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中国史之中的“南”？

作者｜中砂明德

日本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早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世的文化、军事史，后研究兴趣转向16—19世纪耶稣会士在华活动等中西交流史方向

福建的衰退？

在徐光启、李之藻等的关照下于天启元年(1621年)从澳门上京的葡萄牙人里，有人在炮击演习中因走火事故而身亡。他们的教诲师、耶稣会士龙华民(Nicolò Longobardi)拜托友人何乔远(1557—1631年)撰写墓碑内容[《镜山全集》卷六六《钦恤忠顺西洋报效若翰哥里亚(João Correia)墓碑》]。何乔远是泉州人，万历十四年(1586年)进士。在关于是否要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的议论纷起的时候，他是反对派的急先锋之一。

《江南：中国文雅的源流》

[日] 中砂明德 著

江彦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4年11月

在时隔二十五年被起用而上京时，他听闻“西士”的传闻而前去访问教堂，在那里认识了神父。神父给他看了横排的《先世至人之书》(《圣经》?)，又招待他进房间；而他在神父的床铺旁，看到了天球仪和地球仪，由此他的好奇心被西洋的“奇”重重激起，两者的交流似乎也由此展开(《镜山全集》卷三七《真奇图序》)。

何乔远回老家之后，还是在天启六年遇到了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613—1649年)，并表现出“今在山中则朝夕艾先生矣”(《西学凡序》)般的亲近。而一开始邀请艾儒略去福建的，正是第二次辞去内阁职务回老家的叶向高。虽然何乔远和叶向高都对基督教有所关心(艾儒略的《三山论学纪》中的谈话对象正是叶向高)，但他们都没信教。不过在当时，福建的中下层士人中有不少人都成了信徒，基督教在当地有不小的反响。在中央当过高官的福州、泉州籍代表士人都和“西儒”(熟读汉籍的耶稣会士被这样称呼)关系亲近，由此可以一窥当时福建的文化状况。同样面向大海，广东人很多都讨厌外国人，而福建人却表现得很开放，这是来自传教士们的评价。

何乔远对南洋表现出很多关注，这一点很“泉州人”。他对同荷兰人的贸易表示有条件的赞成，又在招抚海盗商人郑芝龙的工作中作为地方上有声望的乡绅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也是因为他一直在思考贸易问题。而对一面要代表老家利益，一面时刻注意着北方局势的身居高位的叶向高和前线的沈有容等人，他也一直送去自己的点子。在北方起用郑芝龙军队的计划也是他关心的一个表现(《镜山全集》卷二三《讲沥林壑微忠疏》)。

另外，他所编纂的《闽书》不仅仅是一本单纯的福建这一省的地方志，更是具备了甚至可以称之为一部国史的独特之处。这本书和不久之后逐渐表现出潜在敌国气势的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势力一样，象征着“福建时代”的顶点。

一般认为，清朝和郑氏的对抗，因清朝颁布的切断据点移到台湾的郑氏与本土的联络的迁界令(强制沿海居民迁居内陆)，给福建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这种评价是否妥当另当别论，然而在本书重点讨论的文化方面，后来福建确实逐渐淡去。说实话直到林则徐(1785—1850年)出现，福建都再没有出什么像样的大人物或是具有独特个性的人。

新旧交替

第二章开头的地方讲到的余象斗，在建阳本地出版商中算是最有名的人物。当初他也做过通过科举出人头地的梦，不过连续落第令他断了念想转而去继承家业，在应试参考书、类书、史书、小说、风水书等多方面开展出版活动。而江户初期，我国进口了相当数量的“余象斗本”。

不过，他事业的起点，是翻刻南京书肆出版的书籍。金文京曾指出，余象斗登场的时候，在小说出版领域，福建本的势头已被南京本(“京本”)压倒，只能望尘莫及。曾是领头羊的建阳，当时已逐渐被后面的羊群淹没。可以说余象斗是建阳出版业史中夕阳般的存在。

