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起源与内讧：台湾党外运动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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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当局的镇压和控制，并没有摧垮政治上的反对派。作为国民党的主要反对力量——“党外运动”仍然在时合时分中曲折发展。

1980年选举的成功，鼓舞了更多的人参加“党外”阵营，尤其是“《美丽岛》事件”的辩护律师及受害人家属。在1981年11月台湾举行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中，“党外运动”再度活跃起来。

“党外运动”要发展，需要重建其领导中心。1980年选举后，“党外”的主要力量有三支：

以从事“党外运动”的资历及从政经验看，康宁祥明显高出其他人一等，这一时期，康宁祥成为“党外实标领导人”。

为迎接1981年底的选举，“党外”组成“党外推荐团”，作为指挥协调“党外”参选候选人的中心。“党外推荐团”以康宁祥等“立法委员”为核心，辅以尤清、周清玉等人。

“推荐团”根据对各地选情和“党外”力量的研判，确定了四条原则：

据此原则，“推荐团”公布了推荐在各地参选的名单31人，准备“侧面重点支持者”9人。这种近似政党提名的方法，保证了“党外”能集中资源，保证重点。显示了“党外”的团结，增强了“党外”的凝聚力。

竞选活动中，党外候选人提出了一个较易为选民接受的政治口号：“制衡”。

他们向选民宣示“党外”运动的目的在于制衡国民党的政治统治，“党外”人士参政也旨在增加政权结构中的制衡因素。

“党外推荐团”在声明中指出：

在党外候选人的传单上，充满了“民主要制衡，制衡靠党外”之类的口号，这也说明此时康宁祥一派的温和稳健路线在“党外运动”中居于领导地位。

这次选举，“党外”的推荐制度获得一定成功，推荐的7名县市长候选人中3人当选，15名省议员候选人有8人当选，9名台北市议员候选人8人当选。当选率在60%以.上。

从总体上讲，“党外”得票率并没有突破性进展，说明“党外”选举资源的相对稳定，无论在“党外”遭受挫折还是在其顺利发展时都变化不大。“党外”候选人在台北市的当选率最高，又说明“党外”资源主要集中在大都市内。

选举中，谢长廷、陈水扁、苏贞昌等多名“《美丽岛》事件”辩护律师获胜，加入“党外”阵营，“党外新生代”中的林正杰等也当选“公职”，他们对“党外”运动的影响呈上升趋势。

经过两次选举，“党外运动”基本恢复了“《美丽岛》事件”前的力量。

1981年选举时的集体推荐制度，统一组织助选活动，统一的政治口号及标志（绿色）实际上已具“雏形政党”的特质。

“党外运动”随后却因内讧而陷于停顿。

“党外”阵营内部的成份十分复杂，“党外”人士的背景和经历各不相同，他们所以能走到一起，主要由于对国民党统治不满的共同认知，以及在当局高压政策下的自我保护意识。他们没有统一的组织系统、政治纲领，对如何达成政治目标的途径也无共识。

“党外”阵营内派系林立、互不统属，人际关系也颇为复杂，因此，“党外运动”几乎自它诞生之日起，就有内部的摩擦与纷争。在国民党镇压造成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内部摩擦尚未公开爆发。1982年开始，“党外”出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内讧，内部裂痕就公开于民众面前，给“党外运动”造成很大的损失。

这次争论的双方是：一方是以康宁祥为代表的“党外主流派”。成员多是在选举中赢得“公职”，有一定知名度的“党外”核心人士。

他们主张“体制改革”的温和路线，希望以稳定渐进的方式，“循着议会斗争的道路，逐步实现政党政治或者说两党政治”，另一方则是以林世煜等为代表的“党外新生代”，成员多是出道不久的青年和“党外”杂志的编辑。

他们主张“改革体制”的激进路线，“以台湾住民自决为目标，建立一个对内打倒国民党，对外排拒共产党，台湾人自己当家作主的所渭‘台湾人的出头天社会’”。

在斗争方式上，他们“幻想凭藉不断升高的群众运动，甚至不惜藉街头暴力，像‘美丽岛事件’的那种方式，与国民党较量”。

由于他们是后来者，对“党外运动”现有的权力分配也心怀不满。1982年的这场争论，由“党外新生代”挑起，康宁祥一派处于被动位置，因而又被称为“批康（宁祥）运动”。

争论的导火线是1982年5月发生的一次“党外”“立法委员”经过与国民党谈判，放弃了预定的杯葛（集体抵制之意，台湾常用语）事件。由许荣淑发行、林世煜主编的“党外”杂志《深耕》就此发难，推出了“放弃杯葛，党外还有什么”的专题，指责康宁祥是向国民党妥协，“放水”、“喝国民党的圆仔汤”。

