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府人VS客家人：土客大械斗简史

说到广东人，一般就是指“广府人”、“客家人”和“潮汕人”三大组成部分。但是，很少人会记起这样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咸丰同治年间（1854—1867）广东土客大械斗，也就是广府人与客家人之间的大械斗。

这场械斗起于粤中粤东部之鹤山，延及开平、恩平、高明、新兴、新宁、阳春等17县，绵延13载，屠杀过百万。其规模之大、死伤之众、影响之深，在中国历史上是仅见的。

清代广州土著，一般就是被称为广府人，其由来与客家也相似，也是由中原南迁，只不过是南迁的比较早。恶劣的生存环境也造就了广东民风的“强悍”，械斗成为常态。而历史上客家人的“尚气争胜”的性格，决定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存在时，不可能长期向土著低头。

所以道光、咸丰时期南迁至广东中西部一带的客家，已经不像之前他们清初初来时候那样忍气吞声，仅仅安于穷山僻壤之地，而是一旦有机会就会“反客为主”，出现了强买强占土著田地等现象，这就最终爆发了广东的土客大械斗。

械斗根本原因：人口增长，生存竞争

如果说珠玑巷是广府人的中转站的话，那么嘉应州也就是现在的梅州是客家人主要中转站之一。

嘉庆二十五年，嘉应州以及所属的四县的原有人口是5.2万人，而滋生丁口为131.4万，加上屯民丁口近2万人，总人口为138.5万，这个时候的嘉应州已经不是宋元时期的地旷人稀，而是典型的人多地少。

人口增长使人均土地占有比率降低到了危险的地步，促使众多的家庭族群转而寻找新的生存策略，其中包括弃农从商和移民。移民方式之一就是男性的乔迁——离家外出打工赚钱，另一种方式就是全家全族甚至整个乡迁往外地，寻求新的可供耕种的土地。

在福建和广东，后面这种情况有时是与暴力相伴随的。客家人因为人口膨胀而进入广东东部、并进而进入广州西部地区。引发这些地区的新的紧张关系。

当然迁徙的外部原因是康熙的“迁海”和“复界”政策，一直鼓励招民垦荒政策，使得“惠潮嘉”客民一波接一波的向南也就是广东的中西部迁移，这个迁徙过程中，大部分又是迁徙到广州府和肇庆府地区。

不过清代前期、中期。客民从粤北南迁到广州府和肇庆府二地时，所居之地，要么是人烟稀少的穷乡僻壤，要么就是土著剩下不用的山谷。

客家先民迁移过程中，为了对付迁移途中强盗，土匪及不欢迎他们的土著，客家人的家族均是半军事化的组织。女的均是大脚婆，包揽家务活和农活，男的都是半军事化的战士，具有极具强略的攻击性。同时，客家人十分善于修巩防御工事，土楼和围龙屋就是明证。而且客家人的家族之间，也存在着极端残忍的乡族械斗，这些地锻炼了“客家战士们”。

当然广东的广府人也不是省油的灯，历史上都是出了名的“强悍好斗”、“奸滑好讼”，其家族间，大族欺负小族，大房欺负小房，强房欺负弱房，令客家人也相形见拙。广府人也有很强的防御军事堡垒——围村。

土客战争之导火索

由于种种原因，清末广东经济破产，清朝咸丰年间的广东天地会总暴动——洪兵暴动曾经席卷粤西，粤南，粤北，起义士兵以头带红巾为记号，故也叫红巾军暴动，由于适逢太平天国等国内叛乱如麻，清政府没有兵及钱粮镇压洪兵起义，于是广东地方政府鼓励各地方政府发展民团对付洪兵。

虽然当时土人、客人都有参加了洪兵起义的，土客也有参加民团的。但是天地会暴动的军队以土人为主，客人不多。而镇压的民团则以客勇为主，民团中的土勇战斗力差，客勇是围剿洪兵的主力。

由于官府的支持，客勇在围剿洪兵中发展壮大，一时“持功气骄”、“盛气凌人”。某些客勇以为，他们的美日子来临了，从此可以一洗当年被歧视，被奴役的耻辱，并且过上土人那样的‘美日子’。于是，在部分地方，出现了客勇抢掠土人财产、霸占国产及残杀土人的事件。

面对客人的突然“崛起”，土人感到万分的惊恐，忙组织反抗。土人中的“有识之士”也出现了“客人要反客为主”、“铲绝土人”之说，于是绵延十几载、屠杀过百万的举世罕见的广东土客大械斗从此拉开了序幕。

