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古城　赫赫“大名”

（来源：邯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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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大名府故城复原沙盘。 河北日报记者 刘萍 摄

河北日报记者 刘萍 见习记者 崔玉洁

秋日，阳光透过薄雾洒在永济渠古河道的潺潺水面上。10月14日，“千年文脉·活力运河”大运河河北段文物保护利用成果媒体采风团抵达邯郸大名。这座历史上因运河而兴、亦因运河而湮，终又因运河重获新生的“北方重镇”，正以其独有的语言向我们诉说着千年蝶变。

回眸历史，运河始终牵动着大名的命运。隋炀帝开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自此“舟楫竞航，漕运不绝”。至唐代，永济渠上“粮漕船、商船、水师船多达3万艘”，魏州（今大名）作为运河中段枢纽，一跃成为“河北道”治所。诗人李白游历至此，曾以“淇水流碧玉，舟车日奔冲”的诗句，勾勒出盛唐时期运河与城市的交融图景。

走进大名府故城遗址博物馆，巨大的沙盘重现了北宋“北京”大名城的繁华盛景：街巷纵横，舟楫如织，永济渠畔商贾云集。这座面积达26平方公里的古城，始建于公元360年，却在公元1401年因漳河、卫河齐发的大洪水而深埋地下。

洪水虽使大名府湮没，却也将其以另一种方式封存。大名府故城考古工作项目负责人、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任雪岩介绍，近几年考古工作发现，故城城市布局呈现出“外城-内城-宫城”三重环套的“回”字形格局，形制与北宋东京城极为相似。

在考古遗址复原展示区，透明玻璃栈道之下，破碎的瓷片、清晰的建筑基址无声诉说着往昔。任雪岩补充道：“2018年重启考古工作后，我们明确了遗址‘回’字形三重城布局，不仅厘清了路网、河道遗迹，还确认宫城始建于北宋早期、内城建于中晚唐，为研究宋元城市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这些发现，不仅印证了文献记载，更揭示出大运河与这座古城血脉相连的命运轨迹——永济渠带来漕运鼎盛，而漳、卫河的泛滥，又让古城繁华被深深掩埋。

我们行至大名石刻博物馆，仿宋式建筑群守护着跨越千年的“石上史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达12.34米的五礼记碑，它巍然矗立，见证着时代的更迭。“此碑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是唐代何进韬的德政碑，北宋时改刻五礼新仪，又称五礼记碑，明末被洪水掩埋后又重见天日。它的命运几乎与大名府的兴衰历史相同。”本地讲解员赵家慧介绍。

而气势壮观的五礼记碑，仅仅是大名石刻宝库的一角，璀璨夺目的石刻艺术在这里大放异彩——

我国迄今出土墓志铭中最大唐代墓志铭何弘敬墓志铭，其铭文为研究唐代藩镇历史提供了珍贵资料；朱熹写经碑上的行书窠字体，展现着宋代书法的艺术成就；狄仁杰祠堂碑则铭记着一代名相的不朽功绩……他们串联起唐代藩镇历史、宋代理学思想与一代名臣风骨。这些冰冷的石头因镌刻了文字与情感，历经千年风雨仍在诉说着时代的波澜。

这些石刻不仅是艺术，更是运河文化的载体。“我们这里有很多本地志愿讲解员，大家希望把家乡的历史讲给更多人听。”赵家慧的话语中透着自豪，与当地许多青年志愿者一样，她希望让更多人从金石铭文中读懂家乡大名曾经的辉煌。

这份辉煌，既有金石为证，亦有城建为实。

为了预防大水灾，明代异地重建大名府城时，充分发挥了古老的御敌、营建和水利智慧，将其建成“龟背城”，即中间高、四边低，并挖了四个大坑，下雨或者水患时，能够充分导流，不会在城中留下积水。不仅城外护城河与运河和支漳河相通，且在四座城门之内各修有登城马道，一旦有战事或洪水，便于调集人们进行防御。

暮色渐浓，自大名府城北门“端智门”入城，我们仿佛完成了一次时空穿越。刚出炉的大名烧饼令人垂涎，赫赫有名的大名小磨香油飘出阵阵浓香；文创店与汉服体验馆中，年轻人络绎不绝。当地工作人员笑言：“来我们大名，除了吃住，景点都不要钱。”一句轻松的玩笑，背后是文化共享的胸怀与自信。

登临古城墙，夕阳余晖将青砖染上一片暖金。远处，护城河静静流淌；近处，游客在城墙上悠闲散步。这一刻，历史与现实完美交融——不远处的地下是沉睡千年的北宋故城，此处是生机盎然的现代生活；深埋的遗址见证着运河昔日的辉煌，热闹的市井烟火则续写着新时代的传奇。正如当地文史学者所言：“大名之魂，系于运河；运河之脉，延绵古今。”

如今，大名县正积极推进大运河展示利用，通过遗址保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文物修缮、博物馆建设等一系列工程，让深厚的历史文化在当代焕发新的活力。运河不息，文脉永续，这座被运河托起的千年古城，正在新时代的浪潮中，书写属于自己的崭新篇章。

（转自10月24日河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