经营苏州常熟汲古阁的毛晋(1599—1659年)，比余象斗晚上一代，同样是放弃科举投身出版业的一人。不过实际上他们两人的事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始终把重点放在俗书上的余象斗相比，毛晋以提供优质版本为卖点。他出版的“十七史”和《十三经注疏》都被认为是值得信赖的版本，长期被人们喜爱、使用。毛晋还对南宋刊行的通鉴节本进行了复刊，不过这里复刊出来的版本与其说是实用，不如说是为了保存已成了珍本的书籍版本而进行的一种文化事业。另外，他并没有涉足小说，而是在更加高雅的戏曲领域，编刻了《六十种曲》这部戏曲总集。

另一方面，说起余象斗，虽然他出的书的发行量、现存量都很丰富，不过人们想起他的名字，并不怎么会怀着敬意。他的业绩受到注目，是这些年的事情。

在余象斗出版的史书当中，有一册据称是袁黄(了凡)作品的《历史纲鉴补》。这是版本众多的“纲鉴”中最为普及的一种。曾在康熙帝近侧的耶稣会士冯秉正(Joseph-Anne-Marie de 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年)，看准皇帝当时正热衷于《纲目》，毅然将《纲目》译成了法语。法译本的序文，可以说是一篇对中国史学史的优秀介绍，其中讲到Kang-kien(纲鉴)代表版本时便提到了袁黄的名字(preface pp.lxvi-lxvii)。而这本书也漂洋过海，在日本被加上训点并被翻刻。除此之外更有相当数量的其他版本“纲鉴”在江户时代初期渡海来到日本。

作为暗流，“纲鉴”一直都有稳定的需求。不过另一方面，当时的江南已经形成了只要想要就能入手“正史”的环境。不只是历史书，“节略本的时代”也即将过去。

顾炎武生于不仅是节略本和类书这些“俗本”，连善本都变得唾手可得的时代的转折点上。不得不说他的成就是超人的，不过也不能忽视有这种充实基础条件的时代背景。

苏州和福建

情况的变化，不限于学术领域。南方文化，尤其是对“雅”文化的自我主张，是在明代后期开始变强的。这也就是“苏州的时代”的到来。在各种领域，苏州人像繁星一样登场。不过，如果只将注意力放在这群像的规模之大上，那么可能会无法看清这情况是如何形成的。

苏州一带文化上的成就，一言以蔽之，都是在“雅”的领域内达成的——不论是学术还是出版。不过，如果把福建的“俗”放在一旁比较，我们或许可以更加接近南方文化的本质。

比方说，顾炎武学问的支柱，由考证和“经世”两点构成。后者是“经世济民”，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让学问能够为社会起到实际的作用(“实学化”)，以回报社会为目标。这里的“经世”也是明末南人的拿手好戏，兵学研究也可以视作其中一环。其中最大规模的“经世书籍”，则是以陈子龙等松江人为中心编的《皇明经世文编》(1638年)。这本书现在也是研究明史时的重要参考资料。

不过，要是把建阳产的“经世书籍”拿过来比较，我们便能注意到它的另一面。建阳产一如既往地明确宣传自己是科举的工具书，直截了当地表示“经世论”是准备出人头地时能派上用场的工具。在这一点上，《经世文编》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没有那么露骨地说出来。

类书也是一样。明末的上海出现了一本叫《三才图会》(1609年)的类书。这本书的作者是通过了科举的精英、另外还著有《续文献通考》这本大作的知识分子王圻。清时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也大量采用了其中的插图说明，另外这本书也是日本江户时代诞生的《和汉三才图会》(1713年)的原型。

另外，建阳大量出版的类书则具有更浓重的“俗”的色彩，当局对此根本不当一回事。正如他们所讴歌的“四民通用”一般，“士”也是这些书主要的目标读者之一，因此也有专门讲琴棋书画的部类。不过，书中绘画的部分或以“写真(肖像画)秘诀”开始，或给花鸟画安排最多的篇幅，并不重视山水。这些书几乎没有反映文人画的前沿动态，试图在这些书中找到值得一看的理论可以说是一种徒劳。

另一方面，这些书里关于汉字源流的可疑解说，却微妙地很生动。虽然都是些正经士大夫不当一回事的东西，但这些解说的巧妙程度给传教士带来了冲击，加强了他们对象形文字的幻想。