惨烈大械斗

一提起肇庆和江门，风景秀丽。谁能想到一个半世纪前，这里曾经是广府人和客家人的血腥战场呢？这场“斗祸”的主战场是在当时肇庆府，而“斗祸”的核心地点就是现在的江门五邑地区。

由于“斗祸”的历史内容太繁冗，这里仅仅选取“斗祸”的起始点——鹤山的几个片段来展示一下当时大械斗的惨烈场景。

鹤山的客民是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先后迁入到这里的，惠州、潮州客家人迁到新宁即现在的台山、开平垦殖以后，于是出现了所谓的“鹤山十七村”和“五子下鹤山”的说法。其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土人与客家人和平相处，达百余年之久。

咸丰四年，广东洪兵起义打破了这种平静。这时，鹤山县许多农民参加红巾军，无分土客，同心戮力打击阶级敌人。他们很快就攻下鹤山城。

现在的鹤山有一个“五子园”（下图）是不是和“五子下鹤山”有关系呢？

当时，客家地主高三的幼子被杀，他不惜倾家泄愤，与客籍秀才张宝铭推出武举马从龙为领袖，募集客家壮丁与红巾军为敌。这支地主武装，后来协助清兵收复了县城，并在江门、长沙等战斗中得胜，擒杀了鹤山洪兵领袖大鲤鱼、何困仔等。于是省清政府嘉奖客勇勇敢，并令鹤山知县统率客勇清除红巾军余党。

当时，清兵和客勇进入各村搜捕红巾军。但是慢慢的出现了客勇乘机洗劫财物、伤害无辜土人的利益，且势头越来越猛。因此，鹤山土人中的地主阶级扬言“客民挟官铲土”，发动土人起来报复。械斗于是开始。

大械斗场景

客家围楼就是代表了客家人的生存环境状况。

械斗重灾区：鹤山、开平、恩平、新宁（台山）、新兴、阳春、阳江、高要、高明

起于咸丰四年（1854）、止于同治六年（1867）的大械斗，起始鹤山，然后蔓延到开平、恩平、高明、新兴、新宁、阳春等17县。

官府之态度

在“斗祸”中，广东政府是什么态度呢？清廷对于广东斗祸的态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从咸丰四年起始，先是地方当局不把斗祸当回事，后来清廷得知后也未予特别重视。

二是从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元年，官方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促使土客双方联和的措施，但收效不明显。

三是从同治二年开始，到六年斗祸被基本平息，官方采取以剿(客)为主、剿抚兼施的策略，基本平息了这场蔓延13年的斗祸。

械斗三阶段

广府人之间种姓之间也经常发生械斗，如1922年关于广州北郊外王圣堂和瑶台二乡的械斗。

械斗整个过程中，政府偏向土民，其根本原因是客家人在广东的政治影响力远逊于广府人。

虽然刚开始的时候，广东政府因为客勇们剿匪有功，而有点放任客家人，但后期，受到广府人的压力，包括广府官员的上讼，广府人不断地上讼，而因为客人不近省府，影响省府的力量弱很多，上讼者也较少，广府豪强的经济压力及贿力，官兵的天平终于偏向土人。

所以整个械斗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客勇们攻寨掠地，在广东各地到处进攻；

第二阶段：土人和客人开始呈胶着状态，互有攻守；在这个阶段，土客双方聚集武装，摧毁对方的村庄，互相残杀，抢掠妇女财物，放火烧物，叫做“铲村”。被害的一方再聚集力量进行报复。造成死的死，逃的逃，田园荒废，村落化为丘墟。

第三阶段：广府人凭借人口多，经济雄厚（可以雇佣湘兵，甚至英法军队），加上官兵的助攻下，客人全线败退，死的死、逃的逃，迁的迁。也就是客家人历史上的“第五次大迁徙”。

至此，土客之间在鹤山的“斗祸”才彻底结束。

客民失败后去向何方？毕竟广府人凭借人口多，经济雄厚，甚至可以雇佣湘兵，甚至英法军队，加上官兵的助攻，最后的结果就是客人全线败退。

多数土人死于屠杀，多数客人死于饥饿

一般来说土民大多死于兵刃，而客民于兵刃而外，兼多有死于疾疫者，原因在于土众而客寡。

这些流寓客民因人多地狭，多无村居，只能支帐露宿，因此导致很多人水土不服，疾疫流行，所以战争中，大多数土人是死于屠杀中，而大多数客人死于饥饿。

凡土村遭客民攻陷，其土民可以避入内地，依靠族属，托居无恙。反之，如客村遭土民攻陷，逃出客民多无族属依靠，频年转徙，支帐野居，因而风露感冒，蒸湿侵犯，以至染疫而殁者，所在多有。

