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军早期飞行员，资历深，战绩浅，觉得在空军分量轻，压抑？

“1953年3月，在桧仓前线工棚里，刘亚楼随手抹去泥水，回头对常乾坤低声说：‘老常，敌机还在空中盘旋，跑道今晚必须修通。’”一句带火药味的嘱托，点明了当时志愿军空军的紧迫处境，也把常乾坤推到了聚光灯前。

要弄清这位“老常”为何心生压抑，还得把时间线拨回1925年。那年夏天，黄埔二期结束，22岁的常乾坤被选送广州航空学校。彼时国共合作尚在蜜月，他随即又被党组织派往苏联，进入契卡洛夫航空学校，主修领航与机务工程。对当时的学员而言，能在头顶铺天盖地的伊尔-2、TB-3间穿梭已是奢侈，而常乾坤还被安排进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深造，可见党内对“未来空军骨干”的定位。

尴尬的是，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国内环境骤变。他本人并未立即回国，而是留在独立航空团做准校领航员，随后转学航空工程。外界看，他的技术底子厚得惊人；可正面战场上的战绩，却空白得让人咂舌——这便埋下后来资历与战功错位的伏笔。

1937年抗战爆发，他终于踏上归途。迪化新兵航空学校刚组建，需要讲师，他被直接请去讲发动机和雷达。新疆地广人稀，日机却飞不过来，因而这段履历更像“后勤进修”，依旧没能为他添上令人称道的击落数字。

延安时期，他在抗大、军事学院教书育人，讲授的主要是航空兵编制与维修体系。课堂气氛比战场更“文气”，学生记得他喜欢把复杂气动数据写成大字贴在墙上，偶尔幽默地说：“背住这张纸，等以后你们真开飞机，就知道我没白说。”从技术储备角度，他功劳不小；但对崇尚枪林弹雨的军界而言，分量依旧偏轻。

1946年，东北成了新的舞台。苏军撤离时，留下少量日机与一批技术人员。常乾坤临危受命，利用散落在本溪、沈阳的零件，拼出百余架可供教练的老飞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所航空学校由此诞生。很多干部回忆，那段日子像摆积木：今天找来一副起落架，明天凑到一具星型发动机，边试飞边修补。没有这所学校，后来的解放军空军要晚出世不少。

建国后，空军机关急需成体系。1949年底，他被任命为副参谋长兼训练部长，与刘亚楼、王秉璋等人一道搭起总部门框。刘亚楼强势、雷厉风行，常乾坤则偏向技术脾气，习惯数据说话。两种性格碰撞时火星四溅：一次会议上，刘亚楼拍桌子质问训练进度，常乾坤却递上一摞测试报告，平静地表示“引信误差超标，飞不了”，场面瞬间僵硬。

1950年抗美援朝爆发，常乾坤主动请缨去了后方工程组，负责修跑道、扩建地下油库。他不穿飞行服，整日蹲在朝鲜泥地里量标高。美军B-29夜袭后，他带队立刻填弹坑，再喷洒油石混凝土。有人抱怨太拼，他只说一句：“没跑道，再多飞机就是摆设。”技术官僚的刻板，在战时变成了拼命的认真。

然而战绩统计表并没有给这份努力亮分。刘震、聂凤智在空战中击落数字节节上涨，常乾坤的名字却常被放在“后勤保障”一栏。1957年空军、防空军合并，他被列为副司令员，排名靠后。会议里偶有人调侃：“老常，太谦虚啦。”这玩笑听多了，他难免心生闷气。吴法宪后来回忆，常乾坤在私下吐槽，“搞半辈子飞机，到头来还是个修跑道的”，情绪不难理解。

有意思的是，若按现代军队体系评估，一个能从零搭出航空学校、在最危险地段保住机场的人，其价值并不逊于王牌飞行员。只是当年讲究“看得见的战功”，击落数能直观量化，工程兵的汗水却难以折算分数。结构性难题，让老常的心理落差日益扩大。

1964年夏，几位空军副职召开小范围碰头会，总结批评中也提到“工作氛围紧张”。意见整理给刘亚楼后，并未彻底解决矛盾。次年，刘亚楼病逝，空军高层再度洗牌，常乾坤的排名并未随之大幅前移。自此，他基本淡出核心指挥，转而钻研航空发动机标准件国产化，算是把余热完全投向科研。

1973年5月20日，常乾坤因病去世，享年69岁。讣告写着“我军空军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但未提具体击落记录。对很多晚辈来说，他的名字在教科书里只是“空军教育家”，鲜少联想到当年泥泞跑道边那个不眠的身影。不得不说，战功与技术孰轻孰重，这个老问题在他的经历中被无限放大，也留给后人一个值得咀嚼的长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