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户外往事：小辫儿、远飞鸟和那条去拉萨的路

1997年，小辫儿来到北京，进入“远飞鸟俱乐部”，从地下室里的漂泊青年，成为九十年代北京户外运动的参与者与见证人。

他与那代人一样，在北京周末的郊外徒步中结识朋友，也在骑往拉萨的路上完成了自我启蒙。在丢了钱和身份证后，小辫儿仍然选择上路：那是一段身无分文的旅行——靠重写店招换食物，靠卸货求住宿。翻越唐古拉山时，他独自骑行，收获了陌生人的善意与内心的自由。从此，“过客”成了他生命中的核心隐喻。

此后，小辫儿在北京开办“过客”酒吧、创立“牛啤堂”，成为背包客文化与精酿浪潮的象征人物。但他始终保持距离，对流行和过度商业化保持警惕。“那些年一闪而过，如今都成了回忆。”现在的他，更喜欢一个人钓鱼、制作昆虫假饵，与自然独处。

今年夏天，小辫儿和《户外探险》再见见面。那天晚上，有很多蚊子，出奇的热。我们跟随着小辫儿，进入到久远的回忆中。

撰文｜赵景宜

编辑｜玄天

设计｜天宇

图片来源｜由受访者提供

· 本文为《户外探险》原创内容 ·

2023年，小辫儿来到黄菊家时，盯着着墙上的壁纸。他得出了结论，装修时做工不好，因为两米之外能看到接缝。这展示了他的某种个性，以及丰富人生的起点：在鞍山某一所职业高中，装潢美术专业。少年时，小辫儿就想要离开鞍山，去一个更开阔的城市。

他们交谈了五天，从早上八点，持续到深夜。黄菊是一位旅行作家，生活在成都。年轻时代，她也住在北京，活跃在户外俱乐部。这些交谈，变成了《尽兴》这本书。小辫儿聊了很多，关于户外，关于骑车去西藏，关于北京，关于精酿啤酒。更多是关于他自己。

今年夏天，我和小辫儿在北京见面。他喜欢望京，小区楼下有一条马路，没有停车费，也不会罚款。我们就坐在房车外，喝起了冰镇的啤酒。很快，外卖员送来了凉菜、冷面。他很喜欢朝鲜美食。

在谈话中，我观察着他。小辫儿戴着俏皮的黑框眼镜，留着络腮胡，短发。可以说，他更像是那种在艺术博览会，有一点萨尔瓦多·达利味道的中年人。也许，你会难以想象：他先后骑行过七条进出藏路线。确实，他是一名设计师。1999年，小辫儿开的酒吧，被收录进《Lonely Planet Beijing》。如今，人们知道他，更多是因为牛啤堂。

我想，时间会让故事开始，也会让故事消失。

“你问我，北京还有没有一个地方，很像2008年之前的南锣鼓巷。或者说，在九十年代，人们所追求的户外精神。说实话，我不关心，也不感兴趣了。因为，我现在更喜欢独处，自己跟自己。接下来，我们所谈的，都成为了历史，只是一种回忆。”

那天晚上，有很多蚊子，出奇的热。我们跟随着小辫儿，进入到久远的回忆中。

01

1997，在云南骑一台破车

二十一岁，小辫儿来到沈阳，进入鲁迅美术学院的油画系。那时候，人们管他叫老金。在这样的大学，老金也是个特立独行的家伙，从不抽烟，扎着马尾辫。那是一个，每个人都要忍受二手烟的年代。老金很不满意，室友常常在画室抽烟，他们打起了架，对方缝了十几针。

老金还有另一个爱好，收集各种垃圾。在寝室的床边上，他挂了一辆没有轮子的自行车。在画室，他为自己做了一个封闭的空间，并用垃圾做成了一个展览。系主任无法忍受，把他的画板扔出了窗外。终于，快要毕业了，每个人都要去旅行，完成一件作品。

同学们，很多都结伴去了江南，前往周庄、同里、南浔这样的水乡古镇。没意思，老金想去更远的地方，他想去瑞丽、芒市看看，领略少数民族的文化。他认为，这会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旅行。回头来看，这段经历有些像1966年的知识青年大串联。

上大学前，老金在鞍山电影院上班。中国电影公司，是特别庞大的毛细血管的机构。在偏远地区，也有扛着大设备的放映员，前往乡镇做露天放映。每到一个地方，老金会去找电影公司，虽然不再有介绍信，但人们总会热情接待他。