由此掀起了日后“党外”杂志长时期“批康”的序幕，也是“党外”杂志批评“党外”政治人物的议会功能的先声，“而且初露日后“党外”路线之争的端倪”。

争论开始时，康宁祥等并不为意，反而忙着扩大自己和“党外”的声誉。他们已不愿被困于台湾小天地，要“以在野政治领袖的身份从事一次外交行动”。经过筹划，“党外立法委员”康宁祥、张德铭、黄煌雄、及“监察委员”尤清4人结伙闯荡美国、日本40天，即有名的“党外四人行”。对“党外四人行”的结果，康宁祥等沾沾自喜，称它是30多年来“党外”第一次集体向国际舞台出发，“开拓了党外发展的境界和出路”。

而“党外新生代”则指责康宁祥等“与国民党有暗盘交易”。

这以后，“党外”的争论逐步升级，越来越多的“党外”杂志与“党外”人士卷入其间，“党外运动”的各个方面几乎都成了争论的命题，而主要又集中在“党外”的政治路线上，围绕着：

从“党外”发生争论的背景及争论内容看，这场争论是“党外”发展的必然产物，争论双方确有路线之争和观念对立，但也含有许多情绪化因素，“党外”的“权力之争”、“派系之争”及个人恩怨均坦露于公众面前，“党外”运动的弱点暴露无余。

思想的分裂必然导致组织分裂。1983年底的“增额立法委员选举”中，“党外”尝到了内讧的苦果。

1983年4月，“党外”开始筹划选举，决定组织“党外人士竞选后援会”，希望继续1981年选举的成功，使“党外”的竞选在组织化统一化上更上一层楼。

不料“后援会”内部在候选人产生办法上即发生分歧：

这次选举中，“党外中央后援会”虽提出了候选人名单及“共同政见”，但在其内部分裂情形下，“显然不能完全发挥组织运作的功能”。“新生代”为主体的“编联会”支持“美丽岛系统”候选人来对抗康宁祥的“主流派”。

出现了“党外”人士互相竞争的局面。“党外”不是集中力量从国民党那儿开发选举资源，而是互相争夺着相对固定的“党外”选举资源，选举结果，“党外”受挫。他们的总得票从30%减到22%。内部分裂造成分散票源，同时也让国民党获得一次压倒性胜利。

相对而言，“党外新生代”获得成功，受他们支持的“美丽岛系统”中有四人当选：方素敏（林义雄妻）、许荣淑、江鹏坚、张俊雄（后二人为“美丽岛事件”辩护律师）。而康宁祥等“主流派”则惨败，康宁祥、张德铭、黄煌雄均落选。康宁祥是较早从事“党外”运动的元老之一，是“党外”的一面旗帜，他的落选，被视为是“党外”运动的损失。

从1982年的“批康”开始，“党外运动”便在双重压迫下前进：为了同国民党作斗争，“党外”必须集中力量，团结起来，但在以什么方式同国民党斗争问题上，“党外”却又陷于分裂。

“党外”的每次重大举动，都会招致来自“党外”的疑义，甚至杯葛（集体抵制之意，台湾常用语）。“党外”运动在艰难中发展。

1984年9月，由“党外”当选人士组成的“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简称“公政会”）正式挂牌成立，这是“党外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松散的“党外”朝向组织化迈进了一步。“公政会”设理事七人、监事二人。

以“党外”“立法委员”费希平为理事长，“台北市议员”林正杰为秘书长，成员包括“党外”现任或曾任公职的知名人士三十多人，如江鹏坚、张俊雄、许荣淑、尤清等，“堪称台湾党外的一时之选”。

“公政会”与1983年9月成立的“编联会”并列为“党外运动”的两大组织，他们在人员组成和政治斗争方式的取向上有较大的不同，基本上代表了“党外运动”中的两派：“公政会”由较持重的当选人士组成，主温和方式，“编联会”由“新生代”组成，主激进方式。相比之下，前者的力量更大，也更为社会各方所看重。国民党一开始就宣布“公政会”为“未依法登记的团体”，要予以取缔。“司法部长”吴伯雄并称将采取“强硬措施”，进行恫吓。

12月6日，费希平以“公政会”理事长的名义，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蒋彦士去信，申明“公政会”的目的为：

这封信中，“公政会”采取了明退实进的方式，表面上看是向国民党当局妥协，但坚持“公政会”要存在下去；“公政会”要和国民党当局“沟通”，就是表示要与国民党平起平坐。难题踢给了国民党。国民党自然不会接受。但若国民党再取强硬态度，则舆论方面必有所损失。

其时适逢“江南命案”（1984年10月15日发生于美国旧金山的一起政治谋杀事件，华裔美籍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因撰写《蒋经国传》，揭露蒋家隐私，遭国民党当局雇用台湾黑社会“竹联帮”杀手刺杀身亡）及“十信案”（台湾地区最大信用合作社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简称十信），十信理事主席蔡辰洲控制的国泰塑胶工业公司因能源危机亏损，其指令员工加入十信后大量借款并高利转贷给该公司，最终因国塑无力偿还债务引发十信挤兑风波）接连曝光，国民党受到内外夹击，疲于应付，只能将惩治“公政会”的事暂置一边。

