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求青史留名，只求扪心无愧，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狱医刘石人的故事

1947年12月，时年36岁的重庆绥靖公署总务处检诊所中校军医刘石人被指派到刚刚设立的渣滓洞集中营分诊所担任所长，顺便为住在渣滓洞附近的居民提供医疗服务。

渣滓洞集中营

之所以要在渣滓洞设立这个分诊所，主要是因为当时关押在渣滓洞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的人数日渐增加，恶劣的关押环境以及监狱看守非人的虐待导致他们纷纷染病，就算“不做人”的渣滓洞集中营的所长李磊和看守长徐贵林都开始担心会爆发传染病疫情，因此不得不向重庆绥靖公署总务处检诊所提出申请，在监狱内设立一个分诊所。

渣滓洞集中营的“问讯室”

实际上，这个分诊所并没有设在渣滓洞集中营里面，而是设在集中营外的一间小屋里，原本刘石人并不想就任这里的狱医，但结果被上司威胁：如果不去就炒了你！唯恐失业的刘石人只能从命，同他自己的话讲：此去形同发配。

分诊所初建时条件极为简陋，刘石人是这样回忆的：“分诊所位于看守所门口的外院，是一座陈旧的小房子，里面存放着二十多种药品，医疗器械只有两把镊子和两只口用体温表。分诊所的医生都是在押犯人的家属或亲友，他们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靠自己劳动来维持生活。工作环境黑暗恶劣，还受到特务的层层监视。作为直属检诊所领导，分诊所在看守所内的职责仅限于为被关押人员提供医疗服务，缺乏执行权，因此我前往渣滓洞分诊所以解决工作问题，并未接受除医疗业务以外的任何其他任务。”

刘石人

尽管条件恶劣，但本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刘石人还是体现出一个医生最基本的职业道德，秉持着“济世活人”的信念，全心全意地为狱中的伤病员提供治疗，为他们解除了病痛和痛苦。

但是，按照当时渣滓洞集中营的规定，刘石人无法直接接触患病的“犯人”，无法进入牢房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听诊，只能通过隔着牢门询问病情。因此刘石人不止一次和看守长徐贵林交涉，要求直接接触“犯人”为他们检查身体，但遭到徐贵林的蛮横拒绝，表示：“这是监狱规定，谁也不能开锁进去，就连徐处长（重庆绥靖公署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来了，没有我的命令也不能开锁。”

被枪决前的徐贵林

徐贵林油盐不进，刘石人只好直接找所长李磊交涉，表示：“分诊所像这样起不了什么作用，只不过是一旦发生死亡事故，你们可以作为推卸责任的借口。我不愿意做替罪羊，我要调职回城里。”

李磊见刘石人态度坚决，只好让步，同意刘石人“在必要时可以进入监室对犯人进行诊疗。”

然而，通过和这些“犯人”的接触，刘石人发现他们并非国民党当局宣称的“政治犯”、“破坏分子”、“恶魔”，而是一群怀揣理想和抱负、渴望拯救人民于危难之中的人。这让刘石人大受震动，对他们的态度也从开始的戒备，逐渐变成好感，进而成了敬佩。

某一天，刘石人发现渣滓洞女牢中关押的周泉香经常哭泣和呕吐，在吃饭时就会呕吐，有时甚至不吃饭也会呕吐。经过询问检查，刘石人得知周泉香被捕时刚刚结婚不久，因此判断她可能怀孕了。

于是，刘石人向李磊要求改善孕妇的饮食，以避免导致胎儿早产或死胎，甚至出现一尸两命的情况。然而李磊不但加以拒绝，还嘲笑刘石人多管闲事狗拿耗子。结果刘石人破防了，和李磊大吵一架，最后提出自己掏腰包给周泉香购买营养品，这次李磊同意了。

之后刘石人得寸进尺，利用自己的职业便利帮助周泉香和她的亲属建立了通信联系，最后在刘石人的牵线搭桥下，周泉香在家人的帮助下成功办了保外就医，在临近分娩的时候成功离开了渣滓洞集中营，也成为刘石人从渣滓洞集中营营救出来的第一个人。

