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国籍未成年人香港受养人申请破局之路：从政策困境到专业化解

原标题：石慧：双重国籍未成年人香港受养人申请破局之路：从政策困境到专业化解

在香港受养人移民申请实务中，涉及多国籍、身份认定冲突的未成年人案例往往因政策交叉性强、审批标准严苛而成为“硬骨头”。近期，笔者成功办结一宗兼具双重国籍争议、内地与香港政策衔接障碍的未成年人香港受养人申请案，不仅为当事人破解了“左右为难”的身份困局，更在实务层面为同类复杂案件的处理提供了可参考的路径。本文将从案件背景、核心难点、破局策略三方面，拆解专业服务如何在政策框架内实现突破。

一、案件背景：多重身份叠加下的申请困局

本案当事人A女士为中国籍，已通过香港投资者入境计划投资满7年，获得“香港无条件限制逗留签证”并定居香港；其7岁子女小A的身份情况具有典型复杂性：

1. 国籍双重性：小A在美国出生即获美国国籍，疫情期间返回中国居住，经国籍认定取得中国籍，持有中国港澳通行证；根据美国《移民和国籍法》，16岁以下未成年人不具备主动放弃美国国籍的“成熟度与知情意图”，父母亦无权代为放弃，导致小A在取得中国籍后，客观上形成“中美双重国籍状态”。

2. 申请需求迫切性：2024年A女士离婚后定居香港，作为小A的监护人，需为其申请香港合法身份以保障正常入学与生活，但首次申请即遇政策“壁垒”——根据香港入境事务处规定，“香港无条件限制逗留人士的受养人，不适用于中国内地护照持有人”，仅两类人群可申请：一是居于海外且拥有海外永久居留权的中国护照持有人，二是外籍人士。A女士的首次申请尝试陷入“两难”：若以小A的美国籍申请，香港入境事务处以其“持有中国港澳通行证、具备中国籍”为由拒绝；若按中国内地居民身份申请，又因“无条件限制逗留人士的受养人不涵盖内地居民”而不符合条件。2025年，在多方咨询无果后，A女士委托本团队寻求解决方案。

二、核心难点：政策衔接障碍与身份认定冲突

接手案件后，团队通过梳理内地与香港的移民政策、国籍法规，明确本案的三大“死结”，也是同类案件的典型痛点：

（一）香港受养人申请的身份适配难题

香港入境事务处对“无条件限制逗留人士受养人”的身份要求具有明确排他性：小A虽持美国护照（外籍身份），但因同时持有中国港澳通行证（证明中国籍），被认定为“内地居民”，无法适用外籍人士申请通道；若按“内地居民”申请，A女士的“无条件限制逗留身份”不具备担保资格——仅香港永居人士或通过“人才计划/资本投资计划”在有效期内的人士，可担保内地亲属作为受养人，而A女士的投资者入境计划已过投资期，且未满足“连续7年通常居住在港”条件，无法转为香港永居，丧失了内地亲属的担保资格。

（二）内地单程证申请的资格缺失

内地居民未成年人赴港定居的另一核心路径是“单程证”（子女投靠在港父母），但该路径同样对申请人父母的身份有严格要求：需父母已获香港永居身份。而A女士仅持“无条件限制逗留签证”，未达永居标准，经团队与小A户籍地出入境部门多次沟通，确认“单程证申请不予受理”。

（三）双重国籍与海外永居的证明困境

团队初步梳理出两条潜在破局路径，但均面临现实障碍：

1. 路径一：以“中国护照持有人+海外永居”申请——需小A满足“居于海外且拥有海外永久居留权”，A女士遂选择成本低、周期短的X国永居项目，但香港入境事务处在审批中提出质疑——小A实际居住在内地，未“居于海外”，且永居身份的真实性与关联性需进一步举证，双重国籍问题仍未规避；

2. 路径二：注销中国籍后以美籍申请——虽可彻底解决身份冲突，但小A户籍地为内地中小城市，此前无任何注销中国籍的案例，当地户籍部门对流程、材料无成熟操作经验，且内地注销国籍需同步注销户口、身份证等证件，后续是否影响小A的生活衔接存在不确定性。

三、破局策略：专业经验与政策博弈的双重突破

针对上述难点，团队以“厘清身份边界、夯实材料依据、推动政策适配”为核心思路，分三步实现突破：

（一）路径抉择：基于风险评估的最优方案确定

通过对比两条潜在路径的可行性，团队明确：路径一（海外永居）存在“居住事实不符”“双重国籍未解决”两大审批风险，且X国永居的关联性易被质疑；路径二（注销中国籍）虽面临地方操作空白，但可从根本上解决身份冲突，符合香港入境事务处对“外籍人士”的身份要求。经与A女士充分沟通风险后，最终确定以“注销小A中国籍”为核心方案。

（二）地方突破：无先例情况下的流程搭建

由于小A户籍地无注销中国籍的案例，团队结合其他城市的实务经验，为A女士提供“全流程指导”：

1. 协助准备注销申请材料（包括小A的美国护照、国籍认定文件、A女士的香港居留证明、监护权证明等）；

2. 与当地户籍部门多次沟通，解释美国国籍法关于“未成年人无法弃籍”的规定，以及注销中国籍的必要性，明确材料清单与审批逻辑；

3. 最终推动当地户籍部门完成首例中国籍注销，为小A出具“户口注销证明”，作为国籍注销的核心凭证。

（三）政策博弈：基于实务惯例的据理力争

在向香港入境事务处递交材料时，新的问题出现：入境事务处认为“户口注销证明不足以证明国籍注销”，要求提供注明“注销国籍”的官方文件。对此，团队从“内地政策惯例”与“人权保障”两个维度展开沟通：

1. 政策层面：明确内地注销国籍为“小众业务”，无统一文件格式，实务中以“户口注销证明”作为国籍注销的凭证具有适用性，且小A的中国身份证、港澳通行证已同步失效，系统内已完成国籍注销备案；

2.人权层面：强调小A已达入学年龄，若因证明形式问题延误审批，将严重影响其受教育权与生存权，符合香港法律对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的原则。

最终，凭借扎实的材料依据、对两地政策的精准理解，香港入境事务处在现场沟通当日即通过小A的受养人申请审批。从委托到办结，仅用5个月时间，成功破解多重政策困局。

四、案例启示：复杂移民案件的专业服务核心

本案的办结，不仅为双重国籍未成年人申请香港受养人提供了实务参考，更凸显了专业服务在复杂移民案件中的核心价值：

1. 政策穿透能力：需同时掌握香港入境政策、美国国籍法、中国国籍法及内地出入境规定，精准识别政策交叉点与冲突点；

2. 实务创新能力：在无先例的地方操作中，能基于同类经验搭建流程，推动行政部门突破惯例；

3. 沟通博弈能力：面对审批部门的质疑，需结合政策惯例与个案特殊性，以“事实+法律+人权”为支撑，实现有效沟通；

4. 风险把控能力：在方案设计阶段即充分揭示风险，与当事人达成共识，避免后续争议。

在跨境移民需求日益复杂的当下，专业服务不仅是“按流程办事”，更是在政策框架内，通过对细节的把控、对规则的理解、对权益的坚守，为当事人开辟合规路径——这也是本案从“困局”到“破局”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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