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进士，明代马上就可授官，清代为何有漫长的候补期？

同样考中进士，明代几个月就能上任，清代却要等上十几年。

这不是个例，而是制度性差异。

一个王朝的选官速度，决定了它的生命力。

——《壹》——

从金榜题名到走马上任

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朱元璋做了一个决定，新科进士不能立刻授官，要先"观政"，什么叫观政？就是让这些读书人到各个衙门当实习生，看看朝廷怎么运作。

翰林院的叫庶吉士，六部的叫观政进士。

名字不同，本质一样，都是见习期，这个制度很务实，科举考的是四书五经，衙门里需要的是懂得如何办事的人。

朱元璋看得明白：光会写文章不行。

得知道怎么治理地方，怎么处理公文，怎么跟百姓打交道，但见习期不长，一般三到六个月，最多一年，期满考核，合格就授官。

一甲三人直接授予从六品或正七品。

二甲三甲的进士，根据成绩分配到各部门或地方任职，速度快得惊人，永乐二年，朱棣选了60个庶吉士进翰林院。

这些人在文渊阁读书三年，期满散馆。

成绩好的留翰林院当编修检讨，差一点的外放当知县，没有候补，没有排队，直接上岗，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

吏部尚书孙丕扬推行了一项改革：掣签授官。

就是抽签分配职位，为什么要抽签？因为之前的授官过程充满了请托行贿，关系硬的去好地方，关系软的去穷地方。

掣签看起来公平，实际上是无奈之举。

但即便如此，明代进士的授官周期依然很短，从殿试到拿到委任状，快的两三个月，慢的也不超过一年，这个速度，在清代是不可想象的。

——《贰》——

从制度沿袭到无限等待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顺治皇帝在即位诏书中宣布开科取士，急得连试期都提前公布了，为什么这么急？

因为要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稳定人心。

满洲贵族没有科举传统，所以他们照搬了明朝那一套，顺治二年颁行《钦定科场条例》，从考试内容到授官程序，几乎全是明制。

但问题很快出现了，康熙四年，1665年。

朝廷发现一个情况：候补、候选的官员太多了，全都挤在京城等着分配，有的人资历靠前还能等到机会，资历靠后的人守候无期，生活困苦。

怎么办？让他们回老家等着。

朝廷下令：除了特旨任用的，其他候选官员按照年资截留一半在京城，剩下的全部回籍，等有缺额了再通知来京，这就是"回籍候选"制度的开始。

听起来人性化，实际上是噩梦的开端。

康熙八年，有御史上奏：候选人员在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京，吏部也不掌握这些人的实际情况，有的人病了，有的人老了，有的人死了，吏部根本不知道。

等通知来京，要么找不到人，要么来了发现不能用。

矛盾开始积累，进士倒还好些，清代一共录取了约一万七千名进士，人数少，基本都能授官，但也要等上几年甚至十几年。

这期间他们挂着"乡居"的名义，实际上就是在家待业。

丁忧要等三年，候选也要等好几年，很多人等到头发白了，官还没当上，康熙年间，三藩之乱，国库空了，怎么办？卖官。

康熙皇帝下旨：允许有钱人捐钱买候补知县、州同等职位。

说是权宜之计，等事情过去就停止，但谁都知道，这种事一旦开了头，就收不住了，捐纳的人越来越，普通民人要先捐个生员或监生资格，然后才能捐正式官职。

——《叁》——

当卖官成为常态

乾隆以后，朝廷干脆放开限制，文官最高能捐到正五品郎中，地方官最高能捐到正四品道员，价格也不便宜，道员实缺一万六千四百两银子，虚衔也要五千二百四十两。

很多富家子弟捐个虚衔充门面，真想当官还得加钱。

更要命的是保举，咸同年间，内忧外患，军功保举成风，打了胜仗就保举，办了差事就保举，候选的人像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多。

科举来的，捐纳来的，保举来的，学校来的，全挤在一起等缺额。

吏部的月选制度彻底崩溃了，原本17个缺额轮一次，后来改成23个缺额一轮，中间还有插班、抵班、坐班，一轮下来要50多个缺额。

而且各班内部还有"遇缺即用""先用""不积缺"这些特权，普通人根本排不上。

举人更惨，拣选后要等二三十年才能截取，截取后还要再等十几年才能到班，三四十年，从青年等到老年，很多人等到了，身体垮了，已经干不动了。

有的人等着等着就死了。

吏部想选也选不出来，因为能投供的人太少，经过几十年等待，病故的病故，年老的年老，体衰的体衰，符合资格的少之又少。

这就是清代仕途的真实状况，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

皇帝看不下去了，举人积压太严重，乾隆帝下令：大省挑180人，中省挑120人，小省挑76人，一共挑2000人，这就是"大挑"制度。

但这不是恩典，是无奈。

大挑怎么挑？看长相，听说话，王公大臣一字排开，举人们跪在下面，一个个过堂，长得端正、声音洪亮、会说官话的，列为一等，分发各省当知县试用。

长得差点但还算精神的，列为二等，回吏部等着当教谕。

至于那些个子矮、相貌丑、口音重的，直接刷掉，有个叫阎敬铭的举人，个子矮，两只眼睛一高一低，穿得也邋遢。

刚跪下就被主事亲王喝道："阎敬铭先起去！"当场羞辱，灰溜溜离开，这就是所谓的"大挑"。

——《肆》——

最后的挣扎

说是疏通仕途，实际上杯水车薪，乾隆三十一年那次，挑了一等举人847人，二等举人1151人，全国空缺不会超过1500个。

这意味着即使挑上了，还有一半人要继续等。

而且大挑不是每年都有，从乾隆三十一年到光绪三十一年，139年时间只举行了17次，间隔最短6年，最长9年，对于等待的人来说，这个频率等于没有。

更关键的是，大挑只针对举人。

进士根本轮不上这个机会，他们还在月选的队伍里慢慢排着，捐纳的人插队，保举的人插队，有关系的人插队。

普通进士排在最后，眼睁睁看着一个个人从旁边挤过去。

制度彻底失灵了，光绪年间，有的进士拣选后投供无人，有的举人截取后无人拟选，不是没有缺额，是根本选不出合格的人。

等待时间太长，人都废了。

明代进士几个月授官，清代进士十几年候补，差距在哪里？明代入仕途径单一，官缺和人数基本平衡，清代多途并进，捐纳、保举、科举、学校、议叙、世职，全都往里挤。

官缺就那么多，人却越来越多。

插队的人越来越多，规矩的人越等越久，一个王朝的选官制度出了问题，不是某个环节坏了，而是整个机制烂了。

当年轻人看不到希望，当读书人等到头发白，一个帝国的活力就耗尽了。

清代的候补期，等来的不是官职，是王朝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