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荣耀》张志忠之子20岁自杀，谷正文称其吃喝嫖赌，叔反驳

01

1968年元旦，台北，作家柏杨坐在家中，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柏杨接起电话，对方自称是检察官，告知有一个年轻人在旅社自杀，留下一封指名给柏杨的遗书，要求他即刻前往验尸。

柏杨赶紧放下手头的笔，匆匆赶往位于台北市中心的旅社。

旅社房间狭小而阴冷，床上躺着一具年轻的尸体 。

柏杨的目光落在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那是死者留下的遗书。

遗书上写着：

“柏老：以你老的盖世聪明，大约不难想象，我是谁了吧！现请你马上转告华银那个刘启光小子，当年在厦门的朋友孩子自杀。吾父自被执法以来，该小子从未到过我家，料想为我花一点钱也不感到心疼才对罢！以往，感谢你的鼓励，特此为谢！吾父为张志忠，除了要刘董事长为我火葬，别无他事。奖券两张，请柏老核对。杨扬（思中）上。”

柏杨读完遗书，脑中一片茫然。

他努力回忆这个名叫杨扬的年轻人，终于想起去年十月的一封来信。

那封信中，杨扬语气急切地询问：“是不是没有兄弟或父母已死的人，可免服兵役？如现役中，有上列事项，是否可申请退役？”

柏杨当时回信鼓励他坚持，却未曾深究其背后的困境。

如今再看遗书，他推测杨扬很可能正在服役，生活境况极为艰难，才会走上这条绝路。

遗书中的内容却让柏杨心生疑惑。

杨扬不过是个普通青年，为何对华南银行董事长刘启光如此直言不讳，甚至带着明显的怨恨？

更令人费解的是，杨扬提及父亲张志忠“被执法”，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是入狱，还是更严重的结局？

张志忠与刘启光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联？

带着这些疑问，柏杨拨通了华南银行的电话，试图联系刘启光。

（张志忠）

电话接通后，刘启光的声音冷淡而疏远，听完柏杨的叙述，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我不认识这个杨扬，多半是穷苦人打秋风，找个由头要钱罢了。”

言辞间没有半点同情，更不愿为杨扬的火葬提供任何帮助。

柏杨挂断电话，心中泛起一阵无力感和疑惑。

元月二日，杨扬的叔父张再添从嘉义赶到台北殡仪馆。

这位中年男人穿着朴素，眼神中满是疲惫与哀伤。

他默默处理着侄子的后事，没有多言，只是偶尔低声叹息。

元月三日，杨扬的遗体在殡仪馆火化，骨灰被装进一个小小的盒子里，由张再添带回嘉义老家安葬。

整个过程简单而仓促。

柏杨回到家中，将此事写成文章，刊登在《自立晚报》的《挑灯杂记》专栏中。

他一连三天发表了三篇文字，记录下杨扬之死的来龙去脉，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青年轻生的痛惜。

柏杨写道，生命的消逝令人扼腕，但杨扬的故事背后，或许还有更多未被揭开的隐情。

然而，作为一个作家，他能做的只是用笔记录下这一切，至于遗书中提到的那些名字和过往，他无从探究，也无力追问。

02

杨扬的故事在火化后似乎画上了句号，但他的遗书却如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柏杨心头多年。

直到后来，台湾作家蓝博洲历经十余年调查，出版了报告文学《台共产党人的悲歌》，才揭开杨扬父亲张志忠及其家庭在台湾近现代史中的一段悲壮篇章。

（蓝博洲）

那些被遗忘的名字，那些被黑暗吞噬的过往，终于在文字中重见天日。

张志忠，原名张梗，1910年出生于日据时期台湾南部嘉义的一个赤贫农民家庭。

10岁时，他随许多台湾学生一样，前往大陆求学，在中学期间便投身学生进步运动，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1920年代，他积极参与反帝活动，1932年经由台湾农民组合领导核心成员侯朝宗介绍，加入中国革命互济会。

侯朝宗后来改名刘启光，正是杨扬遗书中提到的那位华南银行董事长。

抗战爆发后，张志忠在延安抗大接受训练，随后被派往八路军一二九师冀南军区敌工部，从事对敌宣传工作，足迹遍布战火纷飞的前线。

抗战胜利后，1945年，张志忠携新婚妻子季沄秘密返回台湾。

季沄祖籍江苏，同样是中共党员，与张志忠志同道合。

回台后，张志忠化名杨春霖，或许这正是其子取名杨扬的由来。

他与岛内“老台共”成员谢雪红、杨克煌、吴克泰等人建立联系，指导地下工作。

经过组织整合，由张志忠参与组建的“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他担任委员兼武工部长，负责海山、桃园、新竹等地的活动。二二八事件后，他接管东石乡拘留所，释放犯人，并组织嘉南群众开展武装斗争。

