柯文曾反思：“在克服了一种视中国无力自我转变而要靠西方引进现代化的偏见之后，我们是否在无意中又对中国历史形成了另一种偏见，即中国历史中只有那些符合西方现代化定义的发展轨迹才值得研究？”他强调：“中国中心取向的核心特色是研究者致力从中国自身的观点来理解中国历史，尤其重视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以及中国人对历史问题的认识，避免源自于西方历史的期待。”但历史认知的反思毕竟不等于历史研究的实际，特殊性从普遍性的园地中生长，异时性被整合进入历时性的体系，在历史学家笔下，清中期的方向、视角与议题仍通往中国的现代性。罗威廉笔下的包世臣，就是这面镜子中的映像。“现代”火光所及之处，历史与思想被“照亮”，它们不再老旧乏味，轮廓也被“现代”限定。要走出历史理解的洞见与盲区，也许还要从历史出发，从史料中求史识，有序而不可躐等。

重视清中期自身的“历史”，是从历史出发的再度视角转换。对于清中期政治思想的变化，早年以刘广京所论最为典型。他虽然亦强调，朝向近代变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有其自发之实事求是之态度与自基本思想上创新之精神”，但提示嘉道时期经世思想在“‘西潮’老套”以外的价值，“着手处总以《经世文编》（1826）及鸦片战前之思想为起点”，其意义正在于“发掘我国制度改革及思想进化之内在根源。此大题目乃研究儒家思想今日尚未发明之关节”。近年来，从“后视镜”走出来，探寻清中期史自身“发生了什么”，也已经引起学者的重视。延续研究清中期自身历史的传统，学界在清中期政治、社会与思想文化的研究中不断取得新的收获。蔡长林认为，常州学派的特质应从清中叶的“学术语境”即“面对考据学风潮所感受到的学术压力”来寻找，“从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看，一个时代的价值并不是作为另一个时代的先导或基础而存在，而是具有自己的时代精神和它之所以如此存在的价值”。不仅追溯近代之源，也要重视清中期本身的特质，这引发了研究本位的反思。朱浒以“从实践出发的历史社会学”视角理解“嘉道变局性质”；高波提出的“嘉道主体性”，这些对于认识清中期史的特质都具有启示意义。王汎森强调：“道咸思想比较大的成分，仍是在旧框架中思索。”驻足中叶看中叶，或许所见平易而乏新意，却可能正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萦绕其间的，本于经史，慷慨沉郁，为“三千余年”的治道论辩作结的政治感知逻辑，我们其实未必很清楚。

进而，从晚清向前看，或是从中叶向后看，也就成为一个问题。蔡长林所言不错，罗志田进而揭出“道咸新学”面对近代来华之“西学”时的“能动与受动”：“我们过去或许太看重对冲击的显著‘回应’，其实还有一条相对沉默的延续之线，有时不一定是不回应，而是沿着惯性继续走自己的路。这样一种不以受动为表征的持续能动，其实也是一种不直接的‘回应’。”政治与社会或亦如是。学与世、与治俱变。道光初年，“弊象和式微都出自中国社会本身的起落变动之中”，经世学“从中国社会本身寻因果”；同治以后，“本源古老的经世之学”又“成为一种津筏，使中国人能够由此入彼，从熟悉的时务走进了不熟悉的洋务”。

如果要观照“中叶”的变局与危机，就势必不能忽略它实际存在的延伸影响。这种影响不是从后向前推导，而是从前向后延长视线；不是前一种推理下的“先导或基础”，而是后人挥之不去的“老问题”。于晚清而言，学者多重视其面对的新世界新挑战，但嘉道时期发端的危机实际上贯穿19世纪中国政治，是清朝的内在政治困境。这是最后一个王朝的政治困局，历经洋务自强、变法新政都无药可解，又随着清朝的覆亡沉入历史的海底。

立足“中叶”，面向晚清，我们似乎就能在清代的王朝史中看到一条线索。它在18、19世纪之交显形，又从19世纪走向20世纪。

它的意义，又不限于有清一代。

在整部中国历史中，如何为清代定位，是清末以降现代学术与现代政治双重语境下的新问题。近年来，在全球史视野中，清朝史被重新打量，“横向”的空间扩展也带来了对“纵向”的历史定位的新思考。岸本美绪关于“后16世纪的共通问题”的讨论，启发我们：在17、18世纪，除了“大分流”，在政治上，清朝是否还和欧洲国家一样，具有“在世界史层面的同时代性”并呈现出前近代君主政体的共性特征，比如建立了后来的历史变迁的秩序基础？诸如此类的思考未必与清中期史直接相关，方向也千差万别，却将问题勾回王朝体制上来。

如果把视线移回中国本位，作为最后一个王朝，清朝亦应具有王朝政治的特征，这种特征也决定了它的命运，而我们似乎还不敢说已经对“王朝政治中的清中晚期史”了然于胸。尽管“新史学”认为王朝史是一本旧家谱。

中国的王朝政治中反复出现一些周期性现象，清朝虽然面临新挑战，亦具有此周期性表现，是否可以此为关怀，对王朝政治中的清朝中晚期史有新认识，并通过清朝中晚期史的研究对中国的王朝政治特质有新的了解？

这是政治史的理路，但不是政治事件或单一维度的政治制度史、政治思想史的写法，而是对历史上政治与社会的总体性状态的探寻，是历史周期位置上的政治状态研究，是清中叶这个王朝特定时代的总体状态史。

