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有名的杭州女同性恋情杀案，有多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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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案的两个当事人，一个叫陶思瑾，一个叫刘梦莹。

她们相识于1929年杭州西湖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课堂。

刘梦莹曾是陶思瑾哥哥陶元庆的学生，在陶元庆病逝后，转系和陶思瑾一起学了雕塑。

说起陶元庆，那可是个大画家。鲁迅的《彷徨》《坟》《朝花夕拾》等多本书籍的经典封面均出自他手。

陶元庆有个同窗挚友，名唤许钦文，他二人曾是丰子恺的学生。丰子恺形容二人关系亲密，许钦文经常给陶元庆送雪花膏、发油等物，据传陶元庆还是死在许钦文怀里的。

陶元庆病逝于1930年，许钦文不仅在玉泉道旁给他立了墓，还借钱在保俶山后修建了“元庆纪念室”，纪念室旁边搭了两间小屋用于自住。后来，陶思瑾来纪念室缅怀兄长，也经常留宿。

我不知许钦文和陶元庆是否有同性之爱，但他在陶元庆去世不久，曾向陶思瑾求过婚。被拒后，许钦文仍以兄长之名照顾陶思瑾，并为其提供经济支持。

而陶思瑾拒绝许钦文的原因是——她另有所爱：刘梦莹。

二人都在同一年失去了至亲，相互慰藉，很快升华为同性恋人。

1930年，陶刘在一位天主教同学的见证下订婚，交换戒指并盟誓“今生永不再嫁”。刘梦莹在日记中写道：“爱是神秘而伟大的，同性爱尤其是神圣纯洁的，思瑾你是一个美妙天真的姑娘，你那热烈真挚的情感，使我是怎样感激”。

二人的爱情并非隐秘的地下情。在当时的女校，同性恋情并不鲜见。

许钦文也默许了陶思瑾将恋人带回纪念室同居的行为。

当时的许钦文不会想到那片他为缅怀挚友而建的净土，即将变成命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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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思瑾与刘梦莹同居后，因性格差异常有争执。陶思瑾又和绘图系的女教师刘文如交往甚密，并被刘梦莹察觉。于是她们争吵的内容从日常琐事到了情感忠诚。

性心理研究泰斗潘光旦在《陶刘妒杀案的心理背景》中记载，她们的冲突充满病态张力：陶思瑾常用毛巾扼住刘梦莹的咽喉，事后刘又会抱住陶大哭；刘梦莹半夜三更痛哭至天明，哭声甚至能传到隔壁宿舍。更极端的是，每当刘梦莹发现陶思瑾与他人（不论男女）有往来，她就会主动接近那人并与其同居，以此报复和破坏。这种扭曲的相处模式，将爱意一点点熬成了恨意。

矛盾彻底激发出来，是在1931年底-1932年初，正值学校放寒假期间。

陶思瑾先是回了绍兴老家，刘梦莹则去了上海姐姐刘庆荇那儿。没多久，上海“一二八事变”，闸北沦为战场，刘梦莹逃回杭州。三天后，陶思瑾也提前回来。在刘梦莹得知陶思瑾收到了刘文如老师的信后，大发雷霆。

在案发前几天，刘梦莹一直质问陶思瑾和刘文如的关系，质问她提前返回杭州是否因刘文如。

争吵过程中，刘梦莹难免用辱骂性质的言语刺激陶思瑾，并在那几天的日记里写到她要杀了刘文如。

根据当时判决书记载，案发当日，刘梦莹洗完澡发现雪花膏用完了，差女佣去买。独留陶刘相处，二人又开始争吵。陶思瑾被激怒，冲到厨房拿菜刀，对刘梦莹砍去。

刘梦莹有反抗，并向冲向大门呼救，但最后还是被陶思瑾乱刀砍死。

陶思瑾有多狠呢？

法医鉴定报告明确指出，刘梦莹系“他人砍杀致失血性休克死亡”，身上49处刀伤均为陶思瑾所持菜刀所致。也就是说陶思瑾整整砍了她的同性恋人49刀，为绝后患，还割断了刘梦莹的颈部气管。

陶思瑾是因为体力不支和精神崩溃，昏倒在地。

女佣回来发现打不开门，去找许钦文。

许钦文破门看到室内惨景，当即报警。

这起命案发生后，杭州全程轰动，“西湖艺专女生同性相恋互杀”的消息像长了翅膀，迅速登上各大报纸头条。

而作为房主的许钦文，很快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当时社会舆论普遍认为一个30多岁的未婚男子与两名女学生同住，必然存在不正当关系。

