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直到牺牲都不知，她视若己出的继女阿菊，竟然是个国民党特务

1950 年 6 月 10 日大清早，台北马场町，天刚有点亮，三枪 “砰砰砰” 响起来，打破了安静。朱枫被反绑着双手，穿一身灰蓝便衣，中枪后直直倒在地上，抽了两下就不动了。从头到尾没三分钟，没一个围观的人，连让她最后说句话的机会都没有。她的死讯，还是三个月后一封寄到上海的短信，才让家里人知道 ——“骨灰已火化，如家属来认领，请与军法局联系”。可到最后，朱枫的骨灰成了编号 “贰零伍柒号” 的无主骨灰，按规矩被 “例行处理”，连点影子都没剩下。

朱枫这一辈子，几乎都在为革命的事忙活。她生在浙江镇海一个还算宽裕的家庭，原名叫朱贻荫，十几岁就进了上海中西女中读书，本来能当个体面的大小姐，偏偏一头扎进反帝爱国的队伍里，早早加入了左翼文化阵营。30 年代，她在上海和广州之间来回跑，一手操办进步刊物的出版。那些印着革命思想的报纸、杂志，在当时就像黑夜里的小火苗，悄悄给不少人心里点亮了希望。也是在这时候，她认识了好多党的地下工作者，这些人后来成了她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

抗战一爆发，朱枫彻底丢了安稳日子，一头扎进地下工作。专门负责地下联络和物资输送。那时候到处打仗，乱得很，前线缺的药品、粮食，还有武器零件，只要是急需的，她都想办法往过送。有时候扮成走街串巷卖东西的小贩，有时候装成去探亲的家属，好几次遇到国民党特务盘查，都靠着脑子灵、嘴会说，混了过去。时间长了，她摸透了各个交通线的门道，慢慢在手里攒起了一套初步的情报系统，成了地下工作里少不得的 “老手”。

有一回，前线急缺一批消炎药，当时药品管控严得很，根本没法通过正规渠道运。朱枫听说后，找朋友弄来几个装化妆品的盒子，把消炎药拆成小份，藏在粉饼、胭脂底下，又换上一身时髦的旗袍，装作去前线慰问士兵家属的样子，跟着一队家属混过了关卡。等把药品安全送到地下联络点时，她旗袍上沾了不少泥，脸上还带着赶路的疲惫，却笑着说：“这点苦算啥，前线战士才辛苦。”

到了解放战争后期，局势更紧张了，组织把朱枫派到香港，让她协助整理华南地区的交通联络网。这活儿看着是 “整理”，其实凶险得很 —— 要把散在各处的联络点串起来，还要一个个确认联络员的身份，只要出一点错，整个联络网都可能暴露。朱枫没犯怵，拿着 “做丝绸生意” 的假身份，在香港的商行、码头之间来回转，把一个个看似不相关的地址、暗号记在心里，晚上再悄悄整理成密报，通过秘密渠道传回去。也是在这时候，她开始频繁往台湾跑，执行秘密任务。那时候台湾的国民党特务盯得紧，街上到处是查身份的，可她每次都靠着细致和谨慎，平安完成任务回来。

1949 年秋，组织又一次派她赴台，这次她的身份是交通要员，专门负责和华东局的接应联络。

她以做丝绸生意为掩护，居住在台北市郊的一个两层小楼里，身边只有继女阿菊相伴。 阿菊，这个朱枫视如己出的继女，从十三岁起就与朱枫生活在一起。朱枫带她上街、跑码头、进药房、寄信封，阿菊也帮着朱枫抄送口令、背诵地址、记忆联系人面貌。在朱枫眼中，阿菊是她在台湾最亲近、最依赖的人。她们生活节俭，朱枫每日固定时间外出，阿菊则负责采买、料理饮食。

朱枫在台湾的工作紧张而危险，她不断地与尚未撤离的交通员密切联系，传递着重要的情报。但随着形势的日益严峻，她逐渐感觉到了危险的逼近。街头尾随者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她开始变得警惕，甚至在巷口徘徊十五分钟后才敢回家。

1950年2月8日，朱枫未按约定出现在永乐市场，与交通员的联系中断。同日夜里，台北警务机关突查数处民宅，朱枫不幸被捕。她被秘密押往军法局所属看守处关押，身份列为“极度机密嫌疑对象”。在没有审判记录、没有辩护律师的情况下，她接到了那份简短的处决令：“共谍主犯朱谌之，罪证确凿，依法正法。”

几十年后，朱枫的亲生女儿朱晓枫想找回母亲的骨灰，托人找到了阿菊。那时候阿菊已经 85 岁，改了名字，住在疗养院，一听到 “朱谌之（朱枫原名）” 就变了脸色，硬邦邦地说：“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没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 提起认亲，她也拒绝，说 “怕影响女儿前程”。

直到 2010 年，有人在台北的无主骨灰区发现了编号 77、写着 “朱湛文” 的骨灰罐 ——“湛文” 是 “谌之” 的笔误。这年 12 月 9 日，朱枫的骨灰终于回到了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