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聊斋】东西方千年丝路贸易，拿什么充当“国际货币”

文│尹伯

公元前后的千余年是东西方文化借丝绸之路进行交流互动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是国内外学术界长期关注的课题之一，相关研究大量地使用考古文物资料。而丝绸之路沿路发现的各种货币，就是中西方文化、经贸、艺术碰撞的见证之一。

本期《金史聊斋》邀请了三位丝绸之路沿路货币研究领域的专家，让我们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一同穿越时光的金属与铭文，探寻那条古老道路上，无声却深刻的金融印记。

货币的交汇

主持人：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商业贸易路线，广义上来讲，中国有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不过平日一说到丝绸之路，大家似乎就会想到直通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

刘大有（甘肃丝绸之路研究会理事）：早在汉武帝时，欧亚大陆间就有可通的陆上交通。从长安到罗马国都长达一万多公里。中国借助这条通路运出去的东西主要是丝绸、漆器、铜镜等物产，到了唐以后，还有茶叶和瓷器出口；而从西方运往中国的则是珠宝、玉石、玻璃器、和珍禽异兽。由于这条通路的最初作用是运送丝绸，所以在1877年德国学者来中国考察地理时，就把这条贸易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条路至今仍是世界上研究东西方经贸、文化、宗教和物种等交流的热门话题。

周卫荣（原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中国古代与外域的交往早已开始，但真正的成规模的商贸活动是从唐朝开始的。受朝廷的重视与支持，唐朝的对外贸易发展迅猛。唐朝宰相贾耽撰写的《皇华四达记》中说，大唐通往周边民族地区和域外有七条交通干道：一曰营州人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人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人回鹘道 ( 参天可汗道 ) ，五曰安西人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此外，还记有从长安分别通往南诏的南诏道和通往吐蕃的吐蕃道。朝廷以长安为中心，在全国各地设置驿路，以促进对外贸易。唐朝善于接受一切外来好的东西。丝路贸易是其最重要的途径或者平台。

主持人：

我们总是说丝绸之路是中西方交流的桥梁，在货币史上，丝绸之路到底留下了哪些印记呢？

周卫荣（原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唐朝以后中国使用白银作为货币，我认为可以看作是丝绸之路带来的影响。

唐朝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也是 一个中华民族充满阳刚之气的时代。它最显著的特点是自信、开放、包容、博大，善于接受外来的文化，善于接受外来的技术，乃至于接受外域人在唐朝为官。杜佑《通典·边防典》记述了与中国发生联系的国家或部族有 189 个；孙光宪《北梦琐言》言，唐朝时在华做官的外国人达三千余人之多，甚至有波斯人官拜宰相。开放的唐朝是中国接受白银货币的思想文化基础。要知道，唐朝在中国从事贸易活动的外国人非常多。这些外国商人带着香料、药物和珠宝，换取中国的丝织品、瓷器等。来华的外商足迹几乎遍及中国水陆交通发达的所有城市。中西贸易，丝绸之路上的诸国，皆用银币，难以与中国的铜钱直接互换相通，要实现贸易交换，采用以份量计值的白银是最便利的。唐朝的这种全方位的商贸活动，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时间久了，国人必然走向接受白银货币。当时，没有专门的国际货币，久而久之，银两自然成为了国际货币。所以，唐朝无论是墓葬出土还是窖藏出土经常有外来银币。

波斯银币

刘大有（甘肃丝绸之路研究会理事）：确实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铸币和中国铸币十分不同。丝绸之路诸国钱币以打压的金银钱币为主，多为不规则的圆形；币面图案丰富，有神、英雄、君王和动植物，铜钱很少；制币方法为打制锤击，枚枚有所不同。与中国铸造方孔钱的做法完全相左。

这些西方来的金银币大量进入中国，在很多城市都曾出土。比如西安唐代的权贵墓或窖藏中常常有东罗马金币出土。有时甚至作为饰物被主人所佩戴，出土时能看到币的上下都有钻孔。有些则是作为货币流通。《隋书·食货志》就有记载“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

除此之外，中国还大量发现波斯银币。根据史料和唐诗记录：唐代西安有专供波斯商人居住的客栈和存放货物的货栈；波斯女子被称为“胡姬”，能跳多姿的“胡旋舞”；还有那些出土的唐俑，有很多就是高鼻深目，手牵骆驼的波斯人形象。这些都说明波斯萨珊王朝时丝路畅通，流入中国的波斯钱币也多。在萨珊王朝时期，波斯有35位国王执政，其中还有两位女王。他们所铸银币上是王的半身像，在中国时有发现，以往在我国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这些丝路沿线曾出土多达两千多枚。币面上还有钵罗婆文，即巴列维文的王的尊称和纪年。《史记·大宛传》就有记载“……安息以金银为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