在瑞丽，老金就住在电影招待所，免费。给他一辆破旧的二八自行车，爱骑到哪骑到哪。老金带着一个腰包，什么都没有，就上路了。多年后，他在泰国清迈乡间骑车时，又想到了那一天：他骑出了市区，看到了一群穿着红褐色僧袍的小和尚。他们也骑着车，超过了他，回过头扮鬼脸。骑着骑着，就到国境线了。

河对面就是缅甸。小辫儿回忆说，当时没有探险的感觉，那天阳光明媚，像是一次愉快的郊游。沿路上，总会碰到景颇族、傣族人，他们总会友好招呼你去吃东西。几天后，他离开了瑞丽，来到了丽江。

一年前，当地发生了大地震。电影公司的人告诉他，老房子都很牢靠，但很多新房子都倒了。小辫儿还记得，四方街有卖菜的早市，晚上有纳西族奶奶在跳舞。那时候的丽江，除了一些外国背包客，游人很少。他们都背着8、90升的大包，上面别着美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地国旗。

巨大的背包，让老金羡慕，他向往这样旅行、流浪的生活，所有的一切，都能用一个背包装下。这些外国人拿着旅行指南，去往白沙古镇，拜访一位神医，他们常去虎跳峡徒步。老金也去了迪庆，当然还是一台破车。这一次，他遇到了挫折。

那一天，他带了一台奥林巴斯胶卷相机，去大宝寺游玩。玩着玩着，忘记了时间。快天黑时，他想到只要翻过一个山坡，就能走到大路上，马上回到电影公司。山坡看着很近，但要经过大片的草甸，还有溪流和丘陵。

老金推着自行车，天黑了，周围的静谧，却让他感到很恐怖。自行车碾过石头的响声，也让他感到害怕。终于，他快要下山了，接着从那条路走，也许很快就能到公路上。但那条分叉的小径，却让人感到犹豫。他决定停下来，躲在灌木中，呆上一晚上。

天亮时，他感到又冷又饿。最开始的判断没错，这样走的确是一种近路。只差一点点，昨晚，如果走了那条大路，他就能睡在舒适的被窝里了。小辫儿回忆道，他并不后悔，并制定了一个规则：哪怕你的判断没错，还是要谨慎。天黑后，尽量不走路，不骑车，不开车。安全第一。

“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启蒙。你会知道，山看着不远，但都已经天黑了，也没有走出去。你经历了一晚上，心理上的恐惧时，突然，天亮了，路就在你眼前，你再走几步就到了。这对我来说是一场历练。”

那次旅行的终点，在成都。在一家商场，老金买到了人生中第一个登山包，很贵，但能够装上80升。他走在路上，能明显感到路人的的异样目光。

但老金不在乎，他成为了背包客的一员，这个背包，会让他走得更远。

02

远飞鸟，地图，北京

很小的时候，老金就迷恋着地图。他住在鞍山，一个东北的重工业城市。住的地方，靠近轨道，常能听到火车开过的声音。他好奇望向车厢，那些一闪而过的面孔。他们是谁，又要去哪里？

少年时，他常常游荡。小辫儿讲述着很模糊、遥远的回忆。有一天，他坐着公交车，到了郊区。在路边，他到了一个摆摊卖西瓜的老人。他跟着老人一起卖瓜，晚上，就睡在瓜田旁的棚屋。这之后，他坐过火车，去了邻近的海城、营口。“我都没什么印象了，只是想离开鞍山。那时候，我会有一种憧憬，就想坐着火车，然后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直到二十一岁，老金才离开鞍山。1997年，大学毕业时，他又离开了东北。当时，一家沈阳的广告公司，给他开了每月1200元工资。当年，公司有好几台苹果电脑。他只工作了两个月，就来到北京了。有朋友告诉他：你不像东北人，像是生活在别的地方。

老金住在了北京亲戚的家。他从一个大学生，变成了漂泊、无业的人。反正，他才二十五岁，人生才刚刚开始。有一天，他无事可做，从前门，骑着一辆自行车去香山公园。中午时，他到了，先去一家饭馆吃饭。这时，电视上播放一则广告，有旅行社招聘去西藏的志愿者。

看到这里，他记下了地址，赶快往海淀知春里骑去。于是，他认识了颜向东。那天晚上，他们去了“远飞鸟”。这让老金记忆犹新：俱乐部，在一栋高楼的地下室。周围堆满了垃圾，灯光昏暗，墙上的漆都剥落了。