这种“三角恋谋杀”的猜测，让许钦文从案外人变成了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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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许钦文可以提供不在场证明（他在外办事），但警方仍以“单身男子难逃干系”为由将其羁押。刘梦莹的姐姐刘庆荇火速赶到杭州，因她认定许钦文就是杀害她妹妹的凶手，随即提起诉讼。

起初她声称许钦文“谋财害命”，理由是刘梦莹逃难时随身携带多张银行存折。但警方在元庆纪念室搜出刘梦莹的小皮箱后，当众开箱查验发现钱物完好无损，这一指控不攻自破。

随后，刘庆荇又改口称许钦文“名设纪念室，实则引诱意志薄弱女生”，并要求对刘梦莹进行验尸。
这场验尸成为当时的荒诞闹剧。

2月27日验尸当天，杭州数千人赶来围观“艳尸”，将现场围得水泄不通。刘庆荇还带人在元庆纪念室油漆念经，损毁了不少陶元庆的遗物，许钦文无奈之下只得对其提起刑事诉讼，双方纠纷进一步扩大。
1932年3月19日，被羁押一个多月的许钦文终于获释，但他的麻烦并未结束。一审庭审，警方拿出了清晰完整的证据链，比如刘梦莹的日记，其中详细记载了她与陶思瑾的恋爱过程及矛盾升级；比如法医鉴定、女佣证词等还原案件细节，都排除了第三人作案的可能。

面对铁证，陶思瑾的供述几经反复。

起初她声称是刘梦莹先拿剪刀刺向自己，自己抢刀后刘梦莹自残倒地；在法医鉴定结果公布后，她才承认杀人事实，却辩称是“正当防卫”。其律师还提出精神鉴定申请，西湖医院院长杨郁生证实陶思瑾在看守所内“语无伦次、哭笑无常”，同监犯也反映她“饮食无定，时称冤枉”，试图以“情感冲动致精神失常”为由减轻罪责。

不管如何，证据都显示许钦文与刘梦莹的死没有关系。但在1932年4月，杭县地方法院一审判决结果是陶思瑾犯故意杀人罪，判无期；许钦文犯“意图奸淫和诱未满二十岁女子脱离亲权”罪，判1年有期徒刑。

许钦文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结果是在1933年8月16号出来的，许钦文的“妨害家庭”罪被撤销，转而又给他安了新罪名，那就是刘梦莹生前疑似共青团员，许被指控“窝藏共党”，判2年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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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许钦文与鲁迅交好，他不仅是鲁迅的同乡，鲁迅还非常欣赏他的才华，许钦文的第一部小说也是在鲁迅自费资助下出版的。鲁迅写信给蔡元培，在他俩的多方斡旋下，终于在1934年7月10日，将关押了一年多的许钦文解救出来。

而这起命案对他的影响，却远远没有结束。

案发前，许钦文在杭州高级中学任职；案发后，他除了暂时失去工作外，还债台高筑。因为陶元庆纪念室是他借钱修建，本打算出售还钱，但那里成了“凶宅”无人接手。

许钦文不得不将其一间屋命名为“”愁债室”，自嘲“无妻之累”——在1937年出版的《无妻之累》一书中，他坦言若自己已婚，或许就不会因“单身汉”身份卷入纠纷。

这笔债务一直到1956年才彻底还清，前后长达27年。

到了80年代，让许钦文还了半辈子债的纪念室说拆就拆了，重新盖了两栋楼。许钦文本以为是给文联的人住，哪知不是。可当时他已到临终之际，无能为力了。

而陶思瑾的命运就好过多了。

入狱后，她曾写下《刘梦莹君的死》一文，用逻辑混乱、感叹号满天飞的文字辩解称杀人是“时代的刺激”。一度她又放弃辩护，只求速死“陪刘梦莹”，但随时间推移逐渐改变心意。

1937年抗战爆发，监狱大赦，陶思瑾只坐了5年的牢就出来了。不仅如此，她还当起了小学教师。

更离奇的是在1939年6月，多次和同性产生情愫的陶思瑾，与男人结婚了。而她的丈夫竟然是当初审讯她的法官李在。之后，她改名换姓彻底消失在公众视野，仿佛那段炽热与血腥的过往从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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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多年后的今天，再看陶刘案。

我们看的不仅是一个年轻生命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在动荡与稳定之间蹒跚前行的身影，其中充满了荒诞无稽。尤其是许钦文的遭遇，仅凭“单身汉容留女生”的身份就定罪，又以“窝藏共党”的猜测就加刑，反映出当时司法对事实证据的漠视，以及对性别、zz的过度敏感。

鲁迅与蔡元培的营救虽促成正义回归，却也反衬出了普通民众在司法不公面前的无力。

从青史里的沉冤，到当下的诉求，不公的寒意总让普通人裹足——可正是这份“怕”，更衬得公正二字重千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