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学生成为“临时父母”：一场关于陪伴的“外包”实验

新京报记者李冰洁编辑 陈晓舒 校对 柳宝庆

每到周三的傍晚，明薇都会准时按下北京市顺义区一户高档住宅的门铃。8岁女孩文彦就藏在门后，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她们将一起做手工、复习功课，或者仅仅是在卧室里聊天。

在这个被称为“家”的空间里，明薇的角色模糊而复杂——她是女孩家长付费聘请的老师，是陪玩的姐姐，有时，是不经意间被呼唤的“妈妈”。

在过去的一年里，明薇接触过8个这样的孩子。这些家庭有着相似的轮廓：父母事业繁忙，时间稀缺。家长们不仅希望陪读老师能够给孩子知识上的启蒙，同时希望能填满父母难以兼顾的时间。

在工作与家庭中艰难寻找平衡的家长们，将育儿“外包”给像明薇这样的大学生。这些大学生陪着孩子做作业、读绘本、学拼音、捉迷藏、出门玩耍，有时还需要在家中将孩子们哄睡。与注重课业辅导的家教不同，陪伴服务有更多情绪投入、更多情感交流。

而在家长们这边，问题被暂时解决了，但大部分母亲却并未感到安慰。最好的育儿应该是亲力亲为的，有受访者说，“我们做父母是失职的。”

▲2025年8月8日，山东青岛，小朋友们在志愿者的陪伴下做游戏、下围棋、阅读图书等活动，缓解辖区内职工家庭“带娃难”，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图源IC

“无痛当妈”

明薇与文彦的缘分始于2024年下半年。

彼时，明薇刚大学毕业不久，住在北京市顺义区，暂时没能找到工作。但很快她就发现，住在附近的家长们有不少育儿“外包”的需求：他们时间匮乏，渴望有人进入家庭承担一部分父母的工作，陪伴孩子，“德智体美各方面都要培养一下。”

虽然明薇之前连家教都没有做过，但早年间考了教师资格证，也喜欢孩子，看到那些在她辅导下被订正的作业本会有成就感，自认“与孩子在一起的时光是治愈的”。

第一次面试时，文彦的母亲开诚布公：她有自己的事业要忙，无法花太多时间陪孩子。明薇猜想，或许是自己展现出的语言表达能力、细致耐心的性格打动了对方，当然，还有她的外形——“她说想找个稍微好看一点的，因为谁带孩子，以后孩子就长得像谁。”

工作很快确定了下来，具体内容是：每周三上门一次，一次3个小时。这位年轻的母亲将明薇拉进一个工作群中——这个家庭里还有另外两位家庭老师负责更具体的课业辅导。而明薇的主要职责是统筹性的工作，她需要根据学校教学内容制定计划，承担起家校沟通的桥梁，并对女孩的性格养成进行一定的引导。

第一次和文彦见面，女孩因为害羞而躲在桌子下不肯露面。明薇想起孩子母亲的嘱咐，将孩子培养得开朗一些，“至少见人要打招呼。”

在明薇看来，文彦胆怯，对人慢热，甚至有些孤僻，常常自卑。这是明薇后来在一次次与文彦的相处中得出的结论。

她们会在周三傍晚一起做学校留下的手工作业，有时看女孩状态不好，她会带着女孩到附近走走。一个月后，女孩开始愿意向明薇吐露学校里的事。两个人关系更亲密后，明薇主动纠正了称呼：起初孩子叫她“老师”，她让孩子改为姐姐。

明薇很少再见到她的母亲。每周上门前，孩子的妈妈会在群里发送学校当周的学习内容，也会将学校老师的反馈传递给她：“孩子最近可能有自己的想法，要多和她交流一下；孩子最近上课总是开小差，你问问孩子是怎么了。”

明薇会每周撰写工作日志，记录当周内容与孩子情况，但鲜少收到家长有信息量的回复，多半是一句：“辛苦老师，孩子这块需要你费心。”