1949年，历史的洪流汹涌而至，台工委将政治口号从“迎接解放”转为“配合解放”。

张志忠领导的组织活动更加紧张而活跃，开展政治宣传攻势，鼓励台湾人民抗争，配合人民解放军登陆作战。

国民党“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记录了这一时期的激烈对抗：1949年7月11日一夜之间，共产党在台湾全岛重要地区散发反动传单，张贴标语，行动迅速且广泛。张志忠还开办集体训练班，挑选积极分子进入山区，设法购买枪支弹药，编组小型武工队，试图形成游击根据地雏形。

同年12月，在竹南地区的干部学习班上，他以“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为题，讲述在台湾形势下如何联系群众、领导群众。据参加学习班的刘云辉回忆，张志忠讲话从不空洞，总是针对具体对象，用对方能听懂的方式交流，展现出沉着与谦虚的一面。

然而，国民党的高压追捕很快降临。

1949年8月下旬，国防部保密局通过侦破基隆市委会，获得台工委秘密组织线索，随即展开严密侦查。

10月31日，台工委副秘书长陈泽民在高雄被捕，1950年1月29日，书记蔡孝乾在台北落网，随后，洪幼樵与张志忠也相继被捕。

张志忠被捕时，妻子季沄与年仅三岁的儿子杨扬一同被拘。

1950年9月2日，季沄与杨扬被移送到军法处看守所第45号押房。

9月5日，法官答应让杨扬回嘉义，季沄写报告请求批准。

9月14日，张志忠托人带口信给季沄，表示“人很健康”。

9月15日，季沄写下第一封家信给妯娌“芬姐”。

9月25日，她在第三封信中透露了张志忠在狱中的情况：“起初八个月和他爸爸在一处，天天散步时，小羊（杨扬的乳名）可以给他爸爸抱，我从小门里偷看到……这儿有笔，每天写字、看书，只是不好写信给他爸爸，我下次请求法官，送几件衣服去，不知道肯不肯……”

10月3日，季沄在给“芬姐”的信中提到，9月27日，小叔张再添坐夜车来接小羊回新港，她强调：“是真的，他爸爸很好，认识他的人都说他人好，只是因为事情没有清楚，没有到军法处来……”

10月30日，她在给张再添的信中交代：“家中爸爸妈妈年纪太大了，现在知道小羊爸爸和我坐笼子，一定日夜不安，心中难受，请你好言安慰两位老人，说我们不是流氓小偷犯，不过是思想成问题的政治犯，不要什么紧，小羊爸爸是个比较有地位的省委，大家对他很客气，在那襄吃三顿，每顿都是白米饭，吃得很饱，还有散步、洗澡，从前还每天抱小羊散步呢！”

接着，季沄又给芬姐写信：“我是没有什么事的，不过因小孩的爸爸事情大，陪他坐笼子，等判决，看是个什么结果。”

然而，这封信成为季沄留下的最后文字。

11月19日，台北各大报纸刊载了包括季沄在内的“六匪谍处决”消息，报道称：“省保安司令部昨（十八）日清晨六时在本市马场町刑场枪决男匪谍四名，女匪谍二名。女匪谍季沄，廿九岁，江苏南通人，无业……专门负责刺探政府高级人员行动情报。”

季沄牺牲后，张再添夫妇始终未接到枪决通知，她的遗骨下落至今无人知晓。

张志忠在狱中承受了更为漫长的折磨。

1950年5月14日，《中央日报》刊登了张志忠、蔡孝乾、洪幼樵、陈泽民四名“匪首”的“联名告全省中共党员书”，称“愿最后以台湾省工委的资格，对全省中共党员进一忠告，希望大家立刻依照政府规定的自首办法，自动交出一切组织关系，以迅速终结整个案件，而澄清台湾的社会局面……”

然而，蓝博洲调查后发现，张志忠并未叛变。

据狱友陈其昌回忆，张志忠每天清晨唱《赤旗歌》或《国际歌》鼓舞难友，始终坚持信念，甚至对刚入狱的难友高喊：“早讲早死，晚讲晚死，不讲不死。”

