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荷兰经济事务部长文森特·卡雷曼斯在电视节目中透露,预计“几天内”将与中国官员会面,商讨解决安世半导体断供危机。此举标志着9月底荷兰强势接管安世半导体后,首次明确给出谈判时间表。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荷方在整个表态过程中,对“道歉”、“纠正错误”等关键诉求避而不谈,反而将当前困局描述为需要双方共同破解的“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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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危机的源头可追溯至9月30日,荷兰政府依据1952年冷战时期制定的《商品可用性法》,对安世半导体实施行政接管。该法律赋予政府在“特殊情况”下“保障关键物资获取”的广泛权力,荷兰经济部据此发布部长令,要求安世全球范围内“不得动资产、知识产权、业务和人员”,有效期一年。随后,阿姆斯特丹上诉法院的企业法庭追加临时措施,变更董事任免与投票规则,实质改变了公司治理的权力格局。
荷方为其行动辩护的理由集中于两点:安世存在“严重治理缺陷”,以及担心芯片技术通过母公司闻泰科技流向中国。然而行业分析显示,安世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大规模量产能力与稳定客户群,其技术实力在行业内并非顶尖。更关键的是,该公司的生产流程呈现全球分工特征:芯片在德国生产,全部运至中国进行封装测试,最后从中国销往全球。中国环节占据了安世60%的封装测试产能,这意味着荷兰即便控制了本土资产,也无法独立完成生产闭环。
中方反应迅速而有力。10月4日起实施的出口管制措施,使安世在中国工厂生产的零部件“连一根苍蝇腿都不允许运往荷兰”。这种精准反制立即显现效果,全球汽车与电子行业很快感受到供应链压力。半导体产业中如分立器件、电源管理芯片等基础元件,虽不追求最先进制程,却是维系众多产业运转的关键,一旦供应受阻便会产生连锁反应。
在荷兰采取行动前,美国商务部官员与荷兰外长曾举行会谈。尽管荷兰财政部长否认与美国有关,强调“荷兰不是美国的狗腿子”,但行动时机与政策导向的高度契合难以用巧合解释。荷兰似乎正以牺牲长期积累的商业信誉为代价,换取在特定阵营中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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