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拉利：不要低估人类的愚蠢，它是塑造历史的最有力的力量之一

法西斯主义否认除了国家（民族）身份以外的所有其他身份，坚持我只有对自己国家（民族）的义务。如果我的国家要求我牺牲我的家庭，那么我就牺牲我的家庭。如果国家要求我杀死上百万的人，那么我就杀死上百万的人。如果国家要求我背叛真和美，那么我就应该背叛真和美。

本文系尤瓦尔.赫拉利通过全系投像在2018年6月8日的TED演讲，原题为《为何法西斯主义如此诱人》

大家好。这挺有意思哈。我确实写过人类会更加数字化，但没想到会发生的这么快，也没想到会发生在我身上。现在我以全息投影的形式已经在这里了，大家也都就座了，那么让我们开始吧。

本文作者尤瓦尔.赫拉利

我们先问一个问题。今天在座的听众，有多少是法西斯分子？（笑）

好吧，有点难回答，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法西斯主义是什么。今天的人们有些滥用了“法西斯分子”这个词，也常常把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相混淆。

那么让我们花几分钟时间来讲清楚法西斯主义实际是怎样，以及它和民族主义有什么不同。

温和形式的民族主义是人类创造的最仁慈的信条之一。国家（民族）是成百万互不相识的陌生人组成的社群。但是多亏了民族主义， 我们能够互相关心和有效合作。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有些人，比如约翰.列侬，想象如果没有民族主义，世界将是一个和平的天堂。但更可能的是，我们会生活在混乱的部族社会。看看今天世界上最繁荣最和平的国家，像瑞典，瑞士和日本， 你会发现他们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相对来看，缺少强烈民族主义意识的国家，像刚果，索马里和阿富汗，社会趋向于贫穷和暴力。

那么什么是法西斯主义，它和民族主义有什么不同？

民族主义告诉我，我的国家是独一无二的，我对我的国家有特定的义务。相对来说，法西斯主义告诉我，我的国家是至高无上的，我对我的国家有绝对的义务。除了国家，我不需要关心其他任何人，任何事物。

当然，通常来说人们在各种不同组织中可以有各种身份和对组织的不同忠诚度。例如，我可以是一个好的爱国者，对国家忠诚，同时也忠于我的家庭，我的邻里团体，我的职业，热爱人类，追求真和美。当然了，在我有不同的身份和忠诚的情况下，有的时候会造成矛盾冲突，增加了生活的复杂性。但是，谁说生活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生活是复杂的，面对这一真实吧。

当人们试图忽视生活的复杂性，想让生活变得太容易的时候，就容易进入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否认除了国家（民族）身份以外的所有其他身份，坚持我只有对自己国家（民族）的义务。如果我的国家要求我牺牲我的家庭，那么我就牺牲我的家庭。如果国家要求我杀死上百万的人，那么我就杀死上百万的人。如果国家要求我背叛真和美，那么我就应该背叛真和美。

例如，法西斯主义如何估量艺术？一个法西斯分子如何决定一个电影是好的电影还是坏的电影？这非常非常非常简单。只有一种衡量方式：如果电影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就是部好电影。如果电影不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就是部坏电影。就这么简单。

相似的，一个法西斯分子是如何决定在学校里教孩子们什么知识呢？同样，非常简单。只有一个衡量方式：教给孩子们能够符合国家利益的东西。真理是什么并不重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的恐怖场景提醒过我们，像上述的思想方式会带来可怕的灾难。但是，通常情况下，当我们展示法西斯主义的坏处时，我们的做法很无效。因为我们趋向于把法西斯主义表现为一种丑陋的怪物，却很少解释为什么它会有吸引力。

这就有点像那些好莱坞电影中，总是把坏人比如伏地魔，索隆或者黑武士表现得丑陋，薄情和残酷。他们甚至对自己的追随者也同样残酷无情。当我观看这些电影时，总是很难理解——谁会被引诱到追随伏地魔这样恶心的爬虫呢？魔鬼的危险就在于，在现实生活中，魔鬼看上去并不丑。它可以看上去非常美丽。这一点，基督信徒理解得很充分。与好莱坞的描绘相反，在基督教艺术中，撒旦往往是一个华丽的大块头形象。这就是为什么通常很难抵御撒旦的诱惑，也就是为什么抵抗法西斯主义的诱惑会如此艰难。

法西斯主义让人们觉得他们属于这个世界上最美好和最重要的群体——国家。然后（被洗脑的）人们就会想“他们教给我们说法西斯主义是丑陋的，但是我从这面法西斯镜子（借用白雪公主中“魔镜”的比喻）看去，我看到了很美好的东西啊。那么，我不可能是一个法西斯分子，对吧？”错。这正是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所在。当你看向法西斯镜子时，你发现你比真实的自己更加美丽了。

在1930年代，德国人看向法西斯镜子，他们发现德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如果今天俄国人看向法西斯镜子，他们会发现俄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如果以色列人看向法西斯镜子，他们会发现以色列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面临的是1930年代的重返。法西斯主义和独裁体制也许会重返，但它们会以一种全新的形式重返，一种和21世纪的技术真实紧密相关的形式。

在远古时代，土地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资产。因此，政治就是控制土地的斗争。独裁体制就意味着所有土地被一个统治者或者一个小的寡头组织所控制。在近现代，机器成为了最重要的资产。政治就变成控制机器的斗争。独裁体制就意味着大量的机器集中在政府或者一小群精英的手中。现在数据正取代了土地和机器，成为最重要的资产。政治也变成了控制数据流动的斗争。