一次陪伴三小时收入仅三百元，但明薇不太在乎，“我很喜欢这个孩子，想要多陪陪她。”文彦羞用语言表达爱，但总会将学校里做的手工——黏土蛋糕、扭扭棒、手工本子——珍重地在她到来时展示。时不时地，文彦会轻轻牵住她的手。如果可以，明薇希望能陪伴文彦一辈子。

从去年年底至今，明薇接触过8个孩子。这些家庭的父母无不以事业为重，孩子们也大多内向。即使她对每个孩子都付出了十足的耐心，内心深处却始终萦绕着一个想法：如果是父母亲自来带，效果或许会更好。

▲社交媒体上，家长们在寻找陪读服务，大学生们在寻找兼职。某社交平台截图

大学生带娃

像明薇这类提供陪伴式服务的大学生，正成为大城市家庭教育生态中一个悄然兴起的群体。

延影22岁，今年9月来到北京读研后，她试着在社交平台上找一份提供陪伴服务的兼职。她曾做过更注重课业辅导的家教，但她还是更倾向于陪伴服务：跟孩子玩耍更轻松，也有更多情感交流。

此前在东北某省一座边境城市，她带过一个四年级女孩。家长工作太忙，孩子一个人在家。她理解家长找她的原因：“大学生比育儿嫂素质高，性价比高。”

刚接这个单子时，孩子的母亲并没有制定严苛的学习计划，“就是辅导作业，预习复习。” 延影从陪写作业开始，之后两人一起画画、玩耍。后来关系好了，延影发现，孩子会提前完成作业，只为和她多玩些时间。

到后来，母亲已对课业不再多问。延影会主动发送当天作业情况，但不提及陪伴孩子玩耍。不过延影想，家长对这些都是清楚的。

她说东北人“看破不说破”：“她知道你带着孩子玩，但不会明说，还是希望你以辅导为主，但实际上也愿意你陪着孩子玩。”

每天晚上，延影会从女孩的兴趣班接她下课，之后在家中常常待到9点多钟，将女孩哄睡。当她离开时，孩子的父母往往还没到家，“孩子妈妈在家里装有监控，有时候会看我们在家干什么。”

她几乎与那个女孩度过了整整一年的课后时光。她们在夜晚的街道溜达，周末去游乐场玩耍。延影常觉得女孩“可怜”：“虽说家庭条件好，但父母没办法给她太多陪伴，她有很多想法没人分享，只好跟我说。”

一年多来，延影只见过孩子妈妈两次。这对做生意的父母工作繁忙，母亲大多通过家中监控或孩子口中了解情况。

吴风23岁，在今年年初拿到研究生录取通知后，就在家乡华北某省省会城市找到一份接送孩子的工作。在这个准备升学的空当，她希望找一些轻松的兼职赚一些零花钱。熟人介绍，时薪80元，要求简单：每天把孩子从学校接回，辅导作业，之后陪玩一会儿，不要让孩子总看电视或手机。

吴风带着这个一年级小女孩拼乐高、做手工、画画、玩游戏，在楼下跑跑跳跳。两人后来关系亲近，女孩会把学校里发的零食悄悄带给吴风。

今年春天，在北京某高校读书的苹果接到一个幼升小的单子。一个打印店老板娘联系她，希望为孩子制定幼升小学习计划：读绘本，认识简单汉字，学习20以内加减法，掌握基本英语表达。

苹果就在打印店一角开始教学工作。说是上课，但五岁多孩子并不能完全理解这个大姐姐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她以为是这个姐姐过来陪她，一起学点东西，大部分时候，我们还是在玩游戏。”

▲今年秋天，延影来到北京读研后，又为自己找到了带孩子写作业的兼职。受访者供图

“不找一个帮手，我会崩溃”

选择将育儿“外包”的家长们面临着相似的困境：他们身处一二线城市，工作繁忙，长辈虽然能搭把手，但难以完全承担育儿责任，传统的育儿嫂在文化知识上稍有欠缺，孩子需要启蒙陪伴，大学生们有文化、有空闲，看起来是最好的选择。

陈砺不到40岁，就职于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孩子即将升入大班。工作日里，她陪伴孩子的时间只有早晨20分钟：每天七点半孩子起床到上学前。她几乎每晚都要在十点半之后才能下班，回到家时，孩子已睡着。