另一个后果是，客民由于村居失陷，无依无靠，只好分结队伍剽掠土民，杀灭山谷，以图泄忿，所以，史料记载中，多有指客民为盗为匪者，官兵固然以剿为事，土民更是借剿为名。

土客战争之影响

持续13年的“土客之争”给广东带来什么影响呢？

客属千百村居沦亡。至此，号称富庶、人口繁多的西路，“客属千百村居，全数沦亡”，而客田千余顷也全数被土民占据。

走上“猪仔”之旅。这场惨烈的大规模冲突导致五邑（新会、新宁、开平、恩平、鹤山）等地的广府人与客家人向海外大规模移民。

面对人口的大量死亡、经济一蹶不振的情形，成千上万的广府人与客家人开始踏上前往东南亚、夏威夷、旧金山的路途。在今天的北美西部各州、东南亚各地华人随处可见，追源溯流，在很大成程度上是这场可怕的大械斗促使当地的农民冒险走上“猪仔”之旅。

客民于行路中势孤力单，多有为土人所掳获者，于杀戮外，则择其年轻男子，悉载出溴门，卖往南美洲秘鲁、古巴等埠作苦工，名日“卖猪仔”。

此时也有不少客民因流离无依，自愿到澳门卖身前往外埠，试图通过这途径，“作工得资以周给亲族”。这期间被土民掳卖及自卖往南美洲的客民，为数约二到三万。

客家人第五次迁徙。最终清廷为了解决土客械斗问题，将珠江三角洲的部分客家人遣散回客家原乡或安插到人迹较稀地方乃至外省，今天赣南地区的客家人不少祖先就是土客械斗以后从广东迁入江西的。这一迁变也被一些学者看作是客家人的第五次迁徙。

客家话失去了进一步扩张的可能。这一系列变故导致珠江三角洲地区客家人口锐减，如四邑土客械斗前客家人可占当地总人口约五分之一，而械斗尘埃落定后只为百分之三。

客家在珠江三角洲的势力大大缩减，客家话因此也失去了在珠江三角洲进一步扩张的可能。

粤语成为交际语言。自从土客械斗尘埃落定后，珠江三角洲的粤语在和客家话的竞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散居的客家人逐渐被粤语同化、土客之间也互相通婚。根据近年的研究，在粤客杂居的村落中，只要说粤语的人数比重达到百分之十以上，则整村都会渐渐选择以粤语为交际语言，客家话反倒被粤语“强而同之”了。

当然在客家大本营梅州、惠阳等地，客家话的地位仍然牢不可破。

附1：开平碉楼背后，一段血泪仇杀史

曾经热闹的赤坎街道， 如今空荡荡的。 沿街的建筑被政府征收， 即将改造， 改造的不仅是建筑， 还有人间烟火气。

曾有外地的朋友问我： 广东哪个景点最有特色？ 只推荐一个。 我会毫不犹疑地说： 开平碉楼。 广东已有12个5A级景区，开平碉楼并不在其中，所以这答复往往出人意料。 即便是我，也是来广东好几年后才第一次听说过碉楼。

开平碉楼辟为景点的有自力村、马降龙村、立园等。 为了方便观光，许多碉楼已搬迁一空，但游荡其间，我总觉得这些楼缺点什么。 房子是住人的，人是房子灵魂，没有人居的房子总缺点灵气，让人心里空落落的。

开平的碉楼其实无处不在，广袤的田野，寻常的巷陌，据说有千余座，其实比景区里的更值得一看。 有人居的，带着亲切的烟火气； 没有人居的，逐渐荒成废墟。 这本来就是宿命，一如人的生老病死，这才是房子的常态。

人去楼空的碉楼， 渐渐失去生命， 葬身荒野。 碉楼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不必细说。

当你行进在开平的乡间小道，远远地看到它们迎面而来，建筑风格奇异，却又与乡村自然景观浑为一体，只要你曾听过这种建筑的名称，都会惊呼一声： 碉楼！

碉楼，望文生义形似碉堡的楼，带着射击孔，有些还有探照灯。 先前我以为碉楼是川西丹巴地区特有的产物。 自古丹巴民风彪悍，多以夹坝为业。 所谓夹坝，在康巴语中有劫盗的意思，但不是贬义，因为它也是游侠的意思。 夹坝既然成了风俗，自然仇杀不断，为防不测，各村落纷纷修起碉楼。 可见一座严防死守的建筑，直面的自然是武力的野蛮冲撞，开平碉楼也不能例外。

