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起源，其历史真相到底如何？

作者：自由山人

四、中国城邦、文字及文明起源

关于中国文明进程，中国众位学者经过多年研究，苏秉琦曾提出“古国—方国—帝国”三阶段说，严文明称其为“古国—王国—帝国”，王震中修正为“邦国—王国—帝国”。2023年12月9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向公众推出了古国时代新的划分方式，专家们认为可以把距今5800—3500年划分为古国时代和王朝时代两个阶段，古国时代第一阶段为距今5800—5200年前后，以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牛梁河遗址为代表；古国时代第二阶段为距今5200—4300年前后，以浙江省杭州市良渚遗址和山东省济南市焦家遗址为代表；古国时代第三阶段为距今4300—3800年前后，以山西临汾市陶寺遗址和陕西榆林市石峁遗址为代表。

按苏秉琦先生的观点，古国时代又可称方国时代，上限是5300年前的良渚文化，下限到夏商周。“古国时代”这个概念源于1980年代南京博物院助理研究员考古学者车广锦，于1988年发布《论古国时代》一文，其起源是龙山文化时代中国大地各地城池林立，互相之间并不隶属，处于“天下万国”、“天下万邦”的局面，此后被学界所沿用，如1996年严文明教授《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一文写道：“我认为龙山时代可称为中国的古国时代”，然而古国时代太宽泛模糊，凡今之前都为古，其时期一个城邑是一个国家，可称为城国时代或城邦时代。

（一）、中国城邦时代的发展

1、聚落怎样发展出城市

（1） 小型聚落时期代表遗址

1.5万年以来，因为农业的发展，进步形智人逐渐从游猎经济转化为半游猎半定居状态，首先是从部落转化成了聚落，摆脱山洞里穴居的习惯，以草木构建房屋，在距今1万年前左右，人类踏入原始农业时代，从原来的部落迁移方式逐渐转向半迁移半定居状态，人们除依旧利用自然洞穴栖息外，还有了季节性的窝棚居址，随着食物种类增多和定居的稳定性，聚落比起部落人口大大增加，旧石器时代一个部落在几十人不到百人之间，而新石器时代一个聚落的人口已经达到数百人的规模。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中国最早的村落是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上山遗址，上山遗址距今11400多年，是中国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之一，上山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村居遗迹，被专家认定为中国最早的村落，号称“中国远古第一村”，占地面积0.02平方千米，人口推算可能在100—250人之间。而北方地区最早的村子是河北磁山遗址，距今10300年。

在此之后，河南中部漯河市舞阳县贾湖遗址（距今9—8000年前，截止2024年，以下同），遗址面积扩大到了0.05平方千米，通过住房和墓葬两种方法推测，根据贾湖墓葬的发掘与房屋基址的大小与数量推算出贾湖聚落的人口应在160人左右,在当时已经是有相当规模的聚落，晚期常住人口可能扩大到了187—274人之间，贾湖遗址除了出土著名的中国最早的乐器，用仙鹤腿骨制成的七孔贾湖骨笛，还出土了中国最早的酒类饮料的沉淀物，通过检测属于果酒。

磁山遗址距今约10300—8700年，磁山文化晚期的面积已经高达0.14平方千米，但此时中国大地整体聚落遗址面积大部分在0.1平方千米以内，如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洼遗址（距今8200—7400年）面积仅0.05平方千米，但已经是兴隆洼文化中期最大的中心性聚落。河南地区郑州市裴李岗遗址（距今8000—7700年前）也是0.05—0.06平方千米。浙江宁波市河姆渡遗址（距今约7—5000年）0.04平方千米。

陕西西安市半坡遗址环壕聚落3D复原图

陕西西安市半坡遗址（距今6700—5600年）面积是0.05平方千米，根据房屋规模来进行推测的，半坡居民的人口总数约400—600人。

（2）大型聚落时期代表遗址

在半坡遗址的同时期，河南省西部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镇仰韶村仰韶遗址（距今约7—5000年前）面积扩大到了0.3平方千米，可以看出，此时的村落已经由小型聚落发展成了大型聚落，周围还分布着数十个小型聚落，人口规模大大增加，其中仅陕西仰韶文化区六十七处遗址，总人口基本在7万人左右，平均每处人口在1000人左右，比起半坡遗址增加了一倍，至今共发现仰韶文化遗址5000处，按每处保守500人计算,仰韶文化覆盖范围的就有250万人口，仰韶文化之所以率先从小型聚落进入高级聚落，其原型应是农业发展的进步，河南地区平原较多，且纬度适中，仰韶文化时期温度较高，降水充沛，适宜农业发展，能够种植的农作物范围较大，这一时期也逐渐普及了耒耜的使用。

在工业时代以前，中国农业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新石器时代早期“刀耕火种”的“火耕”阶段，距今约1万—5000年前，使用石刀、石斧划开地皮1到2cm，砍伐地面上的树木等枯根朽茎，草木晒干后用火焚烧，经过火烧的土地变得松软，不翻地，利用地表草木灰作肥料，浅浅撒上狗尾草驯化而来的谷物种子，播种后不再施肥，一般种一年后易地而种，一年一次收获，第二年换地皮继续耕种。

二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石器锄耕”的“耜耕”阶段，距今7000—2600年，考古发现，距今7000多年的河北磁山遗址中，坑壁上留有似斧和木耒之类工具的痕迹，此后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遗址，都发现了双齿耒痕迹，但未能出土实物，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耒耜实物带藤骨耜，是新石器中期的浙江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年左右，据学者们研究，黄河流域普遍使用耒耜，是仰韶文化晚期庙底沟文化的事情，庙底沟遗址距今6000年到4500年，也就是说黄河流域出现耒耜的年代要比长江流域晚1000年，随着耒耜的使用，进行翻土以至于同一片土地可以第二年继续种植，游农方式逐渐转化为定居农作物方式，种子埋藏深度3到5cm保存的更好，耒耜还可以用来进行除草和松土工作，松土可以改善土壤肥力，提高作物的产量和品质，而除草则可以减少杂草对作物的竞争，为作物生长创造更好的条件，以至于农作物产量提高，使的人口大量增加，从几个村落之间的交流变成了数千个村落，一两个省使用类似的农具和陶器。