另外，传教士们倒是很看好花鸟画，并热心研究着庸俗历史书。明末清初的传教士们带回欧洲的汉籍中虽然没有低俗小说之类的书，但他们热心研究的四书五经注释书中，却有不少应试参考书。这类书确实在当时比较好入手，而且对他们来说也比较容易入门。在是初学者这点上，他们和考生是一样的。

我们的注意力很容易被南方文化的尖端、沉淀后上面“澄清”的部分吸引过去。不过，我们也不应忘记下面还有广大的连接雅、俗两条线路的文化领域。

江南的文化称霸

比起顾炎武在学问领域的影响力，董其昌在美术史中所占比重要来得更大。

在他之前的南人，不过是北宋时代之前的遗产的管理人。以嫡统而自傲是没问题，不过一直以来，没有具备以自己的方式整理遗产的文化价值并对外宣传的能力。在这一点上，南北宗论一面将元代江南山水画的变化组装进中国美术史的架构里，一面创造出一整套价值体系，实在是划时代的壮举。不仅如此，他还成功将山水画中心史观写进文化里。

江南长期屈服于明初洪武帝，之后因靖难之变而受到来自永乐帝的压制、剥夺。而江南在文化的各个领域——尤其是精英/雅的文化领域——的称霸，与江南重新在政治方面开始发声的时期相一致。东林党和复社的动机绝不是要抵抗北京政府，不过它们确实可以被视为一种江南的自我主张运动。

因清朝对江南的压制，结社活动被禁止，言论也受到了管制，明末快要漫溢出来的江南的力量再次被封印。而不管是康熙帝还是乾隆帝，尽管他们非常注意自己的满族身份认同，但他们对汉人文化的倾斜情况和元朝诸帝相比可以说是非常猛烈的。蒙古人和满人的生活形态、之前和汉人的接触情况确实存在差异，不过南方文化逐渐具备了能向他们发出自己主张的力量。这一点也很重要。

董其昌能够真正成为艺术界的权威，康熙帝和乾隆帝的认证起到很大的作用。皇帝常常南巡(康熙、乾隆各六次)，其直接目的是治水和视察江南民情，但南方的文化也确实很吸引皇帝(明朝皇帝在迁都北京后还去江南南巡的，只有怪人武宗去过一次)。

就这样到了清代中期，江南的精英文化作为中国文化正统的定位被确定了下来。其代表有董其昌之后的“四王吴恽”(王鉴、王时敏、王翚、王原祁、吴历、恽寿平)的山水画、顾炎武之后的考证学、昆曲的世界等等。不过，本书探讨的重点在于这种称霸文化市场背后所需要的条件。

董其昌出现的背景，是南方美术市场的成熟。前面指出，通过复制品的大量制作和目录文化的扎根，享受美术作品的人群扩大开来，而新安人和项元汴这些传统上被认为是“失格的鉴赏家”之辈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后，董其昌在清楚把握当时情况的基础上，借助新安人吴廷山和山人陈继儒之力，确立了自己的商标。商业主义在“雅”文化的扎根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人们站在清代考证学的高度，对前一个时代的学问有诸如“只是墨守朱子学，缺乏新意”“学问以举业为中心运作”“作为‘学’的纯度很低”“多杜撰”等等批判。尤其是清儒对明学的批判更是毫不留情，这种态度也被沿袭到今天。

不过，我们并不能对他们的话语囫囵吞枣。元儒的注释和节本、类书，是在“贫穷”时代中提供知识的有效手段。一边关注学术市场的情况，一边回应需求提供商品的建阳人的事业，也该得到它应有的评价。朱熹也是其中一人，我们可以看到他作为优秀卖家的一面。

南人的动向

对江南的正统文化，人们会有优雅、静谧、隐者的印象。山水画则是这些印象的一种极致的表现。不过，这种文化成长的时代，也是城市经济发展、社会流动加速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南人也在各地东奔西走。官僚、商人自不必说，山人、占卜师、小吏、艺人等等，他们也怀着一技之长走南闯北。既走向海外，也走向内陆。不用说，这种动向不只体现在南人身上，山西和陕西的商人，以及随他们一起将梆子戏传播出去的艺人等等，在北方也能看到这样的事例。探索中国史的时候将南北作为对照组来观察，今后应该也是依然有效的方法，不过我们不应固化这种对比，而需要对各区域的人群的复合且交错的动态保持注意。

