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率部打回老家探亲，舅母没认出，紧张的放下碗筷，贴墙根站着！

“1947年八月，这边是自己人，别慌！”院门口传来一句高嗓门的提醒，麻城西北的小村子瞬间安静，只剩风声吹动老屋的竹叶。

谁也没想到，说话的人竟是离乡二十载的陈再道。那时的豫鄂皖边区硝烟未散，刘邓大军南下，晋冀鲁豫野战军几支纵队陆续开进大别山。对于一般百姓，穿军装、背步枪的队伍只分两类：一类要逃；一类可依靠。可究竟归哪类，得先辨胸口的八一或青天白日。

打回家乡，对很多将领而言不仅是军事行动，更像一次迟来的寻亲。陈再道随第二纵队机动至麻城外围，本是侦察地形，却拗不过内心那一丝牵挂——舅舅家只隔十来里地。几位警卫员随行，脚下尘土被汗水黏成小泥块，一路闷头急走。

陈家冲的土坯房早被战火换了新主，舅舅一家搬到山梁另一侧的麦秆屋。午饭时分，炊烟自屋后坡缝钻出，带着芭蕉叶的湿味。推门瞬间，舅母正端着半碗红薯粥。见到陌生军人，她的第一反应不是招呼，而是将碗搁在桌沿，整个人贴到墙根，肩膀还轻轻抖。那股紧张，隔着岁月都能让人心酸。

二十年前，小陈常挎竹篮给舅母送柴；如今，他是二纵司令，胸前多了领章。短暂对视后，他并未自报姓名，而是淡淡一句：“婶子，想问问‘燕儿’可有消息？”提到小名，舅母愣神三秒，眼角皱纹颤了一下，随后用颤抖的手背抹泪：“你……是道伢子？真活回来了？”一句乡音，拉开了时光闸门。

陈再道童年并不顺遂。母亲劳病早逝，姐姐因高烧缺医缺药离去，家里仅剩他与叔父相依。十三岁挑柴卖钱，换来的多是玉米饼。贫与苦在大别山很常见，却在他心里埋下反抗的火苗。大革命浪潮席卷鄂豫皖，十七岁的他加入农协，旋即编入红军。不久叔父病亡，从此，无牵无挂。

随后几年，他随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跨雪山，走草地，多次死里逃生。在冀南练兵时，他逐渐从连长升到团长；抗日全面爆发后，调冀鲁豫，根据地越打越大。到了解放战争，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纵队建制，他被任命二纵司令。身份变了，背上那杆老枪仍是川陕时发的捷克式，布包里还夹着母亲生前那方旧布巾。

大别山行动有更深远的战略考量：刘邓大军突入江汉腹地，牵制国民党主力，为华北、华东战场减压。陈再道明白，自己这趟探亲必须赶在敌围合之前结束。舅母却拉着他袖口不松手，焦急地问：“孩子，你们这回能守住咱山？”他给出铿锵答复：“一定能。仗不好打，心里有底。”这句保证，让围观邻里眼神一点点亮起来。

说话间，外院挤满乡亲。有人小声琢磨“这不就是当年逃学的陈伢子？”有人打量他肩章，半信半疑。空气里夹着窃窃私语，却没人再害怕。不得不说，在白色恐怖下生活多年，乡亲们对“回来的红军”仍抱希冀。

舅母提到表哥“燕儿”最后一次来信：写于1935年，信纸从松潘寄出，只说“北上会师”，再无音讯。陈再道听了，眉心微蹙。他在川北曾与表哥擦肩，可一个去了留守、一个跟队伍西进，战事分离实属常态。临别，他交给舅母两斤盐、一小袋红糖。那是部队最稀罕的口粮，却能让老人熬过即将到来的腊月。

留恋归留恋，第二天凌晨二纵便向西北机动，准备夺取麻西公路节点。舅母拖着布鞋追了几十步，终究未能再握住他的手。背影渐远，只剩枪栓撞击和粗重的脚步声在空谷回荡。

战争节奏一刻不停。1948年，鄂豫皖解放；1949年初，淮海战役胜利，陈再道调任河南军区司令，扛起剿匪与恢复生产的双重任务。直到1950年秋，河南局势稳固，他才辗转回麻城扫墓。新修的水泥路把山野串成一线，儿时的泥泞窄道早掩进梯田。舅母已搬进土墙小屋，脚边拴着一只肥羊，见他来，拧住羊角就往灶房拖：“活羊杀了，给你补身子。”陈再道苦笑，伸手夺刀：“羊留着，你侄子们靠它换学费。”

乡愁虽淡，血缘却在。解放后，陈再道多次请组织把烈士登记表补录，表哥“燕儿”终被确认为1936年在松潘牺牲。舅母捧着烈士证书，哽咽却没掉泪：“他没白走。”那一刻，山风带走了屋檐的黄尘，也吹皱了老人的鬓发。

值得一提的是，陈再道在河南主政期间，大别山一带的复员军人优先返乡，土地改革顺利推进。许多当年围在院门口的乡亲，后来成了第一批民兵骨干。有人说，这就是“希望落地生根”的最好注脚。可陈再道没用华丽词汇，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句子只有八个字：打下江山，守住江山。

岁月推移，硝烟散去，当年舅母放下碗筷贴墙根的一幕，被陈再道偶尔提起。听者感叹，笑声过后也会沉默：和平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一次又一次“打回家乡”的代价。

如今，麻城的山谷里，旧碉堡成了子弟兵教育点，墙上弹孔依稀可辨。偶有老兵指着其中一个说，这里曾是二纵司令的临时指挥所。游客问：“那位司令后来去了哪？”老兵摆摆手：“回家看亲，又去忙活国家大事啦。”话音里，光阴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