三是铁器时代的“铁犁牛耕”阶段，距今2600年到20年，交流争斗更加频繁，人口也随之逐渐膨胀起来。

（3）大型环壕聚落是城市的前身

陕西西安市高陵区杨官寨遗址平面复原图

陕西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文化西安市高陵区杨官寨遗址（距今6000—5000年）面积扩大到了0.8平方千米，而且发现了大型壕沟，是一处高等级的环壕聚落，长达1945 米，需要大量人力配合才能完成这样一个大型工程，这证明了此时阶级已经诞生，环壕聚落西门址、中央水利系统、东区成人墓地等设施，起到了军事防御、水利设施等多重功效，是后世护城河的起源，证明了此时战争已经逐渐加剧，也代表着城市即将诞生。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与杨官寨遗址同时期的庙底沟文化时期的聚落规模大多在0.1平方千米以内，和半坡遗址差不多，但面积与杨官寨遗址相近甚至更大的遗址也有不少，如陕西扶风案板遗址面积达0.7平方千米，河南三门峡市灵宝县北阳平遗址的面积约0.9平方千米 ，陕西渭南市华县泉护村遗址总面积0.93平方千米，山西运城市夏县辕村遗址仰韶中期遗址总面积突破1平方千米，达到了1.1平方千米，山西渭南市潼关县南寨子遗址总面积高达1.5平方千米，证明了此时聚落形态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大型聚落，周围簇拥着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小型聚落的模式，是后世城邑周围散布村落的雏形，商周时期“国”与“野”相对构造的起源。

2、城国早期阶段的发展

湖南常德市城头山遗址位置

中国发现时代最早的城是湖南省常德市澧县城头山遗址（距今约6000—4000年），属于大溪文化中期，始建于6000年前，存续了2000多年，总面积0.12 平方千米。1996年冬，在城头山遗址发现废弃城墙，城墙底部，发现了距今约6500年的古稻田，稻田有着规整的田埂、灰色的田土，剖面可清晰看见稻叶、茎、须和稻谷。在稻田的西边，还有人工开凿的储水坑、引水沟等配套的灌溉设施，从规模、功能、工程规划施工来看，已经属于“城”的范畴，曾为统领一方的政治中心，根据城邑生产力分析，城头山遗址古城人口规模大约为3000—5000人，考古学者郭伟民认为：「从村落到环壕聚落、城壕聚落，再到城壕聚落集群，城头山的发展演变轨迹清晰、连续稳定、一脉相承。」是迄今为止中国唯一发现时代最早、文物最丰富、保护最完整的古城遗址，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城市”，学者们认定为“古国”，步入国家阶段，在城头山遗址还发掘出中国最早的大型祭坛，表示此时宗教在先民生活中具备重大地位，这表示随着人口的增多，原来仅靠记忆的方式已经无法分辨亲属，于是逐渐演变出了图腾，城头山遗址附近的鸡叫城遗址聚落群的三重环壕结构体系，在稍晚也步入了城市阶段，一直影响到湖北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代，可见长江中游最先踏入城市阶段，此后龙嘴城、阴湘城、走马岭、邓家湾诸城陆续兴起，至公元前3000年前左右已有二十几座城。而长江流域下游，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铜闸镇凌家滩遗址（距今5800年—5300年），总面积约1.6平方千米，已经拥有了城墙，其作用是防止洪水和敌人入侵，以三个台阶为界线划分成三处功能不同的区域，具备了初级的城市“规划”水平，第一区域是普通部落成员的居住区、庭院区，房子带有明显的“城市”规划和精心设计的痕迹。这个区域出土了大量陶片；第二区域是3000平方米的红陶土块广场，这里是部落首领的宫殿区和部落会盟、祭祀、操演的场所；第三区域是大型墓葬区，中央有一处约一米高的祭坛，陪葬品有玉器、石器和陶器等。根据聚落生产力分析，人口大约有5—8000人。具体来看，城国第一阶段应该是距今6000—5300年前。

3、城国中期阶段的发展

（1）长江中游率先步入城国中期

具体来看，城国时代中期阶段，应该是5300—4500年前，进入城国中期阶段，一个城邑的面积从1平方千米扩大到了3平方千米左右，而且形成了十数个聚落环绕拱卫一个城邑的特点，根据城邑生产力分析，城内人口高达5000—1万人之间。

早期的城邑一般都会在城墙外面保留环濠，以龙山文化中商丘市造律台遗址为代表，台地周围附属有夯土城墙，墙外地面有环濠，造律台附近没有被黄河泛滥的洪水淤积，地表依然保存着古代的地貌，在造律台东西两侧至今还存在着遗存的古代沟濠痕迹，，造律台遗址以及环濠布局，完全符合龙山文化台城类型，只是环绕台地周围与台子附属在一起的一圈夯土城墙被以前群众取土破坏，现在仅剩台地中间部分，但环濠轮廓依然存在。包裹在台子外围的夯土城墙主要有三个作用，一是加固台地，防止台子土层下滑、塌落，二是防止流水冲刷、侵蚀，三是带夯土的台城为中心聚落的标志，是造律台史前时期等级较高的象征。造律台台城是目前永城境内唯一遗存的地表轮廓布局最清晰的龙山文化台城，充分代表了环壕如何演变为城邑。

比如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以湖北荆门市屈家岭遗址（距今约5300—4500年前）为中心，总面积2.84平方千米。屈家岭文化遗址包含荆门市屈家岭遗址、荆门市钟祥市六合遗址，天门市邓家湾遗址、邓家岭遗址、肖家屋脊遗址，以及荆州市荆州区阴湘城遗址、荆州市石首市走马岭遗址等几个城邑和十数个聚落，共同拱卫着荆门市屈家岭遗址，显然已经逐渐进入了城邦联盟的状态，从属于同一个城市，表示此时的最高军事首领可以控制的势力范围超越了一个市区。郭静云、郭立新《邓家湾屈家岭文化祭坛上的冶炼遗迹考辨》一文分析认为：「在石家河遗址的中央区，曾修建过规模不等的、早晚不同时期的几座城。其中时代最晚的是土城（尚未被发掘），推测建城年代可能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在土城之前修建的是石家河大城，建城年代约在公元前3200─前3100年左右，与此同时在大城西郊建筑了祭坛（印信台）；至于位于石家河大城西北角的邓家湾，在大城修建之前，这里原本还应存在过一座更早的城——邓家湾城。根据碳十四数据判断，邓家湾城的建城年代可能在公元前3600年左右（屈家岭文化早期，参附表），属于屈家岭文化早期。位于邓家湾城中心、属于屈家岭文化晚期的庙，应是当时的神权中心。」