这种氛围，让老金有些害怕。

那天晚上，他认识了很多人，包括了俱乐部创办人张远辉。从此，人们管他叫小辫儿。小辫儿很喜欢这里，能交到朋友，周末还能去各种地方玩。很快，小辫儿从亲戚家搬了出来，住进了地下室。晚上把桌子当成床，冷了就钻进睡袋，冬天就住帐篷，反正周围到处都是帐篷。

小辫儿成为了兼职领队。当年，远飞鸟的规则是：自由结伴。报名的人交钱，100块左右，协会提供睡袋、防潮垫，租一台大巴车，周末去往司马台、灵山、小五台。如果碰到了长假，他们会坐火车，去更远的地方。在远飞鸟之外，北京还有一个叫做“绿野”的户外组织，主张旅费AA。

那时候，北京户外运动俱乐部，正处于野蛮生长期。在“8264户外论坛”上，我找到找到一篇2005年的文章，采访了张远辉。他和小辫儿一样，对户外装备不太感兴趣。一次骑行高原，张远辉穿的衣服是盗版的GORE-TEX面料，不能很好防雨、防风，因为感冒和炎症，不得不去医院。

在北京周边的徒步，也会出现状况。小辫儿向我讲述了印象很深的郊游：

“1998年，那一次是夏初，我跟牙签（王勇）带队从龙门涧到灵山，但在中途去露营的地方时，我们突然迷路了。王勇也拿不准，只记得是一个小破屋，但怎么也看不到。我告诉他，不能让十几个队员，知道领队都迷路了。你就让他们休息下，讲点好玩的笑话，我偷偷摸摸去找找路。”

“我大概回想了一下，冬天时，草没有很高时，两边山势和水沟的样子。如果沿着沟走，一直往下，肯定不会走丢。比起王勇，我更能认路。我顺着杂草往前走，没多久，碰到了北大山鹰社的成员。我问他们，有没有看到小木屋？他们给我指了路。其实，离我们迷路的地方很近，只是全被杂草挡住了。”

“另外一次，也挺有意思。我们带队从古北口，经过金山岭到司马台。中途，有一个段锯齿形的长城，非常经典。突然，一个大喇叭喊了起来，说这是军事基地，要尽快离开。大家都吓坏了。我们走到了司马台，水长城中间有一个吊桥，基本荒废了。“

“我们从吊桥做速降，但我是长头发，结果降到了一般，头发卷到了八字环里。这样就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最好，有人给我递了瑞士军刀，才给割断。这件事太逗了，在场的朋友，到现在都记得。百密一疏，只不过这一疏太多了。”

这帮在龙门涧迷路的人，几个月后，要骑车去拉萨？

03

身无分文，还要去拉萨？

1998年，去西藏的人很少，更不用说骑自行车到拉萨。但小辫儿和朋友们从没有长途骑行过，也没有聊任何路上的细节。一张全部地图，是唯一的资料。每次喝完了酒，只是说道：“管他的，就走吧！”

他们并不知道哪一天出发，直到一天，临时起意就上路了。小辫儿、王勇、庆波，搭火车先到兰州。小辫儿在美利达专卖店，买了一辆500元的自行车，坚持路上要戴头盔。他没有专用的驼包，只能用破木板固定在后座，再把从成都买的那个大背包捆上去。

每天骑车，小辫儿感到很自由。中午的时候，喝瓶黄河啤酒，晚上和两位朋友吃烤串、喝大酒。他们就这样骑到了青海，准备翻越唐古拉山。这时候，三个人发生了分歧，朋友们想一边搭车，一边骑车，这样能早点回北京上班。但小辫儿不愿意，他很享受这样的骑行，反正也没有工作，想一路骑到拉萨。

第二天，小辫儿送走了搭上了大卡车的朋友，一个人从格尔木出发。他感觉到，真正的旅行开始了，不需要考虑别人，每天想骑多久骑多久，想住在哪就住在哪，不用按照什么计划。他有了更多机会，和陌生人交流，也更容易得到信任。他记得走进一个村镇时，看到有个人摆着小摊，卖着鞋垫、袜子这样的生活用品。他们目光相遇，没有说话。这让小辫儿有了一种感慨，我们永远不会再见面了。这个感觉，给他很大的震撼，当晚写日记时记下了“过客”这个词。

在翻越唐古拉山时，路上的司机、游客，会朝着他伸出大拇指，喊着“加油”。只不过，只有小辫儿在骑行。来格尔木的路上，三个朋友总会兴奋交谈着：怎么翻唐古拉山？到底能不能翻过去？