安息王朝弗拉特斯五世与穆萨女皇银币

王樾（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看到这段话，让我联想到《汉书·西域传》中提到安息時有非常类似的一段话“ …… 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钱……”。就是说，安息的钱币是用银子制造的，正面是国王像，背面是王后像，朝代更迭時国家会重新设计制钱。可我们通常见到的安息钱币并不是这样的，背面并不是王后像。难道是出使安息的汉朝使者搞错了吗？其实不是。在上博有一枚收藏家杜维善先生捐献的古波斯安息王朝时期木萨女皇钱币，钱币正面就是木萨女皇头像，钱背为国王头像。关于这枚钱币，还有一段阴谋故事：木萨是罗马皇帝送给安息王佛拉特司四世做妃子的，她撵走其他的王子，刺死四世，将自己的儿子立为国王，为佛拉特司五世，并与其结婚，成为安息王后。此王在世仅六年，所铸钱币极少。这枚银币就成了安息王朝所铸钱币的特例，但是这一特例就给了我们一个信息，那就是：这位汉朝使者到达安息的时间就在公元前2年到公元4年之间。他只有在这段时间到安息，才会看到一面为王，一面为王后的钱币，进而认为安息钱币就是这个样子的。

刘大有（甘肃丝绸之路研究会理事）：刚才说的都是国外货币文化通过丝路进入中国，再说一个中国的货币文化传向国外的例子：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曾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他们就将中国使用的纸钞带入西域国家。伊尔汗王朝1294年在当地发行的纸币，仍保留着中国的“钞”字。

成杰思汗金币

王樾（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成吉思汗还在西域打造过一种“成吉思汗金币”，文献记载，公元1217年，成吉思汗派往花剌子模的和平商队被诬为间谍而遇害。为报仇，因此在1219年发动西征，讨伐花剌子模国王阿拉丁·摩柯末。1220年，蒙古军于“河中战役”全歼花剌子模军队。摩柯末病死，传位给儿子扎兰丁。扎兰丁召集旧部在阿富汗巴米扬大败蒙古将军失乞忽秃忽。随后，成吉思汗领军亲征，两军在申河决战，蒙古军队大胜。成吉思汗歼灭扎兰丁后北返，派儿子窝阔台攻打加兹尼（位于今阿富汗东部），攻克后为庆祝胜利，成吉思汗令窝阔台制造了这种纪念金币。

在这枚黄金打造的钱币正面，用阿拉伯文写着“汗中之汗、最伟大、最公正、成吉思汗。金币于618年（伊历，公元1222年）制于加兹尼”，金币背面是伊斯兰教的清真言。在蒙古帝国时期打制的钱币存世不多，尤其还署着大汗全名和制造地、年份信息的，就更为少见。如“汗中之汗”的称法，实际上是西亚地区流行的、称颂国王的常见固定格式，意思同于“王中之王”。而金币两面没有图像，是符合伊斯兰教“禁止崇拜偶像”习惯的。钱币上以文字来隐喻王权与神权的互相支持，也是中亚地区一贯的钱币设计思想。

经贸的交融

主持人：

刚才我们也提到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对经贸史其实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郑和七下西洋

周卫荣（原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有一点我们倾向于认为，中国古代最早的银锭——唐朝的船形银锭，就源自海上大宗贸易。因为，白银作为贵金属货币，成色和重量一样重要，高度延展的船形能让人一目了然地看到银锭没有夹杂；而服务于海上贸易的银两，选取船形更是自然而然之事。另外我认为，海上丝绸之路间接地促成了“一条鞭法”的实现，因为是海上丝路贸易的发展保障了明朝的白银供给。尽管明代开国之初，朱元璋为防范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下令实施海禁，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但实际上民间海上商贸活动始终未能禁绝；明穆宗隆庆年宣布“开关”，解除海禁。由于明朝的丝织品、瓷器、茶叶、铁器等物产普遍受到周边国家的欢迎，并远销西洋，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而中国社会从朝廷到民间却很少购买海外商品，这使得明朝自隆庆以后逐年积存下大量的白银。尤其是万历年以后（ 16 世纪 80 年代以后），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经由菲律宾入华的贸易日趋繁盛。据香港的全汉升先生研究， 1586 到 1643 年，西班牙人每年购买丝绸等货物输入中国的白银在 133 万元； 1602 年，西班牙殖民当局每年从墨西哥阿卡普尔科运往马尼拉的白银总计有 500 万比索（ 1 比索即一块）， 1597 年高达 1200 万比索，其中的绝大部分用来购买中国的丝茶等商品；英国学者形象地说，“中国皇帝能够用从秘鲁运来的银条建一座宫殿。”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梁方仲先生估算，“由万历元年到崇祯十七年（ 1573 - 1644 ），合计各国输入中国的银元由于贸易关系的至少远超过一万万元以上”。晁中辰先生估算，“在隆庆开放后的七八十年间，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的白银大约 1 亿两左右。”