（2）长江下游地区城国发展情况

浙江杭州市良渚遗址复原图

同时期长江下游也步入城国第二阶段，浙江地区诞生了著名的良渚遗址（公元前3300—前2300年），良渚遗址总面积3平方千米，是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面积最大的城市，甚至超过之后接替良渚遗址的钱山漾遗址（公元前2400—2200年，面积0.234 平方千米）、广富林遗址（公元前2200—1900年，面积0.15平方千米），在整个长江流域面积仅次于长江中游的石家河遗址，良渚遗址城址空间布局呈向心式三重结构，自内而外由宫殿区、内城与外城三组人工营造的遗存组成，巧妙地建立在山坳之战，北、西、南三面被天目山余脉围合，可见其军事战略价值的重要性。良渚人多以家庭为核心单位，一个村落人口约二三十人，分布密、规模小、以水为界的特点一直延续至今，时至今日太湖地区的乡村仍然保持类似的状况，考古发现有百余平米的独立小土台及二三十平方米的独栋房屋，屋主去世后就葬在自己的房屋旁边，与周围居民隔开，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私有制，为良渚文明的诞生奠定了社会基础。对上海市崧泽文化（约公元前4300—前3300年）和浙江良渚文化的用玉调查中，发现崧泽文化陪葬品中代表女性常见的玉璜，在良渚文化中后期（约公元前3000—前2300年）逐渐消失，良渚遗址男性墓葬以玉琮崇拜为主。反山王陵西北部九座墓葬中仅M22、M23随葬璜、成组圆牌、纺轮，它们不出土男性墓葬标识的玉石钺、三叉形器、成组锥形器。女性墓葬数量大大减少，反映了男权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3）黄河中游地区何时步入城国时代

而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最早的城是仰韶文化晚期，河南郑州市惠济区西山城址（距今5300年—4800年），面积0.2平方千米。西山古城址的平面略近于圆形，城墙的建筑采用先进的方块板筑法，基底较宽，向上则逐级内收，形成一级级台阶。此后郑州市巩义市双槐树遗址（5300—4800年前）也踏入城市阶段，双槐树遗址面积1.17 平方千米，有三重大型环壕、具有最早的瓮城结构的围墙，用9个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出土中国最早的最早家蚕牙雕艺术品，其中西山遗址、郑州荥阳市点军台遗址（距今5240年到4500年）、郑州市金水区大河村等遗址（距今5000—4500年）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证明了双槐树遗址属于河洛城国的都城。

（4）黄河上游地区何时步入城国时代

黄河流域上游最早最大的城市是南佐遗址年代（距今约5200—4600年），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考古调查认为遗址面积超过6平方千米，超过了同时期南方最大城市浙江省良渚遗址的面积，是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早期面积最大的城市，甚至超过了河南洛阳市二里头遗址（面积3平方千米）和偃师商城遗址（面积2平方千米）的面积，直到商朝后期殷墟遗址（总面积30平方千米）的面积才超越了南佐遗址的记录，根据城邑内生产力分析，南佐遗址大约生活着1—2万人，与屈家岭遗址差不多。南佐遗址不但面积巨大，而且拥有可能用于祭祀天地祖宗的礼仪中心和贵族居住的宫城，遗址的核心区即为实证，核心区由9座大型夯土台及其两重环壕围成，占地面积约30万平方米，里面分布着不少夯土墙、白灰面的高等级建筑，宫城居于中央偏北，出土了许多特殊的高规格器物，表示控制着同时期十几个其他的大型聚落。

（5）黄河下游地区何时步入城国时代

黄河下游地区，山东滕州市发掘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山东济南市焦家遗址（距今5200—4300年前），城址总面积1平方千米，出土包括夯土城墙、护城壕沟、祭祀坑和大型墓葬在内的诸多高等级设施，出土了大量规格齐全的玉器、白陶、黑陶和彩陶等高端礼仪用具，并有后李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汉代的遗存，证明黄河下游5000多年前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城市，除此之外，山东省西南部枣庄市滕州市岗上遗址（距今6000—4000年前），城址建造于5000年前左右，面积约0.4平方千米，发现了大汶口中晚期的城墙和壕沟，形制规整、功能结构较为齐全，进入城国时代，还有山东西北聊城市阳谷县的王家庄遗址，山东省正南部日照市五莲县的丹土遗址，在大汶口文化晚期，也都踏入城国时代。

（6）辽河流域何时步入城国时代

东辽河流域在红山文化晚期也有小部分遗址进入城国阶段，如辽宁省朝阳市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址，持续时间距今5500年—5000年，是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祭祀性中心聚落，发现了城墙，外墙体“护坡式”石墙结构与内蒙古河套地区，及陕北与晋北黄河沿岸发现的龙山文化早期，乃至夏商时期石城的城墙结构相同，如石峁的皇城台的护坡式城墙，也进一步证明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的方形山台即城址。

红山文化辽宁朝阳市牛梁河遗址女神庙复原图

由于城内有较大型房址、复杂而规模庞大的石构建筑和女神庙，可证第一地点已具都邑规格，除此之外还发现，发现了距今大约5500年前的大型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金字塔”式建筑，证明了在红山文化晚期所具有的“祀仪上的崇高地位”，属于城国第二阶段众多大型聚落拱卫的城邑。研究表明，在女神庙以北的N1J2是另外一处庙址，是一座上庙，上庙供奉的应是红山文化的近世男性先祖，这既和牛河梁中心大墓均为成年男性相对应，相对牛河梁遗址第二、第三、第五、第十六地点的四处积石冢群的中心大墓的墓主人是生前具有王者身份、死后受到隆重祭祀的男性近祖。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有一男女合葬墓，应为夫妇，虽是孤例，但标志着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出现和私有制的产生。这表明红山文化在牛河梁阶段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

然而河北到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西辽河流域遗址，进入城国时代较晚，夏家店下层文化（公元前2200—前1500年）以内蒙古东部赤峰市夏家店遗址而得名，其聚落按其结构可划分为普通聚落、环壕聚落、城三种类型。普通聚落主要由数量不等的房屋构成，而未筑有环壕或城墙；环壕聚落是指那些外围挖掘有封闭性壕沟包围的聚落；所谓的“城”，主要是以聚落外围筑有城墙为标志。有研究曾按年代分期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聚落址进行了统计：经历过早期、中期阶段的遗址数量较少，且基本属于普通聚落，其年代为公元前2200—前1800年；属于晚期阶段的聚落址，在总体数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主要为普通聚落和城址，其年代为公元前1800—前1500年。这些情况说明，普通聚落始终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社会的基础组成部分。从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环壕的宽、深度来看，其防御性相较于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的环壕有所提高，但与城墙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部分城址中都发现了城墙与环壕同构现象，其城壕内壁基本与城墙的外壁相接而形成统一的坡面，宽、深度更是动辄在数米以上。

