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沙俄、苏联接力支持下，外蒙宣布独立，当地王公和喇嘛命运走向

到1930年前后，外蒙的老派权贵基本被清算完毕。

那句话的意思不是一句空话，是有血有泪的事实。大批王公丢了地、丢了钱，家里人被拆散，不少人被判处死刑或流放。寺庙被砸得不剩几间，僧人被逼脱下袈裟回到世间当平民，有影响力的大喇嘛还被关进监狱。曾经左右当地话语权的两股劲——王公和喇嘛——都被新上台的一套权力结构改掉了身份，想到当年掌柜的地位，最后被安排在边缘位置，成了形式上的“留影”。

把时间线往前拉，会更容易看清路怎么走的。1921年，苏俄军队一进外蒙，几乎在几个月内把整个地方把持住。他们一开始并不打算马上撕破脸，而是先留一点面子：保留部分喇嘛和王公的头衔，借着这些人安抚百姓，稳住局势。与此同时，在制度上动刀——通过法律收紧喇嘛的土地，把他们纳入征税体系，让宗教阶层的经济基础一点点被削薄。对王公则是分而治之：愿意配合的就被贴上“进步”的标签，不配合的就被定性为“反动”，慢慢把他们孤立。先用合作把人拖进来，后面再掐断他们的来源，这条路子走得很干脆。等到日子一稳，能合作的也被控制，不能合作的被肃清，到了30年代，这种清算几乎完成。

再往回看，1919年有件插曲：北洋政府派徐树铮带军队去收复外蒙，并在当地设立了行政公署。那次行动是想把外蒙拉回到北京的“轨道”上，至少在表面上恢复中央管理。但当时的中国，不像一台运转良好的机器。北洋政府内部军阀林立，外交上不够硬，也不愿意跟俄国正面冲突。有人事后说，如果不靠武力强行压一压，蒙古的那些王公可能不会那么快站到俄国那边去。这个事是有争议的，但可以确定的是，武力介入改变了很多人的选择。

再退一步，1915年的《中俄蒙协约》是个关键节点。表面上，北洋政府拿回了个“宗主权”的名头，但那只是个壳子，实际掌握权力的还是在地方和俄国的影响之中。俄国通过外交手段把能谈到的利益争取到手，中国看起来赢了点面子，但实际控制力并没有回到北京那儿。

要说俄国怎么一步步把势力渗透进来，并不是临时起意。19世纪后半叶起一系列条约，像1858年的《瑷珲条约》，以及后来的边界安排，给了俄国扩张的口子。以唐努乌梁海（也就是图瓦一带）为例，俄国人不仅派军，也大量移民、建据点。到1911年，那儿大约有五千个俄国移民，成立了约166个定居点。这些人有钱有资源，买地、和当地贵族拉关系，把当地权力结构慢慢绑在俄国的利益线上。对俄国来说，唐努乌梁海地广人稀、好办事，是划算的“买卖”。外蒙地盘更大，事儿更复杂，代价高，所以俄国采取的是“软渗透+扶持同路人”的策略。

1911年清朝垮台后，俄国动作更明显。对外蒙，他们主要供武器、给物资，背后鼓动一部分喇嘛往独立方向走。对唐努乌梁海，他们更直接些：给当地头人金钱和保护，像贡布多尔济这类被拉拢的地方精英就成了俄国撑起来的骨干。1912年，那一带的几个旗在俄国保护下宣布独立，成立了乌梁海共和国。说白了，外边有人塞糖，内部有人伸手，结果自然不同。

外蒙内部本就不是铁板一块。王公和喇嘛长期分着权利和资源：王公管行政和部分经济，喇嘛靠宗教体系积累了大片土地和供养。清朝时期，这两股势力被维持在一种微妙的平衡里。清朝一倒，俄国伸手进来，喇嘛看到借宗教凝聚群众的机会，想把政权往自己那边带；王公们则更倾向于维持旧有关系，不想完全切断和内地的联系。俄国人正好看中这点：把能拉的拉过来，不好拉的就孤立、打击。结果是本来就有裂痕的地方撕得更开了。

这套内外互相作用的逻辑在后来的局势里一直起作用。外部势力看到内部分歧，便有借机插手的机会；有了外人进来，内部矛盾又被外界力量放大。像外蒙这样的例子，并非孤立无援，背后是大国博弈和地方利益的复杂纠缠。用现代眼光看，就是内部分歧像一道门缝，外面的人一钻进来，就很难再把门合上。

细看那段时期的几个关键节点，会更清楚每一步如何影响下一步：俄国的移民和结盟，1911年局势的突变，1912年乌梁海的成立，1915年中方的名义受让，1917年俄国内部革命导致外蒙失去旧日靠山，1919年北洋的短暂收复，接着徐树铮的行政公署，再到1921年苏俄的全面介入，最后是30年代的大规模改造和清算。每一步都有细节：立法调整宗教土地、征税、以“进步”或“反动”标签来分化地方精英、直接驱逐或流放反对者、拆寺庙让僧侣还俗。这些操作看起来像是制度层面的调整，实际上是对社会基础的一次次重构。

把这些历史片段连成线，能看到一种反复出现的做法：先用合作或金钱拉拢一部分人，先把局势稳定下来，再用法令、征税、政治运动一步步缩小对方的生存空间，最后用清算让旧的权力体系彻底失去根基。外蒙经历的，就是这样一场从拉拢到削权再到清算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