对刘石人的善举，周泉香一直感念在心，直到刘石人去世四年多后的1984年周泉香还给刘石人的遗孀王淑萍写信，专门提到了刘石人如何帮助她逃离渣滓洞的细节：

“他（刘石人）常常在我就医的时候送来各种罐装水果和糕点……他说这不是一般的病，而是一种怪病。他向我询问是否有亲友在重庆市内，他可以设法向他们传达一些信息，例如提供一些金钱和物品来支持我。我向他透露，在南岸黄桷垭中，有一位名为杨志学的堂兄，他是内二警的中队长。石人同志热情地表示：‘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寄出一封信，并详细说明送东西的方法和地点。’随后，石人同志私下里向我们赠送了一支铅笔和几张白纸。我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件事，还写下了一封求救信，石人同志将信函送至我堂兄手中。”

“随着我的腹部逐渐膨胀，行动变得异常艰难，时常出现腹部下垂的情况。有一天夜里，我突然感到腹部剧痛难忍，便躺在床上呻吟起来。石人同志借此机缘向李磊提出建议：尽管他是一位医生，但他对妇产科领域的知识匮乏，因此生下孩子是一项危险的任务，他无法承担任何责任，应该允许我外出分娩。他还说，他要把我送到医院，请医生给我检查。1948年5月，我因石人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殚精竭虑，最终获得了释放。”

在成功将周泉香“运作”成功保外就医后，刘石人又利用职务之便和李磊害怕承担狱中流行的传染病的责任和人死后难以向上级交差的私心，在被捕的中共重庆地下工委的妇委书记胡其芬（1949年11月27日牺牲）的协助下，继续为有条件的“犯人”开具保外就医的证明，帮助他们逃离渣滓洞。

胡其芬烈士

胡其芬是1948年4月被捕后关入渣滓洞集中营的，她入狱后不久就参加了营救周泉香保外就医的行动，并通过那次行动发觉刘石人是可以争取的对象，随后通过问诊的便利（胡其芬有心脏病），胡其芬先后将两张字条悄悄塞给刘石人，第一张字条上写着：“医官，你是好人，难友们需要你帮助，尤其是我这个心脏病患者。让我代表大家谢谢你！”第二张字条上写着：“拿出勇气来，不要怕。”

与此同时，男牢的成善谋（1949年10月28日牺牲）、何雪松（1949年11月27日牺牲）、胡春浦（1949年6月被营救出狱）等同志也发现了刘石人的与众不同，遂也主动接近他，做试探性的策反工作。

成善谋烈士

何雪松烈士

胡春浦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后，刘石人下了决心：“爷投共了！”

从这时起，刘石人开始为渣滓洞集中营的“犯人”们向外面的亲属传递一些口头问候并带回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在确定这样的渠道安全后，胡其芬等人开始将一些重要的情报交给刘石人进行传递。鉴于刘石人平日都穿着军装，颇为扎眼，为防止出事，决定由少数可靠的同志和刘石人保持联系，非必要的信尽量不让刘石人传递。

经过商议，男牢选出萧钟鼎（11.27大屠杀幸存者）、何柏梁（牺牲于1949年11月27日）和胡春浦担任刘石人的联系人，而女牢则由胡其芬和李玉钿（1949年5月获释出狱）担任联系人，并且将送信的目的地改为医院、药房等地，以更好的为刘石人打掩护。此外，刘石人还成功策反了自己的勤务兵徐兴宗，每次送信都带着他，让徐兴宗为他望风放哨。

何柏梁烈士

不久，这条新建立的“交通线”就经历了一场考验：

1948年12月，地下党重庆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经不住拷打而叛变，供出了一些没有暴露的同志，因此胡其芬等人迫切地需要将这一重要情报传递出去，以便让相关人员尽快转移。于是在12月某天深夜，胡其芬以心脏病发作，迫切需要治疗为由和刘石人会面，将一封信交给刘石人并低声对他说道：“有一人在狱中背叛了我们，咬了外面的几个朋友，我们必须尽快将这封信送出去。”