陈砺自称“小镇做题家”，在激烈的学业和工作竞争中胜出，跻身互联网大厂，拿到优越的待遇，在北京安家立足。但压力并未因此而停止，繁忙一直延续到孩子出生之后。

孩子由奶奶带大，现在，不到五周岁的孩子精力旺盛、好奇心蓬勃，奶奶不擅长学业教育。一方面，她希望有人带着孩子打发幼儿园放学后的时间；另一方面，她想请来大学生老师做幼小衔接，也能解答部分科学疑问。

她打听过，真正有多年教学经验的家庭教师费用高，且更倾向于应试辅导。她的需求不在此，大多时候只需要老师来陪玩。

最终，她选择了离家较近的一所重点高校的男生。

陈砺没见过这个男生和孩子在一起的样子。男生来家里时，她还没下班。她准备了学习机，请大学生陪着孩子学习。她还买来英文绘本、俄罗斯方块。一次两小时，一小时知识输入性学习，剩下时间“爱干吗干吗”。

博士在读的沈未面临相似的情形。沈未的毕业论文截止日期就在当前，她几乎每晚熬夜到凌晨两三点，头发大把掉，学业令她焦头烂额。不找一个帮手，“我觉得我会崩溃。”

孩子常常没有玩伴，她觉得“太可怜了”。沈未伏案于桌前，孩子会缠着她玩捉迷藏，但她实在无法抽出太多时间陪孩子玩耍。他们都在高校求学工作，正是艰难的爬坡期。

能够将孩子接到身边抚养已经是她和丈夫尽到的最大努力。此前，快4岁的女儿被放在老家教养，女儿隔着屏幕对她唱幼儿园里学会的歌曲，“妈妈我爱你”，母女两人隔着视频流眼泪，那之后，一家人才终于团圆。

沈未最终选择雇用一位大学生“陪玩”。她定位清楚：大学生比较单纯，大小孩和小小孩或许能玩到一起去。她没有做任何硬性规定：出去玩、在家讲故事、玩拼图，“怎么样都可以，只要孩子高兴。”她在社交媒体发招募，迅速有几百人给她发私信。

家里很快来了一位大学生姐姐，看到孩子在大学生姐姐陪伴下心情愉悦，沈未觉得自己的愧疚感也没那么重了。

在一家科研单位工作的刘铭不到40岁，家中有三个孩子：老大7岁二年级，老二4岁读幼儿园，最小的刚2岁。为照顾孩子，她曾停工一年，之后返回职场。家里有奶奶帮忙照料，但奶奶岁数渐长，刘铭需要对家里大小事宜重新统筹安排。

养育这三个孩子过程中，刘铭聘请过育儿嫂，也请过住家阿姨和家庭教师，在育儿“外包”上做了许多努力，但一直未能给这个家庭找到最优解。

9月上旬，刘铭为最小的孩子请来一位大专毕业不久的女孩做陪伴师，聘用时间是每晚五点半至七点半。她希望将年事已高的奶奶从育儿中解放出来，女儿也能有人陪着画画、复习幼儿园里学到的英文。

▲今年上半年，一位家长找到苹果，希望她能为幼升小的孩子提供助力。受访者供图

“至少心理上是安慰了”

刘铭也想亲自陪孩子，但孩子太多，她实在抽不开身——每个傍晚，她需要带着两个大的孩子到羽毛球场，哥哥写作业，弟弟打羽毛球，周天，她为两个大孩子安排了6节网课，上网课能节约接送的时间成本，但她还是需要陪着写作业，阅读、练英语。往往半夜才能有自己的时间。

刘铭照顾孩子细致。在纸上画画，她担心灯光不足，又要考虑近距离用眼，干脆在家里安置了一块黑板一块白板。这些她都告诉来家里的陪读姐姐，要她也注意起来。孩子在玩玩具时，她希望能把古诗放出来，“主要也是为了磨磨耳朵。”

刘铭太清楚，真正好的教育一定是亲力亲为的，无论是奥数、英语启蒙还是阅读。她重视教育，也曾与教育专家沟通、关注教育博主，“一定是父母陪伴效果最好，但我们家实在人手不够，只好退而求其次，找外面的优质资源。”

