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与自知：杜拉斯如何定义女性成长

《情人》这部文学名作，对于普通女性的成长，提供了什么样的借鉴意义和教训。首先一点，我要强调的是，在与情人的这段关系里，作为女主人公的“我”始终保持了非同寻常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初遇情人的那天，杜拉斯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感触，为读者描写了一个贫穷，早熟，但富于女性魅力的少女：“我”穿着一件开领很低的茶褐色真丝连衫裙，很旧，磨损得都快透明了，一双镶金条带的高跟鞋，涂了暗红色的口红。更特别的是，“我”还戴了“一顶平檐男帽，是玫瑰木色的，有黑色宽饰带的呢帽。”这件精心选择的饰品背后，暗含的意思是，“我”，虽然才十五岁半，却看透了那个时代女性群体的性格和命运，在作品里，杜拉斯让女主人公“我”代自己发声，对当时女性的依附地位和意识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和批判。

波伏娃在《第二性》里说：“爱情”这个词对男人和对女人来说意义不尽相同，彼此之间常有严重的误解。英国诗人拜伦认为，爱情不过是男人生活中的一项活动，对女人来说却是她全部的人生。尼采也说：“男性在自己的生命深处依然是拥有主权的主体；他爱的女人不过是他追求的各种价值中的一种……相反的，对女人来说，爱情是彻底的弃绝自我，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人。”在传统的男权话语中，女性一向是被凝视被物化的客体，在爱情关系里也必然处在“从属者”和“对象”的位置上。确实，在长久以来的文学经典里，尤其是爱情主题作品中，女性角色虽然重要，但本质上她们的使命是“打辅助”，成为男主角身边的妻子，情人，甚至包容的母亲，等等。这反映的其实是传统社会的期望，对女性自身意愿和欲望的压制与忽视。

在《情人》里，杜拉斯对传统的爱情关系做了反转。这个邂逅情人的年轻女孩并非年少无知，而是很早就有了清晰的女性主体意识。在跟中国情人的关系里，她甚至不是一个被诱惑，被动卷入的角色。反过来，作为男主角的中国情人，虽然开着崭新的豪华轿车 ，“衣着是欧洲式的，有一幢带蓝瓷栏杆的河岸大宅，但他是胆怯的，“我”反而是主动的，她主动要求跟情人发生亲密接触，因为“我要”、“我想”：用杜拉斯在小说中的原话，就是：“从一开始，她就知道这里面总有着什么，就像这样，总有什么事发生了，也就是说，他已经落到她的掌握之中。如果机遇相同，不是他，换一个人，他的命运同样也要落到她的手中。”

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这个故事只有女主角，没有男主角。“我”好像早就准备好了自己的爱情脚本，只等着一个合适的男配出现。“我”不仅是主导的，而且情绪稳定，反观富有的中国情人，却深陷绝望的爱情里，常常哭泣，对女孩的爱也要多得多，这种设置，正好是传统爱情文艺作品的反面。甚至为了突出这种反转，在杜拉斯笔下，二十七岁的中国情人“身体是瘦瘦的，绵软无力，没有肌肉，或许他有病初愈，正在调养中，他没有胡髭，缺乏男性的刚劲。”

于是，在这种颠覆传统叙事主客体关系的故事里，“情人”不再是头等重要的，“我”的体验、“我”的感知和“我是谁”才是最核心的。显然，“我”跟情人在一起，更多是出于“好奇”和“欲望”而非单纯的爱。“我”甚至很坦诚，用小说原文中的话表述，就是：“我说我想要他，他的钱我也想要。” “情人”不是主角而是一个“工具”，是“我”用来认识自我的工具，而通过回忆，杜拉斯重构了“自我”与“爱情”，赋予了它们新的内涵。在这个意义上，“我”和情人的关系就不是以传统爱情为主导的情感模式，而是一种女性的独特成长体验。

另外，在杜拉斯笔下，“我”虽然只有十五岁半，但对爱情不再抱着热烈而单纯的幻想，好像一生下来就有一颗苍老的灵魂，当然，这也是老年“我”在回忆中增加了思辨性审视目光的缘故。小说开篇就是对“自我”形象的回想:“这个形象，我是时常想到的，这个形象，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这个形象，我却从来不曾说起。它就在那里，在无声无息之中，永远使人为之惊叹。在所有的形象之中，只有它让我感到自悦自喜，只有在它那里，我才认识自己，感到心醉神迷。”