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期辽宁西部朝阳市建平县水泉遗址城邑

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大范围的筑城现象主要出现于晚期阶段，以辽宁西部朝阳市建平县水泉遗址为代表。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早期阶段，聚落内部虽然出现了个体小家庭和生活资料私有化现象，聚落内部也可能存在特权者，但聚落数量较少，规模也普遍较小，彼此之间既未形成集群分布，也未表现出等级差异，应处于大体平等的社会。以聚落的集群分布和山顶型祭祀场所的出现为标志，则形成了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中心聚落和具有地缘关系的聚落集团，但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的血缘关系仍然是维系聚落内部的纽带。同时，各聚落内部的特权者构成了聚落集团的权贵阶层，不过地位当要低于中心聚落的特权阶层，进而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分层。这些现象和特征则明显超越了聚落时代，进入了城国时代，年代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

（7）内蒙古中部何时步入城国时代

大约在5000年前，红山文化居民N系人群的后裔开始西进，来到了内蒙古中部乌兰察布盟凉城县，与仰韶文化末期铸造小口尖底瓶仰韶文化O系人群融合，形成了老虎山文化（公元前3000—前1900年）。老虎山遗址发展到晚期，公元前2200年左右，其遗址总面积约0.1平方千米，包括石墙、祭坛遗址、成排的房屋、专业集体作坊以及卧室和炊室，主要是窑洞式建筑，造型划一，工艺讲究，仅发掘半地穴房址达60多座，分布在高低不等的几级台地上，每个台地上的半地穴式房子以两三间为一组排列，房门多向东南，主要原因是为了躲避西北方向来的强风。

（8）城国时代修建城市的两种技术

学者郭荣臻 《中原与海岱地区史前筑城技术的比较观察》一文认为，城墙建造最早的技术是堆筑技术，之后是夯筑的技术。以龙山文化中期的河南焦作市博爱县西金城遗址为例，该城城垣建筑材料为生土、细沙土、淤土等。以东城垣为例，分为7—8小层，每小层厚10—20厘米，用较纯净的褐色土堆筑而成，土质较硬，局部见夯土块，但不见夯窝等夯打迹象；南城垣则为褐色土和灰绿色或黄灰色细沙土斜向叠压堆筑而成，生土筑于墙体内外两侧，细沙土筑于墙体中间，仅经局部拍打，建筑质量较东墙更差城垣建筑材料为生土、细沙土、淤土等，但西金城遗址也结合了版筑技术，因此长江中游地区的城国和黄河上游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城国最早也是堆筑技术，其后发展出用夯锤的夯筑技术和夯筑中高级阶段的版筑技术，如郑州市西山遗址即采用版筑技术，用这种方法筑成的墙体层理清晰、坚固致密，不但可以使城垣更宽、更高、更牢固、更“长寿”，而且可以起到更好的防御效果。

但整体而言（距今5300—4000年前），中原地区史前筑城技术较为领先，普遍采用了夯筑技术（如河南东南部南阳市淅川县龙山岗遗址、河南中部平顶山市蒲城店遗址、河南东北部濮阳市濮阳县高城遗址、河南北部安阳市后岗遗址），多数采用了版筑技术，（如河南郑州市西山遗址、郑州市登封市王城岗遗址、河南东部周口市淮阳区平粮台遗址、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孟庄遗址、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郝家台遗址、郑州市新密市新砦遗址、山西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等）为加固城墙，延长其使用寿命，部分城址在建筑前先挖基槽，填土夯实后再修筑墙体。海岱地区则以堆筑为主，辅以夯筑，个别使用版筑；在对墙基的处理上，该区以平地起建为主，仅个别城址存在基槽迹象。筑城原材料、筑城技术有相似性的中原、海岱地区史前城址过去曾被称作“中原模式”，在上述分析基础上，可据技术构成将二者进一步细分为“河洛亚模式”、“海岱亚模式”，其原因是黄河中下游地区马兰黄土遍布，堆积较厚，是很好的筑城材料。

4、城国后期阶段的发展

（1）城国后期的城邦联盟格局

城国后期阶段相当于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约公元前2500—前2000年），在仰韶文化衰落以后，大约5300年前左右，北半球发生了一场大降温事件，持续数百年，黄尚明《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气候变迁》一文分析认为，「1.2万年前末次冰期后，距今1万—8000年，新石器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开始变暖，较今天温暖潮湿。距今8000—4000年，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亚热带气候，中间曾有气候波动。在青海的青海湖盆地和贵南盆地，在距今6000年左右，形成了厚80～100厘米的古土壤层，其中孢粉组合显示出当时的植被是较湿润的草原环境，相应的年降水量也要比现在高出许多，这样才可使青海湖等湖泊的高湖面状况维持较长的时期。」严富华，麦学舜，叶永英三位学者《据花粉分析试论郑州大河村遗址的地质时代和形成环境》一文则认为，「对郑州大河村遗址的孢粉分析表明，仰韶文化时期气候暖和湿润,气温可能较今高2度～3度左右。龙山文化时期气候温和稍干，大概与当地现今气候相仿。」

另一点则是人口的增加，以及6000年前阶级的诞生。龙山文化时期聚落数量和人口都变多了，以山东地区为例，目前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遗址547个，到龙山文化城市遗址1492个，大汶口文化同时代的仰韶文化聚落呈现着大而少的特点，人口在数百人到上千人之间。至龙山文化时代则呈现着小而多的特点，人口在数千人到上万人之间。龙山文化城邑群进步最大的是城邑之间的距离，以山东城子崖遗址为代表，区域中心城址有城墙环绕，距离分布有一定的规律30—50公里，显示了龙山时代城市的发展速度变快，战争在该时期变得频繁剧烈，城池之间不再是彼此的独立属性，而是十几个城池从属于同一个势力的王，该现象是城国第三阶段，被学者们称之为方国，又称为城邦联盟。黄河中游地区，以河南龙山文化（又称）王湾三期文化为代表，持续时间在4400—4000年前，属于山东龙山文化西扩形成的，以嵩山为界，嵩山以北的河南省郑州市登封市王城岗遗址，总面积0.5平方千米，周围簇拥着大大小小的城邑和聚落，被称为“王湾类型”，嵩山以南则以平顶山市汝州市煤山遗址为代表，持续时间在4500—4000年前，总面积0.214平方千米，被称为“煤山类型”，遗址数量有数百个，在颍河、沙河、汝河及其支流遗址分布比较密集。

