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江职务侵占案看货运领域职务犯罪的认定与辩护要点

本文作者：安鸿鹏

在货物运输行业日常运营中，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占运输货物的行为，不仅损害托运人与承运企业的财产权益，更破坏货运市场的诚信秩序。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诉李江职务侵占案，以 “货运驾驶员运输途中窃取封存货物” 的典型情节，成为区分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的关键参考案例。本案中，法院围绕 “职务便利界定”“货物控制权归属”“罪名定性争议” 展开的裁判逻辑，为同类货运领域犯罪案件的司法处理提供了重要指引，同时也为货运从业人员职务犯罪的辩护策略提供了实践范本。

案情简介

李江作为沪深航公司驾驶员，在货运任务中负有三项核心职责：一是驾驶运输车辆；二是清点货物、核对货运单据；三是按单完成货物交接及空运托运手续办理，同时负责保管车厢钥匙与货物清单，对运输途中的货物具有直接管控权。

犯罪行为实施：2008 年 1 月 12 日下午，李江受沪深航公司指令，与朱庚戌、熊祥文共同将一批货物从公司仓库运往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当日 16 时许，三人在运输途中合谋，从李江驾驶的货车内取出一箱标注 “纪念品” 的封存货物，拆解胶带封缄后窃得箱内梅花鼠年纪念金币 30 枚（经鉴定，价值共计人民币 16 万余元），并对赃物进行瓜分。

后续处理与归案：沪深航公司发现货物异常后开展追问，李江与朱庚戌、熊祥文被迫将窃得的 30 枚金币退还公司，公司随后将金币返还托运人任合。此后三人陆续离职，2008 年 3 月 14 日，李江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判决结果：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一审以职务侵占罪判处李江有期徒刑六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 16000 元；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以 “定性错误、量刑畸轻” 抗诉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 “驳回抗诉，维持原判”，现判决已生效。

延伸思考：案件争议焦点与法律适用解析

一、指控与定罪的三大核心焦点

1.主体身份与“职务便利”的界定

本案定罪的关键前提的是李江是否具备“利用职务便利”的基础条件，法院通过三重证据链确立犯罪主体适格性：

（1）职责权限证据：证人韩斌（沪深航公司相关负责人）证言、公司岗位职责说明等证据证实，李江作为驾驶员不仅负责运输，还承担货物清点、交接及单据管理职责，车厢钥匙与货物清单均由其保管，对运输途中货物具有“管理、经手”的职务权限，符合《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对职务侵占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的主体要求。

（2）控制权转移证据：托运人任合将货物交付沪深航公司后，已丧失对货物的实际管控能力；沪深航公司通过运输合同取得货物控制权，李江作为具体运输执行人，在运输途中合法取得货物直接控制权，具备侵占行为的职务前提。

（3）行为关联性证据：李江与朱庚戌、熊祥文的合谋及窃货行为，均依赖李江对车辆、货物的管控权限（如打开车厢、接触封存货物），若无非职务权限则无法实施犯罪，进一步印证“职务便利”与犯罪行为的直接关联。

2.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的区分边界

本案控辩双方争议的核心是罪名定性，法院从“财物控制权”“行为手段”“侵害法益”三方面作出区分：

（1）财物控制权归属：托运人任合以胶带封缄货物的行为，仅为“防止货物散落”的包装措施，而非“保留控制权”的有效手段；货物交付沪深航公司后，控制权已转移至承运企业，李江作为企业员工管控货物，属于“对本单位管控财物的侵占”，而非“对他人管控财物的盗窃”。

（2）行为手段本质：李江窃货依赖其“运输、保管货物”的职务便利，而非单纯“利用工作环境熟悉”的工作便利；若其不具备货物管控权限，无法接触、拆解封存货物，与盗窃罪“秘密窃取他人管控财物”的行为特征存在本质差异。

（3）侵害法益认定：李江侵占的货物虽为托运人所有，但属于沪深航公司“运输中的他人财产”；根据司法实践，公司保管、运输中的他人财产被员工侵占时，公司需对财产所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实际侵害的是公司财产权利，符合职务侵占罪“侵害本单位财产权益”的法益要求。

3.涉案货物价值与“数额巨大”的认定

本案中，上海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物品财产估价鉴定结论书》明确，30枚梅花鼠年纪念金币价值共计人民币16万余元；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及当时的相关司法解释，职务侵占罪“数额巨大”的标准为“10万元以上”，本案涉案金额已达当时“数额巨大”量级，为量刑提供了事实依据。

二、辩护策略的多维启示：从证据审查到情节运用

1.定性抗辩：聚焦“职务便利”与“控制权”的核心论证

本案辩护人成功推动罪名从“盗窃罪”变更为“职务侵占罪”，关键在于把握两大抗辩要点：

（1）权限范围明确化：通过提交沪深航公司岗位职责文件、证人证言等证据，明确李江的“货物保管、交接职责”，否定检察机关“仅负责运输、无权接触货物”的主张，证明其具备职务侵占罪要求的“主管、管理、经手”权限。

（2）控制权转移论证：援引《民法典》关于货物运输合同的规定，强调“托运人交付货物后丧失控制权，承运人取得控制权”的法律规则，结合“胶带封缄不具备防盗功能”的生活常识，反驳“托运人仍保留控制权”的抗诉理由，确立“本单位管控财物”的定性基础。

2.量刑情节：最大化利用法定与酌定从宽事由

本案中，辩护人通过三项情节争取从轻处罚，最终影响量刑结果：

（1）法定从宽情节：李江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前全额退还赃物，避免托运人与公司的实际损失扩大，根据《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全额退赃、退赔”可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成为重要从轻理由。

（2）酌定从宽情节：提交李江无犯罪记录证明，证实其系“初犯、偶犯”；结合其到案后如实供述、当庭认罪悔罪的表现，论证其“主观恶性较小”，符合“酌情从轻处罚”的适用条件。

（3）角色差异论证：虽李江为犯罪参与人，但朱庚戌、熊祥文为积极实施者，辩护人通过区分“发起合谋与参与执行”的角色差异，弱化李江的主观恶性评价，进一步争取量刑空间。

3.抗诉应对：针对“法律适用错误”的抗辩路径

面对检察机关以“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二款（邮政工作人员盗窃）类比适用”的抗诉理由，辩护人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提出反驳：

（1）主体身份排除：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二款针对“邮政工作人员”这一特殊主体，属于法律特别规定；李江所在的沪深航公司为普通货运企业，与邮政部门的“公共服务属性”“监管特殊性”存在本质差异，不符合该条款适用的主体条件。

（2）类推解释禁止：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定罪条款不得类推适用；检察机关将“普通货运驾驶员”类比“邮政工作人员”，突破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与立法目的，属于无效类推，法院最终采纳该抗辩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