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特朗普赦免赵长鹏看大国的“长臂管辖”之道

一名1977年出生于中国连云港的华人，12岁移民加拿大，目前拥有加拿大与阿联酋双重国籍。其创办的虚拟货币交易所的主要客户在中国境内，却被美国前政府罚款43亿美元，创始人本人也遭受4个月监禁。如今，现政府总统特朗普对其进行了“赦免”，不过，交过的罚款肯定是不会退了。

这便是华人首富、币安创始人赵长鹏的故事。

对此，也有人调侃，这个可能是“把猪放出去养肥了再杀”——毕竟再过几年，一旦民主党重新上台，完全可以推翻此前特朗普政府的决定，拿币安“再杀一刀”。

无独有偶，另一位1987年出生的福建连江的陈志，加入柬埔寨国际后，“主营”以中国“客户”为主的电信诈骗产业，在不久前更是被美国政府没收了价值150亿美元的比特币。

这些案例背后，凸显的正是美国的“长臂管辖”这一武器的强大威力。

“长臂管辖”这个名词看上去晦涩，实则简单——它好比一只无形巨手，能够跨越国界，直接伸向他国的企业与个人。

这一原则始于1945年“国际鞋业公司诉华盛顿州案”，原本只是美国州际民事诉讼的工具。随着美国成为超级大国，这一法律概念不断扩张，好似伸向全世界的“长臂”，蜕变为维护美国全球利益的最重要武器。

美国通过“最低联系”原则，将管辖权无限延伸。只要美国认为某个行为与其存在“最低联系”，无论行为人身在何处，均可纳入其管辖范围。这种“最低联系”可以是在美国经营商业、签订合同供应劳务或货物，甚至单纯的作为或不作为在美国造成了损害。

美国的“长臂管辖”并非单一法律框架，而是一个规则繁多、制度复杂的动态运行系统，融合了立法权、行政执法权和司法权。

在立法层面，美国国会制定了《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爱国者法》等一系列具有域外效力的联邦法律，构建起“长臂管辖”的法律体系。

在执法层面，美国行政部门通过设立各类清单，将法律管辖权不断延展。其中，财政部下属的“海外资产管制办公室”（OFAC）制定的“特别指定国民清单”（SDN清单），成为强化“长臂管辖”威慑力的关键工具。

在司法层面，美国法院通过司法判例明确“地域模糊性法律”的域外效力，并通过不利的审前证据开示制度、惩罚性赔偿制度等，使90%以上的外国人在被诉后选择与美国执法机关和解。

美国的“长臂管辖”背后是美国在货币、金融、科技领域的霸权地位支撑。

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使美国能够控制全球银行和货币清算支付体系。任何企业若被排除在这一体系之外，将面临巨大风险。

美国在半导体、软件、人工智能等尖端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也使大多数企业难以承担无法获得美国技术和产品的后果。

而美国行政部门则采取“战略性模糊”，故意在允许与被禁止的行为界限上制造不确定性，导致各国实体特别是银行，往往采取过度合规政策，进一步扩大了美国法“长臂管辖”的影响力。

面对美国日益频繁的“长臂管辖”，中国正在主动应对，逐步构建起自己的反制机制。我国已在最高检印发的《关于加强涉外检察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健全完善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检察工作机制。

2025年10月9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对境外相关稀土物项和稀土相关技术实施出口管制，明确规定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受到我国稀土物项相关出口管制规则的直接约束。

这一被业内称为中国版“长臂管辖”稀土物项出口管制规则的落地，标志着中国在拉齐与美国出口管制规则差距方面迈出重要一步。

然而，赵长鹏、陈志案件中，主要侵犯的是中国公民权益和中国经济主权利益，却成为了美国捞取罚款的“借口”。这也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在大国博弈中，没有“长臂管辖”的能力和框架，就意味着在缺乏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手段。

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有必须构建自己的“长臂管辖”体系，这不仅是维护国家利益和国民权益的需要，也是参与全球治理的必然要求。

当然，中国的“长臂管辖”不可能简单照搬美国模式，而应坚持“合法、对等、审慎、可控” 的基本原则。如果说美国的“长臂管辖”是一种“霸道”，而我们坚持的必然是“王道”——首先要以理服人，道理讲不清再以“真理”服人。

实际上，随着数字经济的崛起，数字边疆的争夺早已悄然开始。随着加密货币、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崛起，主权疆域与管辖范围的界定将面临全新挑战。

未来，大国的法律“长臂”将主要触及虚拟空间、数字资产甚至人工智能行为体的监管。没有一个追求安全与发展的国家能够在这一趋势中置身事外。只有主动构建合理的域外管辖体系，才能在未来的大国博弈中掌握话语权。

“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这话听上去虽然“中二”，但是要保护大国利益与大国国民，的确离不开“虽远必诛”的威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