费希平信却在“党外运动”内部引起一场大波，激进的“新生代”认为这是向国民党屈服，大肆攻击。“编联会”还专门组织了题为“从公政会致函蒋彦士事件，看党外领导阶层问题”的讨论会，矛头直指费希平。结果，费希平只得以辞去理事长一职，退出“公政会”，来平息事态。

“公政会”改选，“监察委员”尤清当选为新理事长，谢长廷任秘书长。“公政会”在国民党的暧昧政策（既宣布为“非法”，又未采取取缔措施)下存在下去，并在若干地方设立了“公政会分会”。

从1985年至1986年9月民进党成立前，“党外运动”引人注目的大事有以下几件：

“省议员”集体辞职事件。

1985年5月，“党外省议员”在审查“省政府预算”时，提出“省政府”23人的编制远远超过有关“法律”规定的11人，应予删除。遭到否决后，14位“党外省议员”决定集体辞职，以示抗议，引起社会各方关注。辞职的“省议员”又返回原选区举行各种集会，对国民党当局进行批评，影响很大。这次辞职事件，显示了“党外”人士的集体力量。

1985年“地方选举”。

面对四年一次的“地方选举”，“公政会”与“编联会”暂释前嫌，携起手来，组成了“1985年党外选举后援会”，共同推举出42位参选人，提出了20项“共同政见”。

“党外”在这次选举中又有新的斩获，赢得了近30%的选票，在台北市更高达40%。“后援会”推荐的42人中，有26人当选、11名“党外台北市议员”候选人竞全数当选，是“党外”参选史上所没有的。“党外”的参选口号向公众透出了两个新的信息：“新党新气象，自决救台湾”，前者预示着“党外”组党已迫在眉睫，后者则说明浓厚的“台湾意识”。

与国民党“沟通”。

在台湾，有一批关心政治，平素站在独立的立场上，对国民党和“党外运动”均有善意批评的学者，被称为“中介学者”。

他们当中有台湾大学教授胡佛、杨国枢、李鸿禧等人。面对国民党与“党外”势如水火的尖锐对立，他们便想方设法拉拢双方进行“沟通”。1986年正逢国民党与“党外”对策方面均有变化，有意参加“沟通”。1986年5月7日，蒋经国指示国民党中央政策会：“在尊重法治的基础上，加强与各界人士的沟通，增进彼此的了解”，以维社会安定。

于是便有了1986年5月10日的“沟通餐会”。由胡佛等四位“中介学者”出面作东，邀请国民党“中央政策委员会”的三位副秘书长梁肃戎、萧天潜和黄光平及“党外”的尤清、康宁祥、费希平、江鹏坚等八人参加。

沟通会上经过争论，最后达成三点协议：

并相约“沟通”将继续下去。达成的三点协议，并无实质性内容，但国民党与“党外”的“沟通”本身，具有重要意义。

“五一九绿色运动”。

“沟通”活动在台湾引起震撼。虽然国民党方面参加“沟通”是蒋经国亲自批准的，但“忠贞”的保守党员仍公开表示其不满，举行了一系列反对活动，警方还查封了康宁祥主办的《八十年代》，这显然有违“沟通”协议中“共同为政治和谐而努力”的规定，破坏“沟通”气氛。在“党外”方面，激进派对参加“沟通”的人士更是口诛笔伐。

5月19日，“党外”激进新生代组织了一次街头示威抗议活动“五一九绿色运动”。

200多名“党外”人士身披绿色彩带集结在台北龙山寺，原计划游行到“总统府”请愿，但大量警察将“党外”人士围住，对峙达12小时始散。“党外”激进派组织这次活动，虽主旨是要求取消戒严，是针对国民党的，但也有其隐蔽的目的一破坏“沟通”气氛，坚持“党外”同国民党坚决斗争的强硬路线。

“沟通”之举，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当局与“党外”间压制与反压制的关系，1986年6月，当局以“诽谤罪”判处“党外”杂志《蓬莱岛》发行人黄天福、社长陈水扁等三人服刑8个月。9月，“台北地方法院”又以“诽谤罪”判处“台北市议员”林正杰一年半徒刑，“党外”借机进行了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活动。9月3日，法庭宣判结束后，林正杰手捧一只绑着黑带的钟(“送终”的谐音)，在康宁祥等“党外”人士陪同下，游行示威，前往“总统府”，沿途有大批群众加入。

到达“总统府”后，林正杰将钟重重地摔在“总统府”前面。之后接连有十几天林正杰举行“向市民告别会”，他手持玫瑰出现在成千上万的听众面前，发表攻击当局的演讲，每次都举行街头游行。如此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活动，是台湾“实施戒严以来最大规模的一连串群众示威游行”。

总之，随着台湾社会的发展，“党外运动”到80年代中期已相当活跃，到达了又一个高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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