这段文字饱含了自恋的情绪。一般来说，“自恋”这个词偏贬义，但经过现代心理学洗礼的我们知道，自恋这个概念本身是中性的，是“我喜欢我自己”。我们都应该喜欢自己，如果自己都不喜欢自己，接纳自己，怎么可能会有“自我”呢？这其实是人自我意识的独立，跟心理学意义上的“自恋障碍”（NPD）不同。一般而言，很多人爱自己，也更愿意遵守社会既定的规则，能在自我与社会之间保持某种平衡，自我意识很强，能战胜社会集体意志的人，就往往被指责为“自恋”。对男权文化中被长期打压的女性而言，“自恋”更是稀缺的人格。

现代心理学认为，自恋也分健康自恋和过度自恋，前者的核心是对自我价值的正确评判，赋予我们爱人和被爱的能力。这种特质对于我们必不可少，能够为我们带来自尊心，自豪感，抱负，创造力以及韧性。杜拉斯就充满自信地将女性的生活、经历，乃至身体和欲望，这些以往被消失在茫茫黑夜中的性别体验，通过小说一一呈现出来。美国心理学家马尔金在《失控的自尊》里有这样一段话，健康的自恋，能让人自由追随自己的梦想，他们的激情由更坚固的东西组成，那就是对自己远大的梦想，以及对生活渴望的坚守。

当然，健康的自恋也不会妨碍我们爱别人的能力，反而会有激发的作用。法国哲学家拉康就有一种理论，一个人去爱另一个人，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让另一个人承认自己。爱从根本上是自爱，自恋的，因为爱的真正幸福是来自通过感受爱，确认对方对自己的承认。在小说《情人》中，始终洋溢着这种饱满的自我意识，也是杜拉斯本人和她的小说极其迷人的地方。有意思的是，杜拉斯和波伏娃是同时代人，都在巴黎左翼知识圈，住处也相隔不远，二人却并无交集。波伏娃是公认的女性主义理论先驱，擅长沉思偏理性，杜拉斯则充满热情的冲动，偏感性，她虽不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但确实以写作和实际行动践行了女性的主体性。

通过小说《情人》，作者杜拉斯回望自己生活过的三十年代的西贡，逐渐让自己的过去浮出水面，揭示那“不可挽回的过去、逝去的年华”，并得以重新审视她自己和她的情人，还有她的家庭。在《情人》中，主人公“我”身处的母女关系距离理想的亲密代际关系距离很远，母亲是个寡妇，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在太平洋海边租下一片盐碱地，这片很难带来经济收益的荒地，凸显了生活的艰辛。在《情人》故事发生的时候，母亲依然没有放弃，时常带着孩子去海堤观望。有几个月几年的时间。“母亲每天都挣扎在灰心失望之中。有些时候，这种绝望的心情连绵不断，有些时候，随着黑夜到来，这种绝望心情方才消失。”

比失败更可怕的是人心的幽暗和疯狂。母亲溺爱败家而任性的大儿子，忽略了小儿子和身为女儿的主人公，这种疏离和冷漠深深地伤害了“我”，她心疼被侮辱的小哥哥，甚至盼着大哥哥死去，认为母亲卑鄙而无能。在小说中，杜拉斯通过“我”的口吻：这样描述自己的家庭：“从来不讲什么你好，晚安，拜年。从来不说一声谢谢。从来不说话。从来不感到需要说话。就那么待在那里，离人远远的，一句话不说。这个家庭就是一块顽石，凝结得又厚又硬，不可接近。我们没有一天不你杀我杀的，天天都在杀人。我们不仅互不通话，而且彼此谁也不看谁。”

在一次访谈中，杜拉斯坦率地说：“家庭关系中总有令人厌恶的地方。在我们家，它是公开的。就像是一条生物界的法则。如果一个家庭中的关系是好的、友善的、令人愉快的，那么它的自然生态就经过了人为的扭曲。家庭首要的天性是一种可怕的动物本能。人们不是注定在一起生活的。家庭是由共享食物和驯养行为联系起来的一段共同生活的状态。”这话听起来很离经叛道，毕竟亲情总是被归为人类最珍贵的自然情感，杜拉斯和《情人》这本书却要对家庭，对亲情进行“祛魅”，撕开温情的面纱，强迫我们直视人性的幽暗。这未尝不是一种诚实，对自己诚实，才是自我成长的起点。

