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3岁著名画家杨彦花费4000万，娶21岁的非洲妻子。

2011年，53岁著名画家杨彦花费4000万，娶21岁的非洲妻子。7年后，妻子生下俩子，生活美满之际，杨彦却选择遁入空门。
2018年冬天，终南山净业寺的晨钟暮鼓下，一位身披僧袍、头戴毳帽的中年男子缓步走入寒气中。
他的眼神沉静，眉宇间却有一种曾经沧海的疲惫与释然，他就是杨彦，那个曾斥资4000万娶非洲少女、举办5万人婚礼的中国画坛名家。
他剃度出家，法号“释大觉”，消息传出，艺术圈哗然，世人只剩一个问题：他怎么走到了这一步？
2011年，他53岁，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的独立日庆典上，他在人群中看见21岁的爱达时，整个人都定住了。
他后来这样形容那一瞬——“就像画了半辈子的画，突然见到了画中的人走出来站在你面前。”
没人知道，他为这次邂逅等了多少年。
1997年，杨彦在朋友家看到一尊非洲少女的木雕，那少女侧脸微笑，眼神干净，像是带着阳光的尘土味道。
他站在木雕前足足看了一个小时，那之后，他开始画非洲少女，画一个他从未见过的人，他也尝试找，但找不到。
“我不是找非洲姑娘，而是找她——那尊木雕的‘她’。”
从那年起，他用了13年、走了50多个国家，几乎踏遍非洲大陆，见了几百个女孩，直到2011年6月的那天，他在庆典上看见爱达。
她跳舞，身姿像风，他没有多说话，只是问她：“你愿意做我的模特吗？”
爱达笑着说：“我不是模特。”
那时的他，已经是中国画坛的高价画家，《黄山赋》拍出6000万元，他的身份、地位、年纪，在塞拉利昂这样一个国家，就是天上的人。
三个月后，他成功说服了爱达的父亲——一位大学校长，娶走了这个21岁的女孩。
婚礼一场在非洲，按当地传统，一场在北京，堪称盛况空前，5万人参加，舞台搭了3天，光请柬就印了1万份，他为此花了4000万，几乎是《黄山赋》那幅画的一半。
这不是冲动，而是执念，他说：“我找了她13年，值。”
婚后头两年，甜得像小说，爱达不懂中国字，但学得飞快，三个月能写“心如止水”。
她叫他“鸭子嘴”，因为他说话像在念经，她常在他作画时伸出嘴亲他，一次他画《飞天仙女》，她泼了墨，说：“你是不是喜欢她？”
他苦笑：“那是我画的。”
她说：“可是你看她的眼神，不是看你的。”
文化差异是甜蜜也是刀子，他习惯静，她热情奔放；他讲究饮食，她把生米揣兜里当零食吃；她怀孕后不愿产检，说“老天会给我最好的”；他焦虑到失眠，带她去三甲医院，她却在诊室里唱歌。
两人的冲突像潮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他一直忍，因为他知道，她是他找了13年的“神”，她不是妻子，是灵魂的部分。
2014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杨彦落泪：“我这辈子第一次觉得有了归属感。”
三年后，第二个儿子出生，他开始教爱达画画、写字，还为她办了个画展，那时的他，看起来像一个满足的丈夫和父亲。
只有他知道，他的内心并未被填满。
其实早在1994年，他就皈依佛门，拜在妙湛大和尚门下，二十多年，他一直在思考：艺术、爱情、家庭，是不是能让人彻底安定？
他画了无数观音、飞天、白衣僧侣，内心却越来越躁动，他说：“我画的越多，越知道自己离终点远。”
他的画室里，常挂一幅未完成的画《彼岸》：左边是喧闹的婚礼，右边是空濛的远山，中间大片留白。
他妻子问：“你为什么不画中间？”
他说：“我还没走过去。”
2018年，他60岁，他没有告别，也没有仪式，只是带着几件衣服，去了终南山净业寺。
剃度那天，他给爱达写了一封信：“你是我今生最重要的遇见，但我的路还没走完。”
他没有留下联系方式，他画室的门从那天起再也没有打开过。
爱达没有公开发声，她带着两个儿子回到非洲，在家乡建了一所学校，用的是婚礼剩下的钱。
有人说他是逃避婚姻，有人说是信仰觉醒，他的朋友说：“他不是看破红尘，他只是走得比我们早。”
杨彦的故事，不是失败的婚姻故事，他没有失败，他找到了非洲少女，也得到了孩子。
他之所以离开，是因为这条路本就不是终点，他曾以为画画是终点，后来以为爱是终点，再后来以为家庭是终点，最后，他才明白，自己真正要的，是“安住”。
他的两次寻找——一次找木雕少女，一次找智慧——其实是同一个动作，他在找一个“完整的自我”。
艺术给了他形式，爱给了他火焰，但都没有给他答案，最后，他转向了内心。
2019年，一位记者偶然在寺庙见到他，他正在扫地，穿着布衣，脸上没有一丝波澜，记者问：“您后悔吗？”
他摇头，说：“我终于到了画中那座山。”
杨彦的故事，不该被简单解读为“艺术家疯了”或“爱情幻灭”，他是一个极致理想主义者，永远在路上。
他的人生像一幅卷轴，展开是红尘，卷起是空门，他没有背叛谁，只是从一个彼岸，走向另一个彼岸。
那幅《彼岸》，后来被寺庙收藏，中间那块留白，至今无人填上。
信源：光明日报——杨彦：泼出一片天清地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