独裁体制现在意味着大量的数据被集中在政府或者一小群精英的手中。现在自由民主面临的最大危险是信息技术革命提供了独裁体制可能比民主体制更有效的机会。

在20世纪，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击败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因为民主体制更有助于处理数据和做出决定。在20世纪的技术条件下，试图把太多的数据和太多的权力集中到一处，明显是一种低效的举动。但是，从自然法则来说，集中的数据处理并不总是比分摊的数据处理低效。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崛起的时代，在集中的一处来非常高效地处理大量数据，并做出所有的决定，是可行的，也就是说中心化的数据处理会比分摊的数据处理更有效。那么曾经是20世纪强权体制的主要弱项——集中处理信息的尝试——将变成它们最大的优势。

民主体制的未来面临的另一种技术风险在于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融合，这种融合可以创造出比我自己更了解自身的算法。一旦这种算法出现，作为一个外在于本体的系统，类似于政府，它不仅能够预测我的决定，还可以操纵我的感情，我的情绪。

一个独裁者可能不能给予我健全的健保体系，但他可以让我爱他和恨他的对立面。民主体制在这种发展过程中将很难生存。因为，从本质来说，民主体制不是基于人类的理性，而是基于人类的感情。在选举和公投的过程中，你不会被问道“你是怎么想的？”，你实际上被问的是“你是怎么感觉的？”。这样来看的话，在有人能够操纵你的感情的情况下，民主体制将会变成一场感情傀儡秀。

那么，我们怎样能够阻止法西斯主义的回归和新独裁体制的上升呢？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谁控制了数据？ 如果你是一个工程师，那么就发现一些办法避免太多的数据被集中在少数的手里。也发现一些办法来保证分摊的数据处理至少和中心化的数据处理一样有效。这将是民主最好的安全卫护。

对我们这些大多数不是工程师的人来说， 要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避免被控制了数据的少数人操纵。自由民主的敌人，它们有一种方法，它们能够侵入我们的感情。不只是我们的邮件，我们的银行账户，它们侵入和影响我们的恐惧，仇恨和虚荣，然后它们操纵这些感情造成两极分化，从而从内部破坏民主制度。这实际上是模仿硅谷率先发展出来的那种向我们售卖各种产品的方式。现在，民主制度的敌人们正采用这种方式向我们售卖恐惧，仇恨和虚荣。它们不能够凭空创造出这些感情，所以它们需要了解我们预先存在的弱点，从而利用这些弱点来操纵我们。因而，我们每个人有责任了解自己的弱点，来确保这些弱点不会变成民主敌人们手中的武器。

了解我们自己的弱点，也帮助我们避免法西斯镜子这样的陷阱。像前面解释的那样，法西斯主义利用我们的虚荣。它让我们感觉自己比真实的自己更加美丽。这是一种引诱。但是如果你真的了解自己，你不会被这种奉承所吸引。

如果有人在你面前放一面镜子，隐藏你所有的丑陋面，让你看上去比真实自我更美丽更重要，打碎那面镜子。 谢谢。

【问答部分】

主持人：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你提醒我们有两个大的危险。一个是一种更有诱惑力的法西斯主义的重生，与此相近的，独裁体制（的重生），不见得是法西斯模式，但控制所有的数据。我在想是不是有第三种担心的方向，像这里（TED的其他演讲）有些人已经表达的那样，不是政府，而是大公司控制了所有的数据。你如何看这种现象，我们是不是也应当担心这种现象？

尤瓦尔：从最终结果来看，公司和政府之间并没有大的区别，因为我讲过， 问题是：谁控制了数据？ 这就是真正的政府。你可以称呼它公司或者政府－如果是公司控制了数据，那么它就是真正的政府。

主持人：但是，一定程度上，至少如果是公司（控制了数据），你还可以想象市场机制可以让它们出局。我的意思是，如果消费者决定，这家公司不再服务于我们的利益，他们可以在市场找到其他的公司。想象中，这种方式，比公民们起义推翻一个控制所有事务的政府，要容易得多。

尤瓦尔：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一步。但（也请再思考），如果一家公司真的比我们本身更了解自我，到一定程度，它能够在我们不自知的情况下，操纵我们深处的情感和期许，让你觉得这是你真实的自己。所以虽然在理论上，你可以起来反抗这家公司，就像在理论上，你可以起来反抗独裁体制。但是在实践中，是非常困难的。

主持人：在“未来简史”，你说过将来的某个世纪，通过人工智能或者遗传工程，人类可以成为类似神的存在。近来的政治系统变动 和崩坏（特朗普的各种举动，各种退圈，英国退欧等），是否影响你的这部分观点？

尤瓦尔：我觉得上述的可能性，发生得更快了。在危急时刻，人们比平时更愿意承担风险。人们更愿意尝试各种高风险高收益的技术。所以某种危机可能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一样，推动加速发展一些新的和危险的技术。打个比方，你需要有点疯狂才会跑得太快，比如在遗传工程方面（也许是指“基因编辑婴儿”？）。现在越来越多疯狂的人控制了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所以我说的危险发生的可能性是更高了，而不是更低。

主持人：那么，总结一下，尤瓦尔，你有这种独特的视角。如果把时钟向前拨30年，人类是否能涉险过关，回看时说“哇，好接近（崩溃）啊，但我们做到了！”，还是没有做到？

尤瓦尔：就目前来看，我们克服了所有之前的危机。尤其是，如果你觉得自由民主在当下的情形挺差，要记得在1938年或者1968年有过更糟糕的情形。所以当下的只是小的危机。但是，未来很难预料，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充分了解不能低估人类的愚蠢，它是塑造历史的最有力的力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