尽管受访的母亲们强调，她们将大学生们请来的首要目的是“陪伴”，但其实更希望孩子能从大学生哥哥姐姐身上学习到更多课业知识。刘铭说，“如果只是为了看着孩子，我随便找个人，只要不出事就好。”

即便是最“佛系”的家长，也无法抵抗周围环境的影响，不“鸡娃”能行吗？不能连高中都不上吧？总要做些努力吧？她们在让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和“要不还是提前学一学”之间反复摇摆。

苹果明白家长请她来的理由。她在北京一所985大学读书，家长认可她应试教育的经验，但更多地，“应该主要是缓解家长的焦虑。”

这种焦虑无时无刻不在蔓延。苹果听过家长拿自己孩子和别人家孩子比较：“人家已经可以开口说英语了，我家小孩还没有接触过。”

苹果在这个孩子身上感受到父母的无措，这对来自外地的父母没有精力照顾孩子，又受限于自己的文化水平，但身边人的孩子都在往前走，“他们只能求助于外界，能够让心里好受点。”

陈砺也有类似的感受，她自认是“佛系”的家长，只希望能在幼儿园阶段保护孩子的好奇心，但没办法不被周围的人影响。她看到，孩子幼儿园同学们的父母正各尽所能：有人换到教育资源更好的学区，有的上幼小衔接班，有的妈妈辞职在家全职带孩子做辅导。

“100以内的加减法要会吧，乘除我还不知道，多少个汉字我也还没搞太清楚，但一年级绝对不是从零开始的。”她目睹朋友圈里一个连续打卡一年多的孩子，年纪和她的小孩一样大，已经会读英文原版绘本了。

陈砺一开始以为，这种遥远的刺激不足以动摇她的初心，但很快刺激来到了眼前，在幼儿园群里，群主每周将老师讲的内容整理成文档，供家长学习：成语接龙、故事、简单汉字组词。陈砺一开始觉得自己孩子还小，跟不上无所谓。她甚至连学习文档都没打开过。但有一次她去幼儿园听课，发现别的孩子都能跟着背。从那以后，她也下载了文档，带孩子复习过几回。

陈砺一方面觉得孩子到了要学习的年龄，需要培养学习习惯，但另一方面，她担心过早进行知识性学习会伤害兴趣，应该以玩为主。犹豫中，她将时间安排为一小时玩一小时学。

她没有为上门的大学生安排过重任务：半年内学会拼音，英语每天学习20分钟。她对自己做好预期管理：“我们也没花那么大力气，别最后上不了高中就行。”

陈砺尚不知道请来的这位大学生究竟能多大程度解决孩子的问题，“效果还不是很显著，但我心理上是安慰了。”

家长们努力为育儿焦虑寻找出路，但即使做了那么多尝试，似乎又总会出现新问题。作为三个孩子的妈妈，刘铭已经感受过家教陪伴市场的混乱。她发现请来的要么是“小白兔”，要么是“老油条”。她希望有一个准绳来规范这个市场：“这的确是刚需，市场庞大，家长愿意出高价换取高质量的陪伴，但请来的老师，人品、德行、学识、能力都要匹配得上。”

她观察到，很多大学生本身也是孩子心态，不少人直接告诉她，就是为了赚几杯奶茶钱，干点什么总比干待着强，大学生家教陪伴流动性大，也不保证规律性。

即使找到了相对合适的陪伴师，刘铭也不敢提出太多要求，怕对方因约束过多“直接跑了”。她只要求陪读姐姐能告诉她每天的工作安排，孩子有什么变化能够及时沟通。她会提前准备好要读的绘本、玩具，以柔性的方式拿到想要的结果。

现在，她已经努力放平心态：“合则长久，不合就拜拜。对于一下子能干一年，我已经不抱希望了。”

“我觉得我们做父母有些失职”

即便暂时找到了解法，母亲们在采访中还是不断表达对孩子的愧疚，陈砺说，“我觉得我们做父母有些失职。”