另外，南方语言的多样性问题，也是探讨文化时不能忽视的一点。本书重点讲到的福建和新安(徽语区)都是现在的“非官话区”。苏州也是一样。这些地区的人们在近世文化的流通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一点在思考中国文化的时候非常关键。可以认为，反而因为身处方言区，这里的人们对于文化交流的认识才得到了磨砺与深化。另外，通过官话联结的共同文化层次，与通过方言联结的地域文化层次是以怎样的形式聚合的，这个问题涉及教育、读书、戏剧等等领域，而对这个方面怀有问题意识的研究也逐渐出现。

目前为止针对中国南方的社会研究，又或是对该地区近来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进行的解读中，都可以看到试图在“宗族”的团结中寻找其关键的倾向。本书虽然也认为宗族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完全没有言及。不过，仅靠家族团结的稳定性来讲述、分析南方的文化，到底是不可能的。今后有待调查思考的问题依然堆积如山。

日本与江南

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过程与江南关系极其紧密。虽然遣唐使和明代的入贡使节团的目的地在北方和西方，不过它们都途经江南。佛僧留学所去的天台山等等也主要位于南方。这和同样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朝鲜，尤其是李氏朝鲜的人们主要从北边进出中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在宋元时期，有不少人从日本渡海前往中国，其中去留学的僧人特别多，他们渡海周游南方各地，也带回了一部分当地的文化。

不过，如果像朝鲜一样每年固定派遣使节前往中国那另当别论;虽说有大量僧侣前往彼岸学习，从彼岸也有僧侣来日，但人数终归有限，很难说是有稳定的交流。

因此，中国文化以书籍、法帖、绘画的形式最为大量地流入日本且具有影响力的时代，要数江户时代。现在我们的研究者在资料上经常受惠于内阁文库(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蓬左文库、尊经阁文库等处，而它们的藏书分别以幕府相关机构、尾张家、前田家所购入的书籍为基础。并且，这些藏书中包含了很多在“原产地”已经失传的书籍。珍籍是这个情况，而通俗性读物更是非常之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采购书籍的时期正好赶上出版史的转折点，也就是本书讲到的建阳的没落期。江户时期来到长崎的福建船很多(江户中期之后转为以长江流域的船只为中心)，因此建阳本被大量带进日本。建阳没落后，建阳刊行的书籍依然顽强地生存着。

之后，在中国被当作俗书而无人问津的书籍，在日本依然被尊重并流传至今。比如，“纲鉴”类实际上在日本有大量留存。虽说内容都大差不差，不过从种类上来看现在可能比中国留下的要多。我国最早将《通鉴纲目》从头到尾标上朱点的林罗山，继承父亲事业完成了《本朝通鉴》的林鹅峰父子，平日常读的书籍不仅有《通鉴》《纲目》，也包括“纲鉴”类的书籍。另外，建阳所刊的历史小说也有很多东渡日本并留存至今。

不过建阳的时代终究还是宣告了终结，正规书籍逐渐进入日本。《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以某种程度上超越母国的狂热被迎进日本，另一方面江户的文人们也模仿起了“雅”，而汉学者则吸收了考证学之风。虽说某些地方有些微妙的差异。

进入近代后，这种吸收学习的姿势也基本上没有改变。去到中国的人们，也竭尽全力地对“江南等于文雅”的印象进行了追认。确实有一些人具备能切身感受、体会文雅的能力，还有一些人因为心怀憧憬，而成功让世人注意到一些连本地知识分子都没读出来的文化侧面。

虽不能说他们现在已经后继无人，但包括笔者在内，现今很多人的感受领悟能力都极其低下确也是事实——这种状况恐怕已经无法逆转。即便如此，历史上带着一些偏差接受了江南文化的我们，依然还有其他可以做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