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文思）

蒋 巍

行走就是一种思考。“用脚写作”，是我多年来的一种写作方式。

2019年，中国作协组织20多位作家分赴各地，采写“脱贫攻坚”的感人故事。开动员会时，我想，其他作家都有固定的点了，我就干脆全国走一圈吧，能采访到的都采访采访。当时，中国作协制定了一个政策，参加采访的作家每人发一笔固定的经费，下去后吃住行自行解决，不给地方添负担，花多了自己补，剩下的也归个人——这倒有利于作家们发扬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但是我决定全国走一圈时，根本没去想费用的问题——深入生活，投身写作，那才是我最大的快乐!

我从北京出发，赴陕北，入新疆，穿云南，走贵州，过广西，带着一盏小台灯，专往曾经最贫困的地方走。途经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时，因沙暴袭来，遮天蔽日，失去方向，只能坐等救援，我戴的小红帽也被风刮没影了。这次采访，我写出了长篇纪实《国家温度》。回到北京那天已是半夜，正碰上大暴雨，电闪雷鸣，积水成河。下了飞机后，打车匆匆往家赶，结果误进对面一个社区，怎么也找不到家了。没办法只好打110，警察最终通过手机定位系统，把被浇成落汤鸡的我送回了家，老伴还被吓了一跳，以为我犯了什么事儿了。

2024年是全国对口支援西藏30周年，我去了西藏。当地人都说，我这个年龄不该上高寒缺氧的高原了，为此旅社给我配了氧气瓶，每天晚上吸一阵子。后来我和当地记者合写了一篇大纪实，发表在《人民日报》。年轻时我曾在北大荒下乡8年，什么艰难困苦都见过，如今这点辛苦又算什么？

新疆，我也去过多次。新中国成立初期，10万大军就地安家。为节省军费，军装没有领章帽徽，没有衣领衣兜。官兵驻扎在大漠戈壁上，常年见不着青菜，很多人患了夜盲症。有一次，一个连队终于做了一大锅青菜汤，连长号召把所有青菜留给一个年轻战士吃，就是为了保护他那一双明亮的眼睛。夜晚下工让他带路，再用一条麻绳系住整支队伍，官兵们看不清路，却依然高唱着“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塔克拉玛干沙漠旁边有个老兵村，官兵来自全国各地，到新疆后从未出过村。他们用一生，把军装的颜色给了大漠戈壁。我去祭拜过一片很大的墓地，茫茫黄沙中所有的墓碑都写着姓名、年龄、籍贯，全部向东!上世纪90年代末，老兵已所剩不多，首长安排17个老兵出来转转，在石河子广场见到王震将军的雕像，他们立即列队敬礼：“报告司令员，你交给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在场群众无不落泪。

在云南，复员归乡的战斗英雄王明礼领我参观茶园，上山时他健步如飞。路上我才得知，几十年来有两样东西他一直带在身边：一个是全班战友的花名册，一个是一把老军号。每天清晨，他都登上山头吹响军号，组织乡亲们上山种树护林。路上说起曾经的战斗，王明礼卷起裤腿告诉我，他的左腿没了神经，钉子穿过脚面没感觉；而右腿——说着他忽然解下来，砰地扔到几米外的路边，吓我一跳，他却哈哈大笑!

几十年来，正是这些动人事迹深深感召了我，让我不停地翻山越岭、进村入寨，去聆听，去书写，把键盘敲得丁当响。有时候我会感动得热泪横流，喊房东赶紧“拿纸来”。有时候又会哈哈大笑，围观的乡亲们也跟着我笑。

进入波澜壮阔的新时代，我走的山区农村越来越多，从黑龙江到海南岛，所到之处，道路四通八达，人们生活幸福，乡亲们建起了别墅式的小白楼，院里停放着大型农机和小轿车，我能不为之动容吗？

老伴曾说我“虽是老骥，并不伏枥”，在我看来，这样的生活不仅有意义，也有意思、有温度。人生有一种召唤叫责任，有一种激情叫热爱，有一种选择叫出发，有一种生活叫行走。虽然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出发，就是人生最美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