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赵楠正经聊清史之嘉道中衰中的广东海防与水师(八)嘉庆朝海盗崛起的原因及其实力(2)有利海盗发展的各方面因素
当然,除了越南西山政权的协助,尚有许多因素造就广东海盗兴起。从自然环境来看,广东坐拥全国最长的海岸线,外形迂迴曲折、支离破碎,当中黄埔、湛江、汕头、香港、澳门、广州湾等地环境优良,属于“华南式海岸”,是世界三大优良港湾之一,非常适合登陆作战,广东省独特的海岸环境为军事防务带来极大困难,程含章就指出:
顾不讲乎守之道,濒海四千余里,可胜守乎?择地而守之,则顾此失彼,逐段而守之,则备多力兮,兵家所忌,恐非万全之计。(《上百大司马筹办海匪书》)
沿线设防会导致兵力分散,重点防守则可能顾此失彼,无论采用哪一种布防模式,都无法确保防线万无一失。何况,广东水道纵横交错,方便盗匪藏匿,亦为海盗提供理想的发展环境。
广东的经济发展不均衡,大量渔民下海为盗,是海盗壮大的另一原因。乾隆、嘉庆和道光三朝,中国在生产技术和资源条件有限的状况下,人口增长已达到了饱和点。清廷自从平定三藩之乱和消灭明郑后,中国内部大致升平,人口数量急增。顺治十八年(1661),广东省大约有1000771人,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已升至6937747人。人口密度亦由4.29人/平方公里,增至29.74/平方公里。而广东省因为接纳不少移民,所以人口增长率在1761-1850年间远高于其它省份。更不幸的是,清代广东早就出现缺粮,在庞大的人口压力下,粮食供应更为紧张。贫苦人民不是迁徙,就是投身盗贼,造成社会混乱。渔业虽然是广东经济生产的重要方式,但不能每个季节都进行。而且渔民经常被炮台弁兵勒索,生活非常艰苦,促使他们投身海盗。另一方面,广东自明代起迅速发展,为福建输送米粮,福建则经广州出口茶叶,而海路运输正是重要途径。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广东贸易发展非常蓬勃,自然吸引海盗垂涎海上财富。在经济不景气时,渔民难免会投身海盗经营副业,加速海盗的发展。
美国学者穆黛安指出,渔民特别容易加入海盗。由于广东土地、商业大多被本地人控制,迫使客家人、福佬迁移到边缘地区靠海生活,渔民则长期留居于海上,家庭成员数目有限,没有大血缘组织依附,难以对某地产生感情依恋。他们在社会上被歧视,与知识界缺乏联系,令政府难以协助。而捕鱼活动受季节限制,渔民在经济困难时唯有借贷度日,容易陷入长期负债的窘境,必须投身海盗经营副业,难怪穆黛安会以“水上世界”形容当时的环境。而在嘉庆五至十年(1800-1805)间,广东会党更复兴与与海盗合作。例如陆丰县的李崇玉,与海盗朱(1749-1808)勾结,藉保护海港村庄,勒索沿海居民。此外,海盗又联络土豪,向各商港代收赎金。
最后,广东水师的腐化,亦为海盗提供便利,两者的消长显而易见。当时广东水师的武备和作战态度,都极速败坏。首先,水师战船经常渗水,例如提督孙全谋在嘉庆八年(1803)追剿海盗的过程中,带领战船58艘出战,但部分船只因航行日久出现渗漏,最终只有39艘船能参与作战。其次,部分水师刻意回避作战,没有尽力对抗海盗。嘉庆九年(1804),海盗劫掠外海村,抢夺石狮炮台,外委杨耀竟然率先逃跑,放弃炮台。更可怕的是,在搜捕海盗的过程中,竟然发现水师出租过山鸟枪、喷筒、火药等军事武器、物资给他们。海盗又在省城开设赌局二百余处,名为“番摊馆”,吸引官兵娱乐,甚至贿赂各衙门的吏役,务求掌握水师出征的时间,令军事行动失去保密性。但从另一方面观察,水师即使没有上述行为,也不过是一支海岸巡逻队,与身经百战的海盗接战,也不可能有多大胜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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