翻过唐古拉山之后，两个藏族大姐邀请他住在工区，给他吃手把肉，不停地倒酥油茶。小女孩卓玛，向他问各式各样的问题。晚上，小辫儿就睡在羊毛毡毯里，白天用来喝茶、吃饭的。早上起来，主人准备好了油饼、果子，让他旅行的路上吃。告别时，他骑了二十多分钟，回头看时，发现一家人还在原地向他招手。此后，小辫儿还是经常梦到那天的场景：那条河，两旁的山和草甸。

一切都很顺利，直到第二天骑车上路。小辫儿的羽绒服弄丢了——里面有身份证、工商银行牡丹金卡、两千多元现金。如果是一般人，这时候会选择结束旅行，早一点想办法回家。在拳头捶打地面，嚎啕大哭之后，小辫儿决定一切如常，他还是要去拉萨，然后再去阿里。

我想到了漫画家柘植义春写的一本书《贫困旅行记》。那么，小辫儿的这段旅程，可以称之为“乞讨式游记”。他学会了一点藏语，都是些简单词汇：“师傅” “求求你” 。每到一个小镇时，他会观察最破的饭馆，帮老板重写一个店招牌，换一碗面。他会帮卡车司机卸货，同样换取食物。

骑车在路上时，总会碰到司机突然从窗外，扔出了西瓜皮。这时候，小辫儿会赶快捡起来，用水冲洗水土，拿刀削一削，吃掉剩下的部分。在小镇上，也有水果批发商，会扔掉烂掉的水果，这也成为了小辫儿的食物。

这段去往拉萨的路，让小辫儿得到了很多经验：比如，懂得观察不同的人，通过某个眼色，就知道该怎么打交道。比如，说服门卫，要比说服一个领导更难。在那曲，一位援疆工部听到了小辫儿的遭遇，给了他二百元。

在拉萨，电影公司没有接待小辫儿。一位画家收留了小辫儿，还带他去财政局食堂吃饭。小辫儿在四川人开的公司，当过寺院墙面装修的小工。每抹一平米墙，拿七块钱。他去了西藏大学，挨个敲留学生的寝室门，原价卖掉了那辆美利达自行车…….

终于，小辫儿结束了人生第一次进藏骑行。

04

现在，我更喜欢一个人钓鱼

在《尽兴》这本书里，小辫儿很少再谈到接下来的六次旅行了。

我问为什么？小辫儿耸耸肩。他说，人生往往只有第一次经历，才是最有故事的。在这之后，哪怕换了另一条路线，但也成为了一种重复。往后，他和朋友结伴骑车进藏过。但他更愿意一个人，比如，因为喜欢吃水果，碰到了水果摊就要停下。同行的人，觉得没必要。他只得加快速度，这样碰到水果摊时，能停下来吃水果。

去水果摊，不仅意味着，可以吃到西瓜，也代表了一种奇遇。小辫儿说，很难形容这种感觉，那种目光相遇，但下一刻，永远不会再见。这像是少年时，快速驶过的那些火车，也像是凯鲁亚克的小说。

最后的几次进藏骑行，因为在户外论坛上，有了影响力。《户外探险》《山野》等媒体采访过他，也得到了一些品牌赞助。他拥有了驼包。但小辫儿说，他并不在意装备。最贵的自行车，是900多元的勇士。“它挺皮实的，我不追牌子，对品牌没有概念。包括，我现在钓鱼，也不知道用的是哪些牌子。只要它不出很大纰漏，我就一直用下去。”

“去西藏，那么远的路途，自行车不会坏吗？” 我感到疑问。

这对于他来说，好像不是什么问题。小辫儿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对我的困惑进行了拆解：只有一种状况，那就是车梁断了，直接报废。这几乎不可能。剩下的，无非就是车胎爆了、链子断了、刹车磨损、某个螺丝松了。“这不是几分钟就搞定了吗？只有补胎麻烦点，你实在补不了，那就换个内胎。”

在骑行西藏时，小辫儿很少碰到爆胎，几乎没有。只有一次骑行，他和朋友们在甘南，还是川西补过胎。“我记不得了，因为一路都很顺利。那一次，自行车从拉萨运回到北京。我去取车时，骑车回家。结果，在平安大道，离家还有一公里，车胎给爆了。”

回忆早年北京的户外生活。小辫儿说，那时的俱乐部很多很多，大家都特别亲密，很快就能建立信任感。如今，人们很难建立这种信任感，今天出来玩了一次，不会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再见面。过去，网络不太发达，人们要更喜欢见面聊天。

