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古典名著，被印度扭曲成自我标榜的道具

印度部分教科书将佛教东传描述为“印度文化对亚洲的征服”，这就很有意思了！

在我们心中被视为文学经典的《西游记》，放在印度教科书中却被工具化为佐证“印度文化优越性”的案例。

唐僧师徒历经磨难前往天竺（今印度）的故事，被解读为对印度佛法的虔诚追寻，并强化了“印度是老师，中国是学生”的刻板印象。
实际上，玄奘不仅带回佛经，还通过《大唐西域记》保存了印度已失传的历史文献，助力后世学者复原古印度文明。

有意思的是，这一核心贡献在印度教材中几乎未被提及——等于是被刻意忽略掉了。

很明显，这是一种极为功利的单向传播视角。印度教材将佛教从印度向中国等亚洲地区的传播过程简化为一种“文化输出”甚至“征服”，强调其作为起源地的绝对主导地位。

比如玄奘西行取经的历史被刻意淡化为中国主动学习的“朝圣”行为，而非双向文化交流的结果。

这种表述忽略了佛教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形成的禅宗等独特流派，以及与中国文化融合后产生的新形态。

是什么的心理动机让印度做出这样的解读和宣传呢？当然是殖民史留下的遗产与自身身份认同的焦虑！

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东方主义”视角深刻影响了印度的知识体系构建。1947年印度独立后，为塑造国家凝聚力，印度精英阶层倾向于夸大自身古代文明的成就，将宗教、哲学等领域的影响力视为“软实力”的象征。

佛教，作为印度地区本土诞生的世界性宗教，自然成为彰显文化霸权的重要符号——这种叙事策略，目标只有一个：旨在通过历史辉煌弥补现代国家的相对弱势地位。

因为现实生活中，印度有自己的困境，需要进行自我补偿！

当今的印度，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工业甚至军工等领域，已经被我们全面超越，GDP总量仅为我们的五分之一左右，而且60多年前的1962年还让印度吃了苦头，怎么办？必须进行自我心理补偿。

于是，印度的教育体系仍然固守对历史文化的浪漫化想象，以教科书为载体，通过强调古代印度对周边地区的“文化辐射”，试图维持某种虚拟的心理优势，缓解现实中的发展落差带来的焦虑感。

这种现象在印度的学术界也很常见，甚至早就与政治目的、地缘战略进行了结合！

一些印度学者在研究中特别喜欢以“印度中心论”框架分析佛教传播史，将东亚地区的接受行为定义为被动受容的过程。

他们刻意突出中国古代僧人赴印求法的细节，却回避佛教在中国适应本土社会制度、语言习惯后的创新性转化，这种学术取向与官方意识形态形成合谋，共同塑造了扭曲的历史认知。

可这些印度学者不愿意提及的、最具讽刺意味的一件事是：当今印度本土已几乎不见佛教信徒踪迹，主流信仰转向印度教。

而教科书中仍然在宣扬佛教的“文化征服力”，暴露出历史书写与现实社会的脱节。类似的矛盾也存在于其他领域，比如所谓阿拉伯数字的起源权、瑜伽发源地等标签，并未转化为实际的文化话语权或经济利益。

老实说，这种封闭性、片面性的阐释，不仅不会让印度在现实世界中获得进步，反而容易加剧与邻国的文化误解和历史冲突，阻碍跨文明对话的可能性。

不仅违背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本质规律，也制约了印度以更开放心态参与全球化进程的能力。

当然，也许印度不会改正，因为他们认为作用很大——其实，唯一的作用只剩下充当印度政客利用和鼓动民族主义与宗教主义的工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