在灰蒙蒙的殖民地热带的骄阳下，在令人绝望的家庭氛围中，女主人公“我”就这样度过了童年和青春期，直到遇到中国情人。多年后，杜拉斯本人已经70岁，才有勇气写下这本带有鲜明回忆性质的小说。血缘亲情是个体生命之河的源头，也是我们构建自我主体性的必经之路。实际上，写作本身就是一种疗治，在回忆中尽力梳理自己跟亲人的关系，学会尊重事物本身以及他人的本来面貌，这本身就意味着成长。

另外，我要强调的是，《情人》表面上是一部以禁忌之恋为主题的爱情小说，但实际上，杜拉斯还通过这部作品，对母女关系进行了一番审视与批判。从某种意义上说，母女关系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难解的关系，波伏娃曾感叹，母女既因为血脉相连而彼此相爱，又因为同性相斥而相互视若仇寇。这样错综复杂的母女关系，势必对女性的自我认知与生命体验产生深刻影响。写“那不勒斯四部曲”的意大利著名女作家费兰特，曾出版过一本书，叫《暗处的女儿》， 并轰动一时。这是因为，她在书中，塑造了一个自私，冷漠，反常的母亲，因而违反了社会文化中“最不可触碰的禁忌”。毕竟，在维系社会的道德共识中，母亲的角色一向被神圣化了，我们相信母爱无私、“为母则刚”，母爱似乎是一种天性。但实际上，母亲本身只是一种职能与角色，许多母亲由于心理缺陷与精神问题，把自己所遭受的伤害传承给了自己的孩子，甚至并不自知。对于女儿来说，这种伤害的后果更加严重，因为母女关系“是女性构建外界关系的起源”，这种关系对女性的影响不仅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弱，还会映射到女性今后的人生中。

让我们回到《情人》，小说中，身为女儿的“我”对母亲的感情同样极其复杂，她一方面知道母亲是爱自己的，但另一方面，母亲也在对自己的生活做出严苛的操控，进行着情感上的压榨与勒索。母亲一心想要女儿考数学教师资格证书，认为这是养家糊口的体面职业，至于女儿想要从事的写作，她嗤之以鼻。现实中的女儿回到巴黎读书，初始受母亲的影响读了法律，最后还是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写作。“母女关系”不仅受到母亲能力的影响，也与女儿自身的能力息息相关，在理解母亲以及自己与母亲关系的过程中，善于思考和省察的女儿会更加接受自己，而不是屈服于母亲的意志或者一味怨恨母亲。

从性别的角度看，男性的自我成长是从通过“弑父”来实现的，他们一出生就被赋予了社会角色。相比之下，女性的自我成长则要经过家庭关系、亲密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多重关卡，每一道关卡既充满诱惑同时也是陷阱：来吧，只要你放弃独立思考成为“客体”，这就是你的家，你是被爱的，在这里很安全。自由则意味着跟母体的分离，开始冒险和自我担责，事实上，真正的自我也正是从这里起步的。因此，如何在关系里成为独立的个体，不被关系淹没，保持自我的价值感，就相当重要了。

在杜拉斯笔下，“我”这个在家庭成长中的受难者，一方面深受不幸母亲的裹挟，一方面也能分离出一个超脱的自我，全方位地审视辨析周围的一切。这个能够抽离当时语境的超脱自我，就是“我”能够挣脱原生家庭捆绑的关键点。现代心理学有一个倾向，就是回到童年看见那个原本被压抑被忽视的小小的“我”，这个“我”通常会被形容为自己内心的那个“小孩”，当然这是精神分析学的精彩发现。但回溯并不必然通向疗愈，也可能导向自我的封闭，很难走出童年。

那么，到底哪些因素决定了我们的“自我”呢？其中原生家庭的因素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是个体是对待原生家庭的态度。如果承认存在自由意志，那么人生面貌的决定权还是在自己手里。在《情人》这本小说里，多年以后的“我”，依然保持着这种审视的姿态，通过写作重现自己早年经历过的不幸、爱情、欲望和死亡，坚持不懈地在经验的废墟上重建自我。《情人》这本书，就是老年杜拉斯“把往日的故事从忘却中重新拉出”的尝试，不仅仅写了爱情，更是她与过去建立关联跟生命实现和解的过程。而这独到而深刻的生命体验，属于她个人，也属于我们，属于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