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赵楠正经聊清史之嘉道中衰中的广东海防与水师（八）（2）

听赵楠正经聊清史之嘉道中衰中的广东海防与水师（八）嘉庆朝海盗崛起的原因及其实力（2）有利海盗发展的各方面因素

当然，除了越南西山政权的协助，尚有许多因素造就广东海盗兴起。从自然环境来看，广东坐拥全国最长的海岸线，外形迂迴曲折、支离破碎，当中黄埔、湛江、汕头、香港、澳门、广州湾等地环境优良，属于“华南式海岸”，是世界三大优良港湾之一，非常适合登陆作战，广东省独特的海岸环境为军事防务带来极大困难，程含章就指出：

顾不讲乎守之道，濒海四千余里，可胜守乎？择地而守之，则顾此失彼，逐段而守之，则备多力兮，兵家所忌，恐非万全之计。（《上百大司马筹办海匪书》）

沿线设防会导致兵力分散，重点防守则可能顾此失彼，无论采用哪一种布防模式，都无法确保防线万无一失。何况，广东水道纵横交错，方便盗匪藏匿，亦为海盗提供理想的发展环境。

广东的经济发展不均衡，大量渔民下海为盗，是海盗壮大的另一原因。乾隆、嘉庆和道光三朝，中国在生产技术和资源条件有限的状况下，人口增长已达到了饱和点。清廷自从平定三藩之乱和消灭明郑后，中国内部大致升平，人口数量急增。顺治十八年（1661），广东省大约有1000771人，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已升至6937747人。人口密度亦由4.29人/平方公里，增至29.74/平方公里。而广东省因为接纳不少移民，所以人口增长率在1761-1850年间远高于其它省份。更不幸的是，清代广东早就出现缺粮，在庞大的人口压力下，粮食供应更为紧张。贫苦人民不是迁徙，就是投身盗贼，造成社会混乱。渔业虽然是广东经济生产的重要方式，但不能每个季节都进行。而且渔民经常被炮台弁兵勒索，生活非常艰苦，促使他们投身海盗。另一方面，广东自明代起迅速发展，为福建输送米粮，福建则经广州出口茶叶，而海路运输正是重要途径。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广东贸易发展非常蓬勃，自然吸引海盗垂涎海上财富。在经济不景气时，渔民难免会投身海盗经营副业，加速海盗的发展。

美国学者穆黛安指出，渔民特别容易加入海盗。由于广东土地、商业大多被本地人控制，迫使客家人、福佬迁移到边缘地区靠海生活，渔民则长期留居于海上，家庭成员数目有限，没有大血缘组织依附，难以对某地产生感情依恋。他们在社会上被歧视，与知识界缺乏联系，令政府难以协助。而捕鱼活动受季节限制，渔民在经济困难时唯有借贷度日，容易陷入长期负债的窘境，必须投身海盗经营副业，难怪穆黛安会以“水上世界”形容当时的环境。而在嘉庆五至十年（1800-1805）间，广东会党更复兴与与海盗合作。例如陆丰县的李崇玉，与海盗朱（1749-1808）勾结，藉保护海港村庄，勒索沿海居民。此外，海盗又联络土豪，向各商港代收赎金。

最后，广东水师的腐化，亦为海盗提供便利，两者的消长显而易见。当时广东水师的武备和作战态度，都极速败坏。首先，水师战船经常渗水，例如提督孙全谋在嘉庆八年（1803）追剿海盗的过程中，带领战船58艘出战，但部分船只因航行日久出现渗漏，最终只有39艘船能参与作战。其次，部分水师刻意回避作战，没有尽力对抗海盗。嘉庆九年（1804），海盗劫掠外海村，抢夺石狮炮台，外委杨耀竟然率先逃跑，放弃炮台。更可怕的是，在搜捕海盗的过程中，竟然发现水师出租过山鸟枪、喷筒、火药等军事武器、物资给他们。海盗又在省城开设赌局二百余处，名为“番摊馆”，吸引官兵娱乐，甚至贿赂各衙门的吏役，务求掌握水师出征的时间，令军事行动失去保密性。但从另一方面观察，水师即使没有上述行为，也不过是一支海岸巡逻队，与身经百战的海盗接战，也不可能有多大胜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