阅读《尽兴》时，能明显感觉到，在九十年代的北京，人们交朋友并不在乎阶层的差异。一个在国贸上班的律师，会和电器维修工、餐厅服务员交朋友，甚至是谈恋爱。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变得更礼貌，更能意识到阶层的差异。不论在户外圈，还是在其他生活领域。

“我没什么阶层的概念，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过去，我们去登山，不在乎谁是白领，谁是工人。有可能，大家都处在上升期，有一种冥冥之中的光亮在前面。”

关于远飞鸟，关于1990年代的北京生活，对于小辫儿来说，成为了一种回忆。如今，还有没有这样的乌托邦，小辫儿已经不在乎了。1999年，小辫儿开了“过客”酒吧。2008年，南锣鼓巷成为了旅行打卡地，酒吧生意变得很好。但这让小辫儿厌倦了，他不喜欢那么多人，那些来了又走的游客。2013年，小辫儿创办了“牛啤堂”，痴迷于精酿啤酒的世界。

“说实话，我其实陪孩子的时间也不多。” 这几年，小辫儿找到了一种新的爱好。他会开着一辆苏E牌房车，往南方跑。最长的时间，在野外待上数周。他喜欢上了钓鱼，最好是一个人。在家时，他会花上大量时间，去做各种昆虫的假饵。

“路亚，Lure，说白了就是诱惑。我手边有很多书，都是有关昆虫的，去琢磨它们的形态，再用手边收集的垃圾，模仿出逼真的样子。比如，有些台钓佬，会扔掉绑住泡沫圈的线。我就捡了回来，但一直不知道做什么用。去年冬天，我突然想到了，可以拿来做成蚂蚱。

“今年，春夏之交的时候，我就用这些蚂蚱们，钓到了鲈鱼！我常会做一些苍蝇、蚊子，送了一些给朋友，他们带去了西双版纳，然后钓到了很多野生鱼。如果，你觉得只用做好饵，就可以钓到鱼，那可就错了。”

“很多人不太了解鱼的习性。我们都知道鱼很怕人，所以要静悄悄的。你最好躲在大树后面，然后去抛杆。有一种鱼，胆子极大，你就要动静大，要狠狠的用很大的饵砸过去。这样才能引起他的注意，有时候，它还会跃出水面去咬你的饵。

“在路亚的过程中，你对博物学感兴趣了。这涉及面太广了，你要考虑水层、水质、光线、天气。在不同水域，采取的方法也不一样。你不仅要制作出假的昆虫，更要在垂钓时，模仿它们的习性。这些饵，到底是浮在水面，是缓缓落入水中，还是迅速沉入，这些都要考虑。有时候，你需要模仿出，某个昆虫误入水中，拼命挣扎的样子。”

如此善于诱捕，钓上来的鱼怎么办？

“我不爱吃鱼的，钓完了就放生。” 小辫儿再一次娓娓道来。在咸宁斧头湖，他擅长钓走一只只翘嘴，有七、八十公分。朋友们会在旁边等他，不用半小时，就钓够六、七条。朋友中有一位是厨师，马上，这些鱼变成了饭桌上的菜。“我顶多尝一口，看看他的手艺。基本上，我都是一个人钓鱼，这些鱼也放掉了。除了罗非、淡水石斑鱼。因为它们是入侵物种。”

不出远门时，小辫儿也会在天蒙蒙亮时，出门钓鱼。两年前，在坝河，还能钓到马口。在潮白河，不仅能钓到鲶鱼，还能碰到重唇、花䱻，这些在北京极少出现的鱼。那亮马河呢？“这我也钓过。你能碰到黑鱼，还有青梢，它的个体比较小。总体来说，靠近蓝色港湾那一带，更容易钓到鱼，往左家庄那边走，鱼就越来越少了。”

这几年，小辫儿会特意带着海燕，开着房车做短途旅行。他们在“远飞鸟俱乐部”认识，从相恋到结婚。只不过，海燕不爱出远门了，也不爱和陌生人交谈。2008年，她在日记中谈到，“大的变化，其实是我自己的内心。和人接触的乐趣好像上帝给我的翅膀，它让我随时可以飞翔，而现在我的翅膀飞不起来了。”

这些年，海燕迷恋上了植物。“每一次，我会寻找有花的地方，也可以钓鱼。我会说，陪我一起吧，你可以去采野花，带着把小椅子。明天，我们要去怀柔。那边，野菊花特别多。很多植物，我都叫不出名，但海燕都认识。”

如今，你还向往背包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