在许多人（也包括我）的印象中，最早对外开放与交流的珠三角地区本该是一派太平景象，如何会有极其严重的匪患？ 这无疑出离了我先前的认知。

今天来碉楼观光的游人心情很好，欢声笑语，响彻云霄。 然而，每个碉楼背后其实都有着一段令人心惊的往事，一群惴惴不安的灵魂。

最早的开平碉楼是从悲剧中走来的，带着一位慈母鲜血淋漓的叮咛。

明 末，龙田村有村民叫许益，母亲遭土匪绑票，赎金甚大。 许益刚筹措到赎金，村里便来了位神秘人，带来了许母的遗嘱： 母不必赎，但将此金筑高楼，以奉尔父足矣。 这位刚烈的女人投崖自尽了。 许益因此建起“奉父楼”，纪念她的母亲。 这神秘人何许人，史志里没有说，只知道后来的开平绿林掠男不掠女。

但奉父楼的出现仅仅是一桩孤例，清末以前的地方志缺乏这种建筑的记载，直到“土客大械斗”的爆发。

“土客大械斗”是绝大多数人的历史盲区，可知之者甚少。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一南一北先后爆发过两场酷烈的族群大清洗。

北方的叫“陕甘回乱”，西北回汉两族大仇杀，人口损失两千万；

南方的叫“土客大械斗”，广府人与客家人激烈械斗，规模之大，史所仅见，死亡百万（一说二十万），而开平为代表的江门地区正是土客大械斗的主战场。 ——说来在太平天国运动和土客矛盾激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里按下不表。

如今的各族人民其乐融融，很少人回望那段幽暗的历史死角。

最早南迁广东的汉人叫广府人，久而久之便替代了原有的土著，成为新的土民； 而明末之后迁入的汉人叫客家人，是“先主后客”之意。 土民与客家人相处百年，虽然偶有抵牾，但大体和睦，直到咸丰四年（1854年）。

这一年广东红巾军起义爆发，鹤山客家地主高三之幼子死于农民军中的土民之手，高三倾家复仇，组织客勇与红巾军作战。 在清剿红巾军的过程中，客勇洗劫了土民的财物，土民起而报复，酿成械斗。 械斗迅速发展到开平、恩平等地，成千上万人死于械斗，进而演变成水火不容的宗族屠杀，本是同文同种的人们自相残杀，双方的攻击最终演变名曰“铲村”的族群清洗，无数村寨毁于争斗，大批难民逃离家乡。

而此时美洲进入垦殖的高速发展时期，急需大量劳动力。 在长期的大械斗中，被掳掠的客家人被广府人运到澳门，转卖美洲做苦力，俗称“卖猪仔”，其数以万计。 而有些流离失所的客家人，无处遁逃，也不得不自卖其身，漂洋过海。

世间事总逃不过福祸轮回，被迫出洋的客家人正好赶上了美洲井喷式的发展时期，经过数十年的努力，许多人发了洋财。 而美国等国正施行排华政策，本来华人就有落叶归根的观念，于是大量的外汇流入国内。

到了清末民初，据《开平乡土志》说： “以北美一洲而论，每年汇归本国者实一千万美金有奇，……而本邑实占八分之一”，开平一县的外汇收入占全国的八分之一，一时间富甲天下。

此时土客仇杀已告止息，但开平依然匪患不靖，民间有“一个脚印三个贼”的说法。 1912年至1930年，开平匪劫事件71宗，杀人逾百，土匪曾三度攻陷县城，连县长都成了俘虏。

一边是斗金斗银的财富流入，一边是猖狂打劫的土匪贼人，一夜暴富的开平人除了广筑高墙，保家自卫，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1922年，开平中学二十多位师生被掠，途径赤坎鹰村，被宏裔楼的更夫发现，探照灯照得土匪无处遁形。 在乡团配合下，师生悉数获救，从此开平人大兴碉楼，“村村有碉楼，村村有更夫”的说法由此发端。

“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这是人性的共通，何况是受尽苦难和屈辱的客家人。

曾经奴隶般浪迹天涯，归来时豪情万丈。 尽管匪患猖獗，但压抑许久的情绪还是需要张扬的发作。 如果说文字是文人的倾述，那么建筑就是富豪的心绪，新贵们的楼必须不一样，要远见卓识，要丰功伟绩，要高不可攀，要大气磅礴，要刚强挺拔，要坚不可摧，还要“我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却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于是一栋栋碉楼高耸于乡野，风格却包罗万象，希腊的柱廊，罗马的柱式，印度的廊亭、哥特的尖顶，欧洲的城堡、伊斯兰的拱券、葡萄牙的骑楼，飞机火车的壁画，奇妙地拼接到了一起，这种混搭像是无字丰碑，炫耀着主人们的见识与富有，也快意着几代人的恩仇。