“总体性状态”，有大有小。本书的关注与清中期的君臣差不多，就是本朝的盛衰，尽管本朝的盛衰周期又是在大历史的周期之中成型的。在盛世、季世之间，中国政治传统中还有“中衰”“中微”的概念。龚自珍认为，“书契以降”，世分“三等”，“治世”与“乱世”之外，别为“衰世”。这就是他所处的时代，我们又如何来与他一样感知这个时代呢？

与此世势状态对应的时间概念是“中叶”。魏源“尝观周、汉、唐、宋、金、元、明之中叶矣”，希望从历史参照系中找出自己所处的“清中叶”的时代问题所在。按常理，只有当一个朝代结束后，才能判定何为“中叶”，如果本朝还没结束，他据何而言身处“中叶”？可能的解释是，“中叶”不是绝对的某个时长之中，而是一个特定的政治时间概念，通过将“当今之世”与历代王朝之中叶比照来确定。而据以比照，能够与“中叶”的标签对应的，也就是那个时代的总体性状态。

对这种总体性状态对应于王朝政治周期的位置的判断，就是人的历史周期感知，也是他的时代体认。“中叶”，本质上就是一种总体性状态。一个时代的总体性状态，能否成为研究对象？

中国传统史学中，总体性状态曾是官私史著中常见的交代，尤多见于论赞评语中。现代史学，曾经盛行历史分期研究。历史分期研究，皆有其划分标准和指标体系，但既然以“期”概括百年千载，实际上就是总体性状态的指称。只不过，它是基于“现代理论”的标准而确定的。

本书希望从清中叶以降君臣士民对政治社会状态与问题的论说中，体会他们对自己时代的感知。

时人的感知未必是“客观”的，可能很不“科学”，在不同眼光下，结论可能完全相反。比如，清中期士人的当代感知是衰颓不振的，从现代后视镜来看其时却孕育了创新。要全面呈现这个时代的特点，当然应该从现代史学及社会科学的视角去做新范式的透视。

但是，对于时代状态，时人的感知却也是真切的。他们的论说可能很“主观”，却是时代状态在个人思想上的真实展开。“主观”本身就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和动力之一。感知与状态，是相互成全的。状态能被时人感知，而时人所感知到的，也往往是状态。若要求证于古人，则他们的视角更应得到重视。时人感知时代之总体状态的心思和指标，固然与现代学术不尽相同。彼时的感知具有意义，还不仅是作为“历史意见”，补偏纠正现代认知之“时代意见”，更因为它牵连着甚至决定了时人的时代判断，本身就是那个时代总体性状态的组成部分。阅读了嘉道时期的文字之后，笔者认为应该为彼时的所思所感写一部“传记”。

所以，笔者关注清朝的世势，更关心时人如何感知自己所处的时代，他们如何调用自己拥有的思想和知识资源，来判断身处何时、去往何处。可能恰是他们对时代位置与时代问题的感知，支持了他们的行动；他们的世势分析、应变之道、改革方案，又影响了政治、社会与学术的走向，进而参与了历史的进程。“感知”与“状态”都是真实的，具有自己的历史意义。那就不妨循着时人的感知去勾勒。

话又说回来，既然是时代状况以及对其的感知和判断，就未免是模糊不清而又“自以为是”的，因此缺乏严格且清晰的时间边界，有某些据以判断的要素又可能与后世的历史分析框架及社会科学理论模型有所出入。对于它，要“格致”，也要“体贴”。

在时代问题与时代位置的论说中，制度是一个基本的着眼点，本书亦以制度为支点之一。在当下政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中，“制度”与“思想”往往被人为地判入两途，而在时人的世势分析中，制度、政事与学术、风俗是同处一局、彼此关联的。制度作为生命系统的盛衰，与王朝的周期曲线若合符节，二者也总是在士人心中“共鸣”。他们重视制度，而褒贬却与今人不同，持有“法立弊生”“法久弊生”的原罪式观念。这是什么样的制度观念？通往什么样的时代理解？如能重视制度出现了何种问题、士人如何认知与应对此种“制度病”乃至一切诸病，则会使时代感知的研究脱出思想史或观念史的一般样态，转入对总体性的政治与社会情状的再现。

笔者想接近、体会和理解的，就是当日政治与社会的总体性状态。要达致此种理解，似乎第一步仍是得回到“清中叶”，循着士人的眼光与心思，去观照时代情势。其情势，其心思，也许都“层数甚多”，且“自有次第，逐层各是一个体面，而不可牵强合为一说”，便要“分别一个层数”，去“旋次理会”，如此，“当时虽似迟钝，不快人意，然积累之久，层层都了，却自见得许多条理千差万别，各有归着”。描摹此层累达致之总体理解，体会时间边际模糊而又作为总体状态与时代感知灼然于胸的“清中叶”，方可为更深入的结构性分析提供前提。

在君臣士民议论之间，用以引出此总体世势的高频词汇是“积弊”，可谓“时代语汇”。如果不拘于其庸俗化表达，不将其与吏治道德批判画等号，而是解析其作为机制与动力的内涵，则将在我们面前展开一幅题为“清中叶”的立体画卷，从“法”到“势”再到“世”，积弊成敝，世势变迁，层峦叠嶂。

从“积弊”望过去，是“中叶”的时间之境，是王朝周期的运数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