（2）城国后期城市布局的变化

平粮台遗址复原图

城国时代后期，随着修建城市经验的增加，城市布局也逐渐开始向利于管理的正方形靠拢。比如造律台文化中的河南周口市淮阳区平粮台城址（距今4600—4000年前），中轴对称、布局方正、规划严整，每边长185米，总面积0.05 平方千米，拥有所知中国最早的、完备的城市排水系统。遗址内发现的车辙痕迹，距今至少4200年。

1. 晋南地区陶寺遗址的发展及毁灭①陶寺遗址早期与大汶口文化的联系

山西临汾市陶寺遗址俯瞰图
山西地区境内更是诞生了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约公元前2300—前1800年），面积高达2.8平方千米，是城国时代第三阶段面积排第三的遗址。陶寺遗址的扁壶上两个文字，一个是“文”字，在甲骨文中得到继承，另一个文字释读有尧、阳、邑等多种说法，以“邑”字说最为可靠，若邑字为准，可见陶寺遗址时期已经以邑来称呼自己所处的城邑了。
关于陶寺遗址的具体起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期，具体总结如下，陶寺遗址早期受山东大汶口文化影响较深，陶寺中期则属于独立性的龙山文化，陶寺晚期受石峁文化影响较深。陶寺早期新出现的器物如大口罐、折腹盆、高领折肩瓶、尊、高领壶等，皆可在大汶口文化中找到源头。陶寺早期后段（龙山初期）共发现6座大型墓，除1座女性墓位于东南部，其余5座男性墓皆集中分布在Ⅱ、Ⅲ发掘区内的西北部。与前段大墓不同的是，这几座大墓皆各据一排，旁边有作为配偶的身份较高、但葬制简单的女性墓。这些大墓比起前段大墓规模更大，随葬品更多、也更精致和华丽，而且还新出现了像彩绘龙纹陶盘，以及鼍鼓、石磬、陶异形器（土鼓）等“礼乐器”，可以说是早期大墓的“升级版”。总体看，后段这几座大墓随葬内容仍然表现的是财富与权力，只是更加突出，礼仪性更强。从大墓仍与其他小型墓葬混合在同一片墓地中判断，此时的高级权贵尚没有成为孤家寡人的王者。
中国国家博物馆戴向明《从陶寺两次巨变看龙山时代黄土地区的文化与社会》一文指出，从陶寺早期到中期，大墓位于不同墓地，这既可能是不同时期同一高级权贵家族茔域的变化，也可能是早晚之间顶级权贵在不同的家族间发生了转换，但都是陶寺本地人群。陶寺早期这些贵族大墓展示了晋南豫西这个文化小区从未有过的葬俗与葬仪，其奢华的埋葬场面在当时整个中原甚至黄河中游的考古发现中都还是仅见的。历史上看，晋南豫西裴里岗时代遗存因发现极少而没有多少墓葬资料可说。到仰韶早期，无论是本土的枣园文化还是受关中地区影响形成的“东庄类型”，至今也没发现大墓地，所见零星墓葬都极少有随葬品，这与关中普遍流行随葬数件陶器、工具的风俗形成鲜明对比。到仰韶中期，随着大型中心聚落和社会等级的形成，开始出现权贵大墓，目前主要见于豫西灵宝西坡墓地，但西坡大墓除了规模大，既无棺椁，随葬品也较简单，一般只在专设的脚坑中放置数件陶器，有的随身有一、二件玉钺，这些与饮食和权力或身份有关的器物显然只是供死者到另一个世界继续享用的，而没有其他地区大墓那种展现财富、大规模晏饮或宗教仪式的场面。
总的看，西坡墓地延续的是本地区薄葬的传统风俗。这种传统扩散到周边，使得整个中原似乎都开始盛行薄葬，甚至原本“厚葬”的关中也发生了转变，比如近年发掘的陕西高陵杨官寨墓地，是已知庙底沟文化墓地中规模最大的，已揭露出数百座墓葬，但绝大部分都没有随葬品，少数有1、2件陶器或贴身饰物。到仰韶晚期，中原地区尽管发现过一些规模较大的墓葬，如孟津妯娌、伊川县伊阙城、巩义双槐树等遗址所见，但这些所谓大墓除个别有极少的陶、石器或随身饰物，大部分也都没有任何随葬品，似乎只是以墓葬规模来显示高级身份，不过妯娌的个别大墓有棺，伊阕城几座大墓都有棺椁，这是中原新出现的现象，总的看仰韶晚期大墓仍然保持了中原薄葬的特色。很显然，陶寺早期大墓的葬俗、葬仪与随葬内容都不是继承本地和中原的传统，在仰韶文化时代，晋南地区以薄葬为主，但龙山文化时代，陶寺贵族上层权贵抛弃了中原以往“薄葬”的传统，开始以东方大汶口的方式，通过奢华的葬仪来凸显自己的身份地位，大汶口文化中的拔牙习俗，可能来源于O1b族群，但在龙山文化时代，拔牙习俗开始明显减少和衰退，逐渐地退出了山东海岱地区，这反应了龙山文化时期，O2族群在山东地区已逐渐从从属地位成为了主导地位。
②陶寺遗址中期的独立发展