一条鞭法主要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就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实行这种办法，使没有土地的农民可以解除劳役负担，有田的农民能够用较多的时间耕种土地，对于发展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同时，把徭役改为征收银两，农民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比较容易离开土地，这就给城市手工业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来源。没有土地的工商业者可以不纳丁银，这对工商业的发展也有积极作用。

西沙群岛发现的古铜钱

刘大有（甘肃丝绸之路研究会理事）：除了海外带给我们的影响，我们同样也不能忽略中国通过丝绸之路给海外带去的影响。

明朝经过朱元璋三十多年的洪武之治到了成祖永乐年间，经济文化繁荣，一时国富民强。为了弘扬国威，扩大与各国的贸易往来，郑和在二十多年间七下西洋。他经过今日的越南、柬埔寨、菲律宾、文莱、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孟加拉、印度、斯里兰卡、伊朗、阿曼、也门、沙特、麦加、肯尼亚、索马里等国家地区，在世界航海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他最多的一次帅两万八千多名将士和二百多艘船浩荡往返，带去丝绸、衣料、瓷器、茶叶、铁器和其他日常生活用品。另外还带有赏赐用的金银钱和“永乐通宝”小平钱。在当年郑和船只沉没的浅海中，至今还能发现被海盐侵蚀黏结成块的永乐钱，被人称为“钱山”。

郑和远航，每次都要在越南中部的小国占城停歇。该国原来使用贝币，在郑和带去永乐钱后，当地人感到这样的货币很先进，就请郑和帮助建设铸钱场，请技师雕模，炼铜，浇铸钱币。这样该国民间才有铜钱流通。

文明的见证

主持人：

记得收藏家杜维善先生曾说：“钱币犹如一个小小的U盘，体量并不大，但内涵的信息量却极大”。从一枚丝绸之路钱币上就能引申出无限的考据。

贵霜王朝金币

王樾（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钱币除了有帮助交易、贸易的进行，它同时也是一种国家凭证，当时的政治背景、市场贸易、文化与宗教信仰等等信息在其上都会有所体现。要廓清这些现象，理解它们的文化内涵。非得读很多书，研究分析很多考古报告才可以做到。

上世纪80年代，杜先生在自己的研究以及和外国同行的交流中，逐渐又发现了新的关注点，就是丝绸之路古代国家货币。开始是因为他注意到，历史上自我国祁连山地区西走中亚的大月氏人引发了一系列的草原民族迁徙运动，这种迁徙对当时中亚、乃至西亚地区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公元前后上千年的亚欧内陆地区历史是可以从钱币角度做一观察的。于是杜先生开始了新的收藏方向，一边研究一边收集丝路古币。古代丝绸之路周边国家众多，历史背景、政治关系和文化宗教艺术错综复杂，带着研究目的搜集此类钱币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公元前后的千余年是东西方文化借丝绸之路进行交流互动的繁荣时期，但是对这种互动中的媒介——众多的亚欧内陆古国的历史地理、文化宗教的研究，却极为薄弱。因为有关这些古国的文献记载不多，相关研究只能是更多地依靠考古文物资料。杜先生捐赠的古代丝路钱币，就为大家的研究提供许多新的视角。

主持人：

上海博物馆是国内首家拥有比较完整体系、异域文物收藏的博物馆，这与杜先生的慷慨捐赠是密不可分的。

杜维善将丝路古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王樾（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中亚古代国家货币为模压打制，它们所强调的图案艺术能够准确地反映出当时王国的精神信仰，且铭文内容与国王名号互有关联，对研究中亚历史文化的作用极大，但以前在我国仅能见到量少类乱的零星出土，中国学者研究时往往只能引用国外同行的已有成果，无法更深一步。

杜先生于1991年开始，陆陆续续十余年向上博捐赠丝绸之路钱币。他所捐赠的金、银、铜币皆属上乘，图案和文字清晰、纤毫毕现，极其精美。其先后分八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丝绸之路古国钱币近3000枚，时代自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5世纪，计40余大类的西、中和南亚地区古代国家各朝代货币，比较完整地呈现出公元前后一千五百多年里，亚欧内陆地区的货币文化面貌。方寸间，集中体现着完全不同于中华文明的另一种文化艺术内涵。

杜先生还说过一句话：“收藏而不做研究，和仓库保管员有什么两样？”收藏品还是需要深入研究才有其意义。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