老台共吴克泰也证实，张志忠是地下党的铁汉，蒋经国亲自多次劝降，他不为所动，只求速死。

1954年3月16日下午2点，张志忠被枪决于台北，享年45岁。

两天后，遗体在台北市公设火葬场火化，由弟弟张再添带回新港家乡安葬。

他的牺牲，如同季沄一样，悄无声息地被历史掩埋，只留下一段未尽的遗憾。

03

张志忠与季沄的牺牲，留给幼子杨扬的不仅是失去双亲的痛楚，还有“匪谍家属”这一沉重的身份标签。

1950年9月27日，张再添坐夜车赶到台北军法处看守所，将年仅三岁的杨扬接回嘉义新港老家。

从此，杨扬与小他三岁的妹妹张素梅在叔父家中长大。

乡村的生活清苦而平静，但周围人的异样眼光和低语却无处不在。

杨扬从小便知道自己与旁人不同，却始终不明白父母究竟因何而死，只隐约感受到那段过往是不可触碰的禁区。

1967年，19岁的杨扬应征入伍，进入部队服役。

原本以为这是摆脱过往阴影的机会，却不料更大的屈辱接踵而至。

长官和同袍得知他的家庭背景后，常常以“匪谍后代”为由刁难他。

深夜两三点，杨扬常被强行叫起，站在寒风中诵读三民主义，稍有差错便是一顿责骂。

长官甚至暗示，若想证明自己的忠诚，必须参加“国光计划”，执行“敌后特战”任务，潜伏大陆作战。

杨扬在压迫与迷茫中，签下了切结书，决定为前途一搏。

然而，这个决定并未带来希望，反而让杨扬陷入更深的困惑。

就在他准备接受任务时，一位名叫老辜的老人找到了他。

老辜是张志忠夫妇当年的同志，也曾是狱友，经营着一家小小的皮蛋行。

老辜听闻杨扬的选择，震惊之余，将张志忠与季沄的革命故事和盘托出。

老辜告诉杨扬，他的父母是为理想献身的地下工作者，母亲季沄在狱中还留下了家书，字里行间满是对他的牵挂。

杨扬第一次通过这些泛黄的信纸，触碰到父母的真实人生。

他读着母亲的文字：“起初八个月和他爸爸在一处，天天散步时，小羊可以给他爸爸抱，我从小门里偷看到……”

泪水模糊了视线，杨扬终于明白，自己签下的切结书是对父母信念的背叛。

杨扬当即决定拒绝执行潜伏任务，哪怕这意味着更大的惩罚。

部队的生活并未因此好转，歧视与欺凌如影随形。

杨扬的内心在身世之痛与现实压迫中逐渐崩塌，他开始对未来失去信心。

他曾写信给最景仰的作家柏杨，希望获得一丝指引。

柏杨回信劝他安分向上，但对于杨扬燃眉之急的困境却无能为力。

绝望中，杨扬选择了终结一切。

1968年元旦，他在修车厂内上吊自杀，结束了自己短暂而痛苦的一生。

杨扬留下了两封遗书。

一封给柏杨，内容已在先前揭晓，另一封则留给叔父张再添，写道：

叔叔：我不知应向您说些什么，事已至此，不必为我惋惜，多我一个，于事何补呢？是不是应高兴我这样的抉择，自此以后，您又可少掉一种烦恼了。很多事要说，但都说不出，如您要留下回忆的话，附上胶卷一张，不要的话敬请毁掉吧！祝我完成愿望！‘我闭目沉思中国的一切，我热爱它’。混蛋的家伙。”

字里行间透着对命运的无奈，也流露出对国家复杂而深沉的情感。

元月二日上午，张再添接到部队通知，赶到台北殡仪馆处理善后。

他看着侄子的遗体，心中百感交集。

元月三日，杨扬的遗体火化，张再添抱着骨灰盒，回到新港老家，将其附葬在父亲张志忠与母亲季沄的墓穴旁。

那座位于嘉义新港通往云林北港县道旁的墓地，杂草丛生，毫不起眼。

红砖砌成的矮小坟墓上，墓碑刻着“张公梗、季氏沄夫妇附男杨扬”，一家三口的名字静静地刻在石头上，仿佛在诉说一段无人知晓的过往。

多年后，白色恐怖时期的加害者谷正文在回忆中提及杨扬，试图为自己涂上一层温情。

他声称曾安排杨扬在保密局汽车保养单位当修车学徒，希望他学得一技之长安身立命，却又描述杨扬如何学坏，抽烟、喝酒、赌博，甚至嫖妓，欠下债务后凭父母留下的密函向刘启光讹诈，最终在失去密函后绝望自杀。

然而，张再添反驳了这一说法，他认为杨扬之死源于部队的欺凌与身份的压迫，而非谷正文所言的堕落。

刘启光则在杨扬第三次索要钱财时，抢走并撕毁了那封密函，彻底切断了杨扬与父母最后的联系。

1998年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追认张志忠、季沄为革命烈士，他们的名字得以载入史册。

然而，那座新港的简陋坟墓依旧沉寂在公路旁，少有人驻足。

历史的伤痕虽被部分揭开，但一家三口的悲剧，仍是台湾近现代史中一页未被充分翻开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