第二天一亮，刘石人就将信送到重庆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济民妇产科医院，亲手交给了院长——地下党员罗叔章（当时公开的化名叫朱宝翠），罗叔章接信后立即通知相关同志转移，使得李文祥供出的十六名同志中只有三人不幸被捕，其余十三人悉数成功转移，避免了重庆地下党的一次重大损失。

罗叔章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进行“引退”，李宗仁担任代理总统，并表示愿意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展开和平谈判。消息传到狱中，大家欣喜若狂，为了让外界了解渣滓洞这个关押了数百名革命志士的“活棺材”，让国民党反动派在释放“政治犯”的问题上无法狡辩抵赖，胡春浦、田一平（1949年8月被营救出狱）、古承铄（1949年11月27日牺牲）等人写下了一份目前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政治犯”名单交给刘石人，希望其带出监狱转交给重庆地下党，并争取让这份名单公之于众。

然而这封信被投寄香港的过程中被保密局邮检组截获，徐远举闻讯大怒，下令彻查，当时地下党在监狱中发展的线人刘石人、黄茂才（黄茂才的故事请看本厂长迟来28年的清白终于到来了，被“江姐”们策反的“蓝先生”的故事一文）和徐兴宗都受到了调查，但最终却查无实据，不了了之。

徐远举

不久，刘石人借重庆绥靖公署行辕二处法官程相绿来监狱甄选可以“保外就医”的人员的机会，将十名患病但尚未暴露真实身份的共产党员塞入“保外就医”的名单，并亲自向程相绿（夸张）介绍了他们的病情，最终这十名共产党员全部成功“保外就医”。

随后，刘石人又先后给女牢的地下党员康继英开了颈部淋巴结核的外出就医证明，给何柏梁的妻子曾咏曦开了肛瘘的外出就医证明，甚至给没有病的地下党员开具假的诊断书和外出就医证明，前后又让二十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成功“保外就医”。算上他之前成功送出去的十多名，总共有三十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刘石人所救。

1949年10月，刘石人成婚，迎娶护士王淑萍。为了报答刘石人的照顾（刘石人的大部分工资和积蓄都用于给监狱里的朋友们买新衣新鞋，以及药物和营养品）和帮助，渣滓洞男牢的“狱友”们写了几幅精美的字画相赠，而女牢的胡其芬、江竹筠、李青林等人则联手绣了一块桌布相赠——

然而此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开始了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开展大屠杀。10月28日，陈然、王朴、成善谋等十人被杀害于大坪剧场；11月14日，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三十人被枪杀于电台岚垭。意识到国民党反动派将要对关押在渣滓洞集中营内的革命志士大开杀戒时，刘石人依然尽自己所能挽救他的这些朋友，比如趁夜将监室的窗栅栏磨松，给看守的水中加入少量让人精神松懈的药物。这些举措再加上看守杨钦典的暗中“放水”，使得在11月27日大屠杀发生的时候，罗广斌、萧钟鼎等十九人成功翻窗逃生。

但毕竟个人的力量是单薄的，刘石人凭借一己之力无法阻止11.27大屠杀的发生，也无法挽救当天惨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枪口下的包括胡其芬、何雪松、何柏梁等挚友在内的二百零七条生命。

11.27大屠杀

11.27大屠杀后的渣滓洞集中营，可见其主监室已经完全被毁

在大屠杀发生前夕，刘石人夫妇被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行辕二处副处长杨元森强行携往成都，行至内江时两人趁混乱逃跑，一路逃到王淑萍的故乡自贡后隐居下来，依靠行医谋生。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有胡春浦、李玉钿、周泉香、萧钟鼎、罗叔章、康继英、曾咏曦等一众经历过渣滓洞集中营的共产党员的证明，刘石人在1950年经西南文教部推荐，被分配到西南农学院（现西南大学）医院工作，此后他很少提级在渣滓洞集中营的这段经历，也不曾主动提起过他是如何救助那些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的。

1980年3月，刘石人因病去世，享年69岁，临终前嘱咐妻子王淑萍不要将自己在渣滓洞的那段往事大肆宣扬，因为他作为医者，“不求青史留名，只求扪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