山西临汾市陶寺遗址壁龛
陶寺早期和中期最大的区别是一个受大汶口文化影响较深，一个则逐渐抛弃了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影响，受一定的豫西三里桥文化的影响，发展出了晋南地区自己的特色，被称为陶寺-三里桥类型，而陶寺早期及中期的创造的壁龛的墓葬、圆形玉器、彩绘陶器都影响了陕西北部榆林市的石峁遗址。
陶寺中期陶器变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逐渐以鬲、斜腹盆形斝、甗等一套新的炊器代替了原来的釜形或尊形鼓腹斝、罐形（早期为盆形）斝、釜灶等炊器（图四）；二是陶寺早期出现的如大口罐、折腹盆、高领折肩瓶、尊、高领壶等大汶口风格的陶器到此时又几乎都弃置不用；三是本地又开始流行圈足罐、直口折肩或折腹罐、簋、三足杯等一些新器类，以及中原和东方风格的双腹盆、圈足盘、鬹、盉等。另外，深腹和浅腹盆、盘、碗、杯、豆、扁壶、小口折肩罐等许多早期器类一直沿用了下来。总的看陶器群的整体变化非常大，而且与运城地区再次趋同，两者有许多相似和共同的因素。陶寺的中期城址是在早期城址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城址由大城和小城两部分组成，大城面积为270万平方米，小城面积约10万平方米。陶寺早期遗址与中期遗址对比，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A、城址面积突然扩大，由0.56平方千米，扩大到2.8万平方米。
B、大型宫殿建筑基址面积增大，早期最大者不过800平方米，中期已出现1万平方米的夯土基址。
C、中期已开始铸造砷铜容器。
D、出现了特殊的建筑，集观天象授时与祭祀功能为一体。
陶寺中期，上层的统治者通过控制通向超自然的宗教的途径，不断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这表示陶寺中期，拥有不同财产的居民，待遇千差万别，整个社会已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和经济分化，这也揭示了陶寺中期高度发达之后为何突然衰落的原因，维护如此大的城址等大型建筑，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如果一个社会在维持统治阶级的日常需要之余，持续进行大规模特殊建筑的修建和奢侈品的制作之时，整个社会的稳定性便遭到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一次次武力冲突不断对已处于危倾状态的社会组织提出挑战，最终导致社会组织的崩溃便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张雅军等人对陶寺文化中晚期25例个体进行DNA分型研究,父系检测到了单倍群O2a2b1a2a1，Oβ-F46（诞生时间距今约1万年）。但考古学者通过对其生活器具如陶器、葬俗、以及基因研究，发现了晚期人群与早中期人群属于不同族群，陶寺文化中晚期的人骨的形态特征比较接近古中原类型, 与现代蒙古人种相比较, 介于东亚和南亚蒙古人种之间, 个别特征如高颅、低狭面、突颌和阔鼻倾向还偏向于南亚类型，在主成分分析结果中, 陶寺人骨与陶寺早期墓葬中的人骨距离最远，陶寺晚期人骨的种系分析具有更宽、更高的颅型和更高、更宽的面型, 这些形态特征更近于现代蒙古人种东亚类型，即Y染色体C系南支。
③陶寺遗址晚期人群及风俗的变化
陶寺遗址晚期时间为约公元前2000—1900年。锶同位素研究显示，陶寺晚期外来人口的比例超过70%，这绝不是正常聚落的人口结构，只能是大规模社会冲突和人群替代的结果。在4000年前左右，陶寺遗址发生了一场政变，考古发现陶寺遗址晚期有拆毁城墙、大规模的人为毁坏大型建筑、“毁墓”现象的发生，包括“王墓”在内的贵族大中型墓，往往都有这个时期的“扰坑”直捣墓坑中央的棺室，扰坑内还有随意抛弃的人头骨、碎骨和玉器等随葬品，原来的宫殿区，这时已被从事石器和骨器加工的普通手工业者所占据。一条倾倒石器、骨器废料的大沟里，30多个人头骨杂乱重叠，以青年男性为多，头骨多被砍切，散乱的人骨有40～50个个体，与兽骨混杂在一起。大沟的底部一具30多岁的女性虽保有全尸，但颈部扭折，嘴大张呈惊恐状。在宫殿区中部偏东的8号坑中，有36个人骨，其中青壮年占22名，头骨上有清晰的砍痕，其中一名女性，死时大约35岁，死因是被人用牛角从下体嵌入骨盆，生不如死疼痛而死，被称为牛角惨案。
专家总结发现，陶寺这次毁墓行为有三个特点，一是专门针对大型贵族墓葬；二是直指墓室中部以及头端，且深至墓底甚至穿透，破坏性极强；三是扰坑中常常发现许多本属于墓葬的随葬品，并指出毁墓行为并非以攫取随葬品为目标的“盗墓”，而是出于报复陶寺贵族的目的，陶寺早、中期大墓聚集，且有序规划的埋葬，早期遗址东南部发现一片面积达4万余平方米的大型墓地，中期遗址也有1万平方米，而晚期的墓葬规模较小，以数座或数十座相对集中而穴位错落的小规模墓群、墓组成为了墓地布局的主要形式，相比较早、中期大墓聚集且有序规划的埋葬制度发生了重要的改变，有学者认为似乎是一场平民革命。事实上，陶寺早期和中期的墓地虽然埋葬地区不一样，但并没有这种惨烈的挖掘墓葬进行报复的行为。陶寺遗址晚期出土实足鬲，根据陶鬲溯源判定，实足鬲的最初器型源自山西北部忻州市的游邀遗址，属于石峁遗址后期发展出石峁文化的地方类型。陶寺晚期砍头并掩埋的习俗，以及女性陪葬殉葬的习俗，则来源于陕北石峁遗址，石峁古城的城墙附近有两处埋有人头，每处都是24个，并且摆放的方式遵循了某种规律，这很可能是当时的某种奠基仪式。石峁遗址末期出土的出土的口簧与铜齿环，都与陶寺遗址同类型极为相似。
由此可以推定，陶寺遗址晚期的毁墓行为，并不仅仅是由陶寺平民阶级完成，而是平民阶级配合山西忻州市游遨遗址等外来人群完成的行为，此后陶寺遗址原本的居民只有原来的30%，外来人口则占据陶寺遗址70%。

1. 陕北石峁遗址的发展及毁灭

①石峁遗址的准确碳十四测年

陕西榆林市石峁遗址构造

城国时代第三阶段的另一个代表，是陕西榆林市神木市的石峁遗址（约公元前2300年—前1776年），石峁遗址内城面积大概是2.1平方千米，内城东南侧是石峁外城，面积大概是1.9平方千米，两者加起来4平方千米左右，在整个北方地区，仅次于5000年前的甘肃庆阳市南佐遗址。

早期对石峁文化年代研究只是用碳十四测年大概推算，自2015年以来，对石峁遗址的研究更加深入，石峁文化晚期的皇城台大台基顶部F2，其内部出土的朽木，校正后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为公元前1931—前1776年。这预示着石峁遗址可能最晚延续至公元前1776年左右。

②石峁遗址人群的Y染色体

根据考古发现和分子人类学检测，榆林地区最早应该是Y染色体为C2a南支人群居住在此地，对应的是2021年在榆阳区鱼河峁镇发现的梅家畔村石城遗址（公元前2800年—前2100年）。大约4500年前，甘肃马家湾文化学会养殖牛羊的O2a人群迁徙来到了榆林地区，对应的是靖边县庙梁2期遗址及横山县贾大峁、红梁遗址及发现的距今4500—4300年前的家养黄牛与绵羊骨骼，他们共同建造了榆阳区寨山石城遗址（约公元前2500—前2000年），到了神木市石峁遗址（约公元前2300—前1900年）时代发现累积羊骨估计有上万只;养羊业已蔚然成风，研究表明石峁遗址山羊产肉兼产奶。