沈未在家乡带着女儿到两岁多，才重新回来上班。但母女分隔的一年多里，女儿总是在视频里“眼泪吧嗒吧嗒流”。现在把女儿接到身边，工作日的白天，孩子被送到幼儿园，傍晚到家后，她把4小时时间留给女儿，到晚上10点之后再开始干活。

生活与工作难两全。陈砺自觉无法再找一份比目前薪资待遇更好的工作。她说，自己已快到互联网公司的“退休”年纪，趁还能赚到钱的时候多赚一些，等她真的从互联网公司“退休”，就有大把陪伴孩子的时间。

刘铭自认已为孩子做出巨大让步。她在老大出生后换了一份假期更多的工作，将大量精力用在育儿上，但时间仍不够用。她已觉得自己尽力了，“对孩子我一点都不愧疚，我愧疚的是我为了他们改变了自己的事业轨迹，从我事业的舒适区离开了。”

刘铭在工作中见过那些勤勉且做出成绩的前辈女性。年轻时，她们不必拿这么多时间操心孩子，一心扑在事业上，没人觉得需要为孩子额外牺牲什么，但孩子们也都成才了。但这是她见到的为数不多的事业与孩子教育双丰收的典型。她现在快40岁，没见到身边哪位同龄人能够复制前辈的路线：“我觉得一定要舍弃一部分的，因为人的精力就是有限的，即使我选择了很好的外部资源，也需要在前期做大量的统筹、沟通、协调工作。”

没生孩子前，刘铭看到姐姐为孩子报课外班、请辅导老师，接送孩子上下学苦恼时并不理解：“我们那时候也没有这些，你这样是不是太溺爱。”直到自己生孩子，刘铭发现，时代确实变了。

刘铭曾羡慕一个同事生孩子生得早，“之后有大把时间去忙自己的正经事。”但她现在不再这样想了：“无论什么时候生，你总有当下要面临的难题。”

刘铭也自我反思，能够滋生出陪伴师这个需求，“是不是还是我们太贪心了，既想要事业，又想让孩子有高质量的陪伴，所以一定要引入外部力量。”

大学生们也有着自己的困惑，长久的陪伴时常模糊了界限。有两次，文彦直接喊明薇“妈妈”，一次是兴奋地邀她去看自己的画作，一次是类似的忘情时刻。

明薇一开始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后来再一次听到，她确信耳朵里传来的声音的确是“妈妈”。她感受复杂，伤心、难过，也有一丝对孩子的怜悯。她从孩子口中得知，在所有家庭成员里，文彦最喜欢爷爷，其次是奶奶，“最不喜欢的就是妈妈”，连家里的阿姨都比妈妈更亲近。

“我可能比不上妈妈养的一条狗”，文彦曾看到，妈妈曾请假带狗打疫苗，却没有请假参加她的家长会。

明薇试图安抚文彦：“妈妈其实很爱你，不然她不会生下你。只是妈妈有自己的追求和爱好，放在你身上的时间没有那么多。”

女孩在她的安慰中流下眼泪。明薇感受到母女关系的变化：女孩开始看到妈妈回家时主动投怀送抱，妈妈也从一开始的些许躲闪到后来坦然接受。

延影和女孩之间的相处也并不总是愉快。她在老师、姐姐、朋友和服务者的身份间辗转腾挪，女孩会玩笑似的索要她的手机，但手机常常有去无还。为了将手机牢牢攥在自己手里，女孩在屋子里跑来跑去，或钻进床底，不想被捉到。

延影不想太严格：“很严的话她会告状，也会不喜欢你。”延影不愿失去这份工作，到最后，她只好严肃地告诉孩子：“你再不把手机还给我，我会认真和你妈妈反馈，我明天就不会再来给你上课了。”

家长们都清楚，育儿“外包”只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大多数人没有办法获得更优解。

吴风的雇主、一位忙于工作将接送孩子“外包”出去的妈妈在一个半月后给吴风结清了工资，不再聘用她了——这位妈妈调动了工作，这样能够早些下班，陪孩子度过每一个放学后的黄昏。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受访者为化名）

值班编辑 王丹妮 古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