开平碉楼中，最华丽气派的当属锦江里瑞石楼，楼高九层，四角有瞭望塔，呈现意大利堡垒风格，立面运用了西洋式柱廊造型，楼内陈设又是十足的传统格调。

建楼过程中，黄璧秀与其父黄贻桂为楼高有过一段争执，很能反映了楼主们微妙的心绪。

据说楼建到第七层时，黄贻桂就“教训”儿子： “起该高做乜，三层就得，你系唔系想从楼顶上去可雷公大佬的春古蛋”（造这么高的楼做什么，三层够了，你难道想爬上楼顶去摘雷公的蛋蛋？ ）与其说是责骂，倒不如说是炫耀，语气中满是战天斗地的自得。

所有的繁华都有它的告别，就像星空中的流光一瞬，碉楼也要迎来它的尾声。

1927年之后的十年，被称为国民政府的黄金时代，然而开平经济却吊诡地日趋没落，卷入世界经济的侨乡遭遇了美国大萧条的狙击。 随后抗战爆发，侨汇断绝，浮华湮灭，饿殍遍野，建设碉楼之风自此断绝。

老碉楼渐渐失去了活力，它们成了纪念碑，纪念着侨乡曾经的荣耀，又像守望着新时代的开启。

附2：客家人个头不高，为何特能械斗？都是逼出来的

近代历史上，造反几乎都有客家人的身影，一句话来形容客家人就是“特别能战斗“！ 客家是汉民族中颇具血性的族群。 南宋末期开始，客家登上历史舞台，从宋末群王抗元，明末抗清，收复台湾，再到清末抗日抗法，无不带有客家人忠义、义无反顾的身影。

在客家先民迁移过程中，为了对付迁移途中遇到的强盗、土匪及本地土著，客家人的家族均是半军事化的组织。 女的均是大脚婆，包揽家务活和农活，男的都是半军事化的战士，具有极具强略的攻击性。

同时，客家人十分善于修筑防御工事，土楼和围龙屋就是明证。 而且客家人的家族之间，也存在着极端残忍的乡族械斗，这些都锻炼了“客家战士们”。

当地人与客家人为何不睦？

客家人大约在五代十国时从北方来到华南，但华南地区从东晋开始，就有不少从北方迁徙来的世家大族，他们早已成为当地豪强，根深蒂固，拥有大量土地。

客家人也是农民，需要土地和水源来而维持农耕生活，所以客家人来到华南后，与当地豪强在土地和水源上发生冲突是在所难免的。

客家人这个外来群体，对当地豪强的资源财产都产生了极大的威胁，自然不受欢迎，所以各地的宗族豪强都排挤客家人。

故而，客家人就被逼选择土地贫瘠、位置偏僻的山区。 客家人的一些风俗习惯跟传统汉人有所不同，也招致了华南宗族的歧视。 比如，客家女人不缠足。

客家人为何尚武善战？

客家人因遭歧视和打压，频繁与当地人发生武力冲突。 自明代以来，有纪录的“土客械斗”已有几百次。 1854-1856年发生于广东四邑的土客大械斗造成过万人伤亡，可见客家人和本地人的冲突比较激烈。

此外，客家人多数生活在偏僻山区，这些地方往往有毒蛇猛兽，山贼土匪也时常出没。 为了保障村落安全，除了习武之外，客家人还会修筑半军事式的围村，据山险以守，用以防御山贼并保留与本地人械斗的优势。

福建的土楼、广东梅县的围龙屋都是客家人的杰作。 广东一句俗语： “有山必有客”便是指客家人和山地密不可分的关系，每个山头也有客家人的村落。 客家人在这种半军事的环境下，不论男女都需要学会保护自己，自然地养成勇武强悍的风气。

客家人有哪些名将？

客家人因为长期跟本地人械斗，又在山区修筑防御工事，所以他们积累了很多实战经验，对他们投身军旅有很大的帮助。 近代以来，客家民系名将、猛将辈出，在近代中国的军事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客家人大规模扬名于战场，始于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大多数的骨干将帅都是客家人，其中最知名的有“东王”杨秀清、“翼王”石达开、“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等重要将领都是来自广西的客家人，洪秀全本人是来自广东的客家人。

清亡以后，客家人也对中国有较大影响。 孙中山的革命军里面也有不少客家人，革命元老廖仲恺、北伐名将叶挺就是广东惠州的客家人。 因为革命早期的成员多以广东人为主，所以身在广东的客家人也有参与。

客家人跟民国时期的南方军阀也关系不浅，广东军阀陈济棠、国民革命军参谋长李济深等来自客家。 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更有不少客家籍的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