202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孙周勇、邵晶、邸楠《石峁文化的命名,范围及年代》一文以“双鋬鬲类遗存”变化为主线，分析石峁文化可分为三期，早期为约公元前2300—前2100年，中期为约公元前2100—前1900年，晚期为约公元前1900年—前1800年。从陶器风格来看，早期吸收乌兰察布市老虎山文化较多；中期则吸收山西吕梁市龙山文化较多，同时开始吸收呼和浩特市朱开沟文化风格；晚期对山西临汾市陶寺遗址与呼和浩特市朱开沟文化都有吸收，同时发展自己的风格。

②石峁遗址中期对外的战争

石峁遗址中期开始建造皇城台，石峁城的面积是皇城台墓地大型竖穴土坑墓的形制、出土器物与韩家圪旦地点、神圪垯梁遗址、寨山遗址的墓葬基本一致，考古人员推断皇城台高等级墓地年代不早于石峁遗址中期，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前1800年，此时其同类型遗存在榆林大部，呼和浩特市、山西吕梁市都有发现，横跨晋陕蒙，已经发展出石峁文化（约公元前2300年—前1400年），开始向外大面积扩张。石峁遗址皇城台东门中期出土用燧石玛瑙制的箭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院邵晶介绍，「用燧石玛瑙制的箭头，相当于穿甲弹，那个时候最厉害的武器是弓箭，箭头绝大部分是用骨头做的，但这种用燧石玛瑙做的箭头，硬度可达到7度以上。」石质箭头缺点是重量较重难以瞄准，骨质箭头缺点是容易损坏，在青铜箭头批量诞生以前，燧石箭头是比石质箭头、骨质箭头更先进的武器。皇城台祭祀坑中一例人骨检测为N1a1a，属于战俘。2016年学者刘铭《内蒙古和林格尔大堡山墓地古代居民的DNA研究》中提到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战国赵国大堡山墓地检测的五例人骨有一例为N1a1a，这说明这个战俘人骨可能来自于乌兰察布市老虎山文化。石峁遗址中期出土的石雕有盘羊纹，左右有老虎，显示这是一支崇拜盘羊的国度，与O2a人群对应，老虎应该是其敌对势力或者是底层人群的图腾，又在皇城台附近出土陶鹰，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何艳杰《中华文明起源：白狄与匈奴文化比较研究》一文指出，「白狄和匈奴文化中都存在着相似的北方草原文化因素，比如铜器特别是牌饰上装饰狮鹫、虎、鹰等动物形象以及铜鍑、马衔等。」而呼和浩特市朱开沟文化人群即是Q1-F1626，是匈奴人群的前身，这说明老虎图腾和陶鹰，应该是朱开沟文化输入，石峁遗址击败了黄河以北的朱开沟文化和老虎山文化人群，以自己的图腾盘羊为尊，将敌对势力的虎和鹰刻画为从属地位。

③石峁遗址晚期如何走向毁灭

石峁文化晚期，发展为鼎盛状态，晚期典型器物在神木县新华遗址晚期、忻州市忻府区董村镇游邀村游邀遗址、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大口遗址以及伊金霍洛旗白敖包遗址墓地多有发现。而陶寺遗址晚期出土实足鬲，根据陶鬲溯源判定，实足鬲的最初器型源自山西北部忻州市的游邀遗址，这似乎可以证明，在公元前1900年前，游邀遗址人群顺着汾河南下，配合陶寺遗址底层居民，推翻了陶寺遗址贵族，对其进行了毁墓行为，并且带走了陶寺遗址的玉器和红铜器，石峁遗址出土的与陶寺遗址相似的口簧与铜齿环，应该正是这次的战利品。石峁遗址晚期还发现壁龛的墓葬，应该也是受了陶寺早期及中期的创造的壁龛的墓葬的影响。

公元前1800年左右，石峁遗址皇城台东护墙北段上部第四层第五层还发现带锡青铜器，根据矿料检测，来源于甘肃西部酒泉市及张掖市，可以证明是甘肃齐家文化中期（约公元前2000年—前1800年）传入，那么，石峁遗址是怎样衰落的呢？其原因可能有三个，其一是气候的变化，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虽然较仰韶文化更为深远，但持续时间远远不如仰韶文化，其原因是距今4000年左右中国地区再次降温，降温集中于北方，影响了整个中国地区，在北方地区，强势扩张的O2a族群一度收缩，这也导致石峁遗址人群不得不向南迁徙以增加生存条件。在4000年前大降温事件以后，陕北地区2000年内再也没有出现超大型城邑，如内蒙古中部的三个汉朝受降城仅有1平方千米左右大小，直到东晋时期五胡十六国年代，赫连勃勃修建在陕西榆林靖边县的胡夏统万城面积7.7平方千米，才超越了石峁遗址的面积；二是人口的增加导致矛盾激化，在陶寺遗址晚期，有一部分石峁遗址人群参与了陶寺遗址的政变，并且可能在政变成功后成为陶寺遗址的统治阶层，这既可以代表石峁遗址在大降温事件后的生存条件恶化，也可以代表石峁遗址的人口扩大；三是敌人的入侵，陶寺遗址要面对外敌，石峁遗址同样如此，在石峁遗址北部是鄂尔多斯市朱开沟文化Q1-F1626人群，最近共祖时间约4200年左右，大约4200年前左右，开始向东扩张，先是取代了内蒙古中部乌兰察布盟的N系人群，接着开始向南扩张，虽然石峁文化鼎盛时期击败住了朱开沟文化人群，但在贸易和战争的过程中，也向对方输入了家养的黄牛与盘羊，在后期，朱开沟文化逐渐反超了石峁文化，4000年前大降温事件以后，河套平原气候寒冷，畜牧业的价值逐渐超过了农业，而榆林市地处黄土高原，对比呼和浩特市河套平原与草原，石峁文化畜牧业明显不如朱开沟文化，所以即使在其末期学会了青铜器制作技术，最终还是逐渐灭亡。

⑤石峁遗址毁灭之后的朱开沟人群

从石峁遗址出土的玉器和青铜器研究来看，皇城台遗址部分消亡以后，朱开沟文化人群又迁入这一地区生活了两百年左右。2019年许宏《关于石峁遗存年代等问题的学术史观察》一文认为「石峁遗址出土的30件牙璋的形制拥有复杂扉牙，与二里头文化晚期（河南二里头文化三期晚段到四期）的牙璋相似，而且石峁遗址的牙璋非常巨大，显然是晚期诞生的。」邓淑苹则认为「石峁出土这类牙璋的“年代应接近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进而可推论“是否石峁文化的晚期发展可延续到公元前1500—前1400年”。」而2022年陈坤龙等学者撰《陕西神木市石峁遗址出土铜器的科学分析及相关问题》一文分析认为，石峁遗址铜器石峁遗址出土的铜器，主要分为两期，年代较早者多出自皇城台东护墙北段上部，属于皇城台遗址使用晚期。年代稍晚者多出自皇城台门址发掘区的第2层，属于朱开沟文化末期，相对年代约当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岗上层文化或略晚，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600—前1400年。这也与许宏与邓淑苹对石峁遗址出土的二里头文化类型的牙璋年代分析相吻合。

