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万里：重走抗战时期大学内迁之路

转自：长安街知事

由于参与央视科教频道一部纪录片的撰稿，有幸遇见竺可桢的儿子——年近九旬的竺安先生（退休前系中科院研究员）。因为这部纪录片，我闯进一个新领域，用八年时间实地走访了十所大学的内迁之路。它既是一个民族救亡图存的奋斗史，也是一代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心灵史。

阅读《竺可桢全集》期间，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以竺可桢日记为线索，重走浙江大学西迁路，写一篇关于浙大西迁的长文。

2017年3月11日，我从成都驱车出发，当天抵达贵州湄潭。次日清早，我迫不及待地走进了古老的湄潭文庙——它曾是浙大西迁时的校本部驻地，而今改建为浙大西迁校史纪念馆。

四个月后，我们一家人再次驱车南下广西宜州（旧名宜山）。这座被戏称为“宜山宜水不宜人”的小城，既是浙大西迁办学点，也是黄庭坚客死地。宜山时期的浙大校本部，设在宜山文庙——事实上，绝大多数内迁的高校，几乎无一例外地进驻了当地文庙，且大多是校本部。这是因为，作为彼时不多的公共建筑，文庙相对宽阔齐整。

2017年9月15日，《南方周末》用了两个整版，推出我的长文《苦难催生奇迹：重走浙大西迁路》。兹引述一些读者的留言：“越是艰苦的时刻，人的斗志也是最强的。”“深感先辈先贤之峥嵘艰苦，这种向死而生的奋发精神值得推崇和学习。”

这是一种令作者深受鼓舞的正向反馈。于是，我决定把大学内迁系列继续写下去，写成一部书。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首先内迁。及后数年，从中国北方、东部迁往西南的大学有十所之多，从而形成了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战争中的流亡兴学。炮火纷飞，世事迷茫，年轻的学子和拖家带口的教职员工，为了信念，也为了生存，为了民族、也为了个体，依依不舍地作别熟悉的故土，踏上迢遥的路途。在异地他乡，他们以最简单甚至简陋的方式，度过了一段漫长的峥嵘岁月。

我寻访的第二所内迁高校是武汉大学。与浙大辗转迁徙多次不同，武汉大学一步到位，少受了许多颠沛流离之苦。

在学者孙雁鸣兄的陪同下，我攀上了乐山老城制高点——老霄顶。站在山上，透过葳蕤的草木，可以看到急流拍岸的大渡河，以及河畔耸立的乐山大佛。当年的老霄顶上，建有武大礼堂。礼堂下方的文庙，是武大总部和主校区。岁月涤荡，当年的旧址旧迹依然隐约可寻。

浙大、武大之后，是华中大学，一所业已不存的高校。它的内迁之地，在桂林和大理——其间，绝大多数时间在大理，在洱海之滨一个叫喜洲的小地方。那也是所有内迁大学中，迁得最遥远、最偏僻的一个。

总之，从2017年开始，此后八年间，为了那些内迁大学，我在多个省市区往返奔波：出发，归来；再出发，再归来……山河万里，风霜以行；岁月往事，中宵跂立。

在三台，秋高气爽，菊花竞放，我和老兄弟田勇登上城外的牛头山，在半山腰，找到了东北大学开凿的防空洞。这座川东北县城最值得骄傲的事，我以为无非两件，一件在唐朝，一件在现代——前者，大诗人杜甫和李商隐分别在此客居；后者，东北大学内迁本地。

暑热的7月，从厦门到长汀，沿途翻越的崇山峻岭，很自然地让我想起当年厦门大学师生内迁的艰辛。抵达长汀那个夜晚，月光下，那座写着“国立厦门大学”大字的牌坊，影子斜斜地落在地上。

重庆北碚，在当地朋友的陪同下，我三次寻访位于嘉陵江畔的复旦大学旧址——夏坝。而今，它还保留了当年的地标建筑：登辉堂。登辉堂后面，还有几栋破旧的平房。据说，也是复旦学子的栖身之地。

在澄江，在罗定，在三水，在韶关，在南岭掩藏的诸多小地方，我寻找中山大学的一点一滴。

在上海，在赣州，在贺州，在友谊关，在昆明，在宜良，我打听和同济大学相关的人与事。而在同济内迁的最终目的地——我去过多次的四川李庄，又一年夏天，我与刘火兄一起，顶着烈日走进南华宫、东岳庙、席子巷、羊街，以及相距不远的中国营造学社旧址。在禹王宫前的老码头旁，熟谙那段历史的刘火兄指着长江告诉我：当年，同济师生就在这里上船、下船。这是他们到达的地方，也是他们离开的地方。

我寻访的十所内迁高校中，最后一所是早已拆解的中央大学——它曾是我国规模最大、学生最多、学科最齐全的最高学府。像武大一样，中央大学也是一次性内迁到位的——它从南京溯流而上，落址重庆。

一代人终将老去，正如另一代人终将成长。在这种新陈代谢中，纵然光阴无情，过尽千帆，但终有一些东西会沉淀下来，融入后来者的灵魂。

作者：聂作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