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考古有重大新进展！

皇城西南角，考古队确认了四组大型院落遗址，朝向有南的也有东的，体量不小，可能跟当年的衙署、孔庙、国子监甚至皇家寺庙有关。

这是10月23日公布的最新成果，来自今年春季到秋季持续五个多月的一次集中发掘。参与的是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的辽上京考古队。说白了，大家不是随便扒两下就走人，而是把这片地当成重点区来对待：先测绘、再开剖面，然后一层层往下清理，拍照、描素、取样，一套流程走到底。把这些步骤做扎实了，才能把眼前一堆土堆和碎瓦拼回当年的样子。

考古队把四组院落当作城市重要的建筑群来研究，不只是因为它们规模不小，还因为朝向和组合跟古书里记载的临潢府、临潢县、孔庙、国子监的位置有重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汪盈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些新出土的院落为判断建筑功能提供了实证线索。简单说，就是书面上写的“有”，现在地里也能找到对应的结构和排列关系，不再只是纸上谈兵。

具体来看，这四组院落里有一组面向南，另三组偏向东。院落的基址轮廓、墙体残迹、地面铺筑痕里能看到不少细节。地层里的碎瓦片、烧灰层、夯土印迹都被记录下来，连一些小的出土物也没放过。更重要的是，不同深度显示出辽代与金代的叠压关系：下层保留了辽代的原始构造，上层有金代改造的痕迹。换句话说，这片地方并没有随着政权更替而被彻底废弃，而是被后来的统治者接手、改建、继续使用。对研究北方民族政权交替后城市延续性来说，这是一个直观的样本。

技术上，这次发掘也不是盲干。过去几年在辽上京地区进行的地表勘探和多点发掘积累了不少经验，帮助队伍把核心区定位得更准。皇城的地表遗迹已经不明显，凭着测绘和地层对比，考古队把宫城和皇城的基址分辨开来，确认了“皇城环套宫城”的格局：外围是皇城，内中套着宫城，这种布局既带有中原礼制的影子，又保留草原都会的特点。打个比方，就是把中原的礼制框架放到草原人的城市肌理里，两者叠合出一种混合的空间秩序。

发掘现场的工作细节很扎实。队员们每天在沟边反复清理土层，按剖面描绘每一层的土性变化，把每一件小东西先拍照、编号、清洗，再装箱送去保存或做化验。碰到瓦当、砖块或夯土痕迹，会先做静态记录，然后按程序取样送检。现场还做三维测绘，把院落轴线、门向、墙基位置都精确标注，方便后面把这些点连成完整的平面图。整个流程看着有点机械，但正是这些重复又精确的动作，把过去的建筑、道路、排水等蛛丝马迹拼接了起来。

把视野放大一点看，这并不是一两年能看明白的事。自2011年起，对辽上京的长期考古投入已经把这座千年都城的轮廓慢慢揭开。多处点状精细发掘逐渐拼出皇城的格局，也让过去学界认为“辽上京偏东布局”的结论有了更扎实的证据。考古队的工作不是单打独斗：发掘组会把地层信息与历史文献对照，把史书里关于临潢府、孔庙、国子监等礼制性建筑的描述和地面发掘出的结构一一比对，找出可能的对应关系。这一步很关键，既要照实物说话，也要用文本去验证或修正实物判断。

再细看几处发现，可以注意到建筑尺度和改建的痕迹反映出城市功能的变化。大院落的轴线、门向、庭院布局这些“语言”都有讲述：比如朝向南的院落更符合传统中原式的礼制建筑安排，偏东的三组院落则与辽上京整体的偏东轴线呼应。叠压的建筑层序提示着连续使用和场所记忆——一个地方被不同政权反复使用，既是延续也是改造。现场的记录员和测绘员在把这些信息一层层记录下来，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复查的第一手资料。

队伍构成上，这次发掘集合了国家级研究机构和地方文物单位的人力资源。有人负责地表测绘，有人专攻剖面记录，还有人专门做文物整理与编号。长期的合作让现场分工更清晰，流程也更标准：定位更精确，记录更细致，后续的年代测定和材质分析也更可靠。可以说，团队的积累和协作是这类复杂考古项目能稳步推进的重要保证。

现场气氛平稳而有节奏。秋风会把表层的尘土吹动，队员们蹲在沟边指着剖面讨论，摄影师把每个阶段拍成档案，文物按号箱装进防震箱，资料在帐篷里整理归档。没有惊天动地的戏剧性时刻，更多是靠一项项细致工作把历史层层揭开。考古这活儿就是这样，慢工出细活，每一次刮土、每一次描图都可能发现新的线索。

从更广的视角看，辽上京的这些院落不仅是建筑遗存，也承载着政治、宗教和教育功能的交织。史料里说皇城西南一带有临潢府、衙署和礼制性建筑，现地发掘出的院落分布与之有重合，为把史料和实物连起来提供了可能。后续的工作会把不同出土物的年代、材质和功能做更细的比对，生活细节、制度运作、文化混合这些命题才能被逐步回应。

在现场，大家都知道接下来的日子还得慢慢摸索：样品送去做年代测定，出土的小器物要做功能判断，三维数据会被整理后用于复原模型。每一步都很实际，也很关键，因为一旦细节放大了，就能把这座城市过去的样貌还原得更靠近真实。留给公众的，也许不是一个结论性的故事，而是一摞摞一目了然的图纸和标本，还有一种按部就班的工作方式，让百年前的城市被慢慢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