从人群的变化来看，可以将石峁文化分为前期文化与后期文化两个类型，石峁前期文化是由O2a、C2南支信仰盘羊的族群组成，居住在皇城台遗址，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前1776年，使用陶器、石器和红铜，在其末段公元前1800年学会了齐家文化的青铜铸造技术，在大约公元前1776年皇城台遗址被呼和浩特市朱开沟文化入侵而毁灭，其居民大部分可能被迁往河套平原增加畜牧业的生产力，少部分还留在本地。

而后期文化则为公元前1600年—前1400年，一部分朱开沟文化居民南迁至此，他们的青铜制作技术已经非常发达，在约公元前1500年制作了中国最早的青铜剑，鄂尔多斯直柄青铜短剑青铜剑。公元前1400年以后，朱开沟文化发展为鬼方族群，为了拓展势力，从榆林市神木市南迁到与延安市交界的榆林市清涧县，居住在清涧县1平方千米的李家崖遗址。发掘者定其年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进一步研究表明其年代上限为殷墟一期，下限为西周早期，即约公元前1300年—前950年），另外还有3平方千米的寨沟遗址（约公元前1200年—前900年），应当是殷墟二期以后鬼方的都城所在地。

（6）城国后期长江流域的发展

①四川宝墩文化的发展

城国第三阶段时期，长江上游地区，虽然大溪文化发源于重庆市东部巫山县，但因为当地山地较多，因此建造城市比较困难，多是散居的聚落，长江上游最早的城市，是成都平原的宝墩遗址（距今约4550—4300年），面积最初为0.6平方千米，后扩建至3平方千米，是长江上游面积最大的新石器时代城市。

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复原图

宝墩文化最早诞生于四川西部岷山一带，是由甘肃马家窑文化衰落以后向南迁徙而来，大约90%的马家窑文化移民和10%的四川地区土著居民建造了宝墩遗址城市，后来与湖北地区向西迁来的石家河文化遗民相结合，共同铸造了著名的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

②湖北石家河文化的发展

湖北石家河遗址复原图

城国后期，长江中游地区则在蓬勃发展，屈家岭文化之后是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文化（4600年前到3800年前），石家河遗址遗址由内城、城壕、外郭城构成,总面积为3.48平方千米，是长江流域同期最大城，比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城规模还大一些，仅次于黄河流域上游的甘肃庆阳市的南佐遗址（6平方千米）和陕西榆林市的石峁遗址（4平方千米），超过青铜时代的河南二里头遗址（3平方千米）和偃师商城遗址（2平方千米），以城邑生产力分析，石家河遗址城内约有2—3万人左右，这个人口数量是当时中国境内人口最多的城。

河南洛阳偃师区二里头遗址复原俯瞰图

河南洛阳偃师区二里头遗址复原平面图

北方地区，直到3700年前的河南洛阳二里头遗址才达到3万人左右的人口规模，在石家河遗址城邑周围周围约8平方公里范围内,紧密环绕着二三十个一般聚落,形成一个具有密切关系的城邑—聚落群体。

然而，4000年前，冰川融化之后致使海平面增长了100到200米，导致中国大洪水事件，对长江流域的冲击相较于黄河流域的影响更大。因此，石家河文化在大洪水事件之后，距今3800年前逐渐消亡，此后的300年散布着盘龙城等小型城址，没有形成大面积的文化，一直到3500年前左右，商朝文明人群进入以后，湖北地区才再次兴盛，

③良渚文化这一时期的衰落

城国时代后期，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此时已经逐渐衰落，浙江良渚遗址之后的钱山漾遗址（距今4400年—4200年）面积仅0.234 平方千米，和河南龙山文化煤山遗址的面积差不多，比起良渚遗址3平方千米的面积大大衰落。浙江良渚文化同样如此，良渚遗址面积0.4平方千米，之后的的钱山漾遗址（距今4400—4200年）面积仅有0.234 平方千米，广富林遗址（距今4200—3900年）面积仅有0.15平方千米，缩减成了小型遗址，与良渚文化文化陶器玉器面貌有所差距，广富林文化之后的马桥文化（距今3900—3200年）面积仅有0.01平方千米，与良渚文化差距更大，陶器来自中原二里头文化以及浙南闽北的影响更为强烈，而此时的黄河流域反而崛起，形成了夏朝、商朝这种同时代超越南方文明的大型文明。

5、从聚落到城市的整体变化

综合来看，小型聚落时代（1万—7000年前），一个聚落的人口则在大多在100—300人之间，大型聚落时代（7000—5300年前），一个聚落的人口达到了500—1000人左右。城国早期阶段的发展时期是距今约6000—5300年，只有长江流域进入城国时代，最大面积是安徽马鞍山市凌家滩遗址，总面积1.6万平方千米，根据聚落生产力分析，人口大约有5000—8000人。城国中期阶段是距今5300—4500年前，长江流域、黄河流域都进入城国阶段，最大城邑是黄河流域的甘肃庆阳市南佐遗址，总面积5平方千米，人口大约在1—2万人左右。 长江流域最大面积则是浙江杭州市良渚遗址，总面积4.13平方千米。城国后期阶段距今约4500—4000年，最大遗址是陕西榆林市神木市石峁遗址，面积4平方千米。人口最多的则是湖北地区石家河遗址，总面积3.48平方千米，根据聚落规模分析，城内约有2—3万人左右。中国各地城市有自己的起源和发展模式，大致分为三个区域：中部地区（黄河流域）、南方地区（长江流域）、北方地区（辽河流域、阴山地区），这三个地区的城因为地域、环境、地理等因素的影响，城的营造方式是不同的。南方地区以6000年前兴建的湖南省常德市城头山遗址为代表，是水城，城墙以堆筑为主，首要目的是防洪，其次是军事防御，城圈的范围比较大，城垣两侧坡度较缓，多依地势而建。中部地区以5300年前兴建的河南郑州市西山遗址为代表，是土城，以夯筑为主，中部地区建城首先是军事防御，其次是防洪。城圈范围相对较小，城垣两侧尤其是外侧较陡，城的形状一般比较规整。北方地区以老虎山为代表，是石城，城墙以石块砌筑为主。北方城市以军事防御为主，城依地势而建，形状不规整，常见以天然屏障代替城墙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