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军重要的领导人，后来去了朝鲜，成为朝鲜第二号人物

如果你看看崔庸健的履历，也许会觉得，这个人一生像是在两条河流间划船：一边是他口音未改的朝鲜旧土，一边是兵荒马乱中的中国。早年，他不过是龙川郡一个普通男孩，不是什么英雄苗子，眼界很窄，最多也只是听大人絮叨东边日本兵在村口惹事，西头苏联人又打了一仗，搞得整个朝鲜人心惶惶——像是今天的小城男孩，大人一边唠着新闻里的国际摩擦，一边还得素手抢米下锅。

1900年出生那几年，龙川郡里已经没人真把明天等得安稳。小崔庸健常见到的“世界”就是街头巷尾的日籍巡查和不时被教训的邻家姐姐。日本的管束已经从教室、商铺伸到每家人的炕头，崔家也好不到哪儿去。他的母亲多年后曾私下跟人说过，“庸健小时候，常问日本人为什么不搬家”。只不过，孩子的疑问谁也答不上来。日子就是一天天在压榨和小动作中溜走。

他的爱国心，其实并不是书本写的那种“豪情壮志”。一开始，崔庸健更像是被生活逼到墙角。青年时代，他念书很用心，可是每次看到日本老师大声训斥，推行什么新教材，他就心里过不去。有一回课间，被老师纠正韩语发音，“要讲标准的日本话”——小崔回家哭了一整天。据说那时他喜欢翻墙跑出去，有同学拉着他喊“要反抗！”他也猛点头，结果，两人都进了拘留所。没坐多久牢，可是那一阵牢饭——冷馒头、咸咸的水——让他一直记着：光嘴上反抗不顶事，必须学点硬本事。

出狱后，不愿再在“黑暗里摸索”。他决定脱家出走，去中国碰碰运气。说是“远走中国”，其实路有多难，没人清楚。同行的几个伙伴硬是绕过好几处日军岗哨，途中还偷换护照、剃头易容。有个叫李正义的小伙，差点在中途因病倒下，最后被留下照顾，崔庸健边学边想：“这世道，比教科书难多了。”

到了上海，以为能安身，哪知道这里也是一锅粥。街头巡捕房和日本密探合伙查朝鲜青年，每天都能听到谁谁又被抓走。崔庸健在城南租的小屋，头三天就被人跟踪，第四天就进了监狱。据后来一个老同学回忆，那次一群人关了一周，出狱时头发都白了几根。上海混不下去，一路又辗转跑到云南。云南讲武堂，这个地方是条救命绳索，说出来你可能不信——那时候讲武堂不光收中国学生，连朝鲜、小俄、越南等地都能碰到几个异乡人。

在讲武堂，他变了个人。这里的课很紧凑，每天要练兵、读政治，还要背一堆理论。崔庸健最喜欢打靶，练枪法，早起第一批下操场。那两年，他不光学会了怎么排兵布阵，还认识了一些后来名声在外的人物，像叶剑英，那时候叶师傅还一脸书生气。有一天，两人连夜讨论如何把朝鲜人的抗日理想变成真正的武装力量，崔庸健突然问：“你们中国人怎么都那么能吃苦？”叶剑英一笑：“我们也是被逼出来的。”

中国的革命氛围，像是让他换了个脑袋。接触马克思主义后，崔庸健心里嘀咕：“要是能把朝鲜也卷进来，或许就真的有盼头了。”讲武堂毕业后，各路军阀抢着要，连孙中山都打过招呼。黄埔军校刚筹办时他被看中，摇身一变成了教官。这段时间，他不仅研究战术，还跟几位朝鲜同乡筹谋怎么把中国人的经验复制到朝鲜去。

历史总是绕着圈子走。北伐那段时间，他参与讨伐旧势力，带兵南下。跟着国共队伍，几次险些出大事。那一年，广州起义失败，部队里的不少伙伴丧命，他自己差点没能离开，最后转到东北。这期间，中国党组织缺人，崔庸健硬是咬牙撑下去，成了东北最早的一批党员。后来，他在牡丹江组织地下活动。当时租住的小屋门口，天天有金姓邻居帮忙望风，东北风雪大，有时街上全是日本宪兵，崔庸健便假扮商贩游走，深夜才敢召集工人谈事。

抗日战争一炸开锅，他直接进了东北民主联军。捎带说一句，那会儿他与金日成首次见面不太顺利，两个朝鲜人都觉得对方“不够干脆”。但打几次联合仗后，两人默契起来。金日成其实也是被逼走中国这条路的。小时候跟着父亲跑到吉林，在乡下一边种田一边搞地下报纸。后来金日成父亲去世，家里揭不开锅，金日成自身又摊上好几次牢狱，两个人越混越坚强。

到了40年代，金日成在苏联那边搞了一个“教导大队”，成天练兵，揣摩怎么组建真正的朝鲜武装。崔庸健在东北联军第二路担任总参谋长，天天和金日成分享作战心得。夜里商量怎么切断日军粮道，白天带队巡山侦查。有德国人留下的旧望远镜，他用得很顺手。这段磨合，其实也为朝鲜后来武装反抗打下了底子。

抗战一结束，崔庸健就跟着金日成回到朝鲜。金日成当时已经坐进了新主席的办公室，可是对老友没“摆架子”。崔庸健刚进平壤，被安排住在国防部招待所。那头金日成亲自提了一篮鸡蛋，说是当年在中国东北捡到的好物，现在让兄弟尝尝。朝鲜这头权力新局，有一半的班底曾在中国混过风雨，崔庸健就是佼佼者。

朝鲜战争爆发后，崔庸健带队拼杀，有一年冬天，美军压境，他硬是在大雪封路的山岭里守了两夜三天，最后发动反击，军队损失却比预期低得多。金日成当时感慨：这伙计是“真材实料”。打完仗，军衔上升，位子越来越高，到后来副主席，元帅都坐过。可是朝鲜这地方，位置虽高，却要时刻提防身边各种利益暗流。

岔开说下武亭。他也是一路苦孩子出身，从小挨日本人欺负。武亭过江入东北，跟着金日成、崔庸健，天天熬仗打拼。在中国呆了不少年，最后成了红三军团的炮兵专家。一次跟彭德怀挖掘炮兵阵地，全团竟然只有他和彭总会摆弄大炮，那幕让不少人至今津津乐道。

1941年，武亭还在中国组织起朝鲜抗日同盟，专治日军的夜袭队。有次夜里和日本士兵遭遇，身边只剩半箱炮弹，武亭硬是靠精确计算，将一组炮弹打成了“万箭齐发”，把对方吓得落荒而逃。后来解放胜利，武亭带着妹妹和族人回到朝鲜。可是政治本事太差，终究得不到重用。彭德怀心疼，几度把他接到中国养病，晚年才回乡。

崔庸健这些英雄，回国后，没少挂念中国老友。有次出访北京，兴致上来了，不顾随行干部反对，亲自找到叶剑英，俩人喝了两碗老米酒。朝鲜这边高层明争暗斗，崔庸健其实早已明白，风头能出，位置却不易守。武亭躺在病床上，最后一口气还念叨：“不知道我们的仗，有没有彻底给下一代换个乾坤？”

故事翻到这里，其实还是想问一句：像崔庸健、武亭这类人在民族最泥泞的路口，是不是在一场场战火与泥尘之间，硬生生走出了自家命运？也许他们没能给后人留下太多话语权，但谁都记得，他们当年在中国东北的小屋门口，雪夜不曾熄灯——到底人与国家，是不是总得先学会抗争，才能有第二天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