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最疼爱的女儿，为何两次嫁人都打破礼制，结局却让人心疼？

提到唐朝公主，多数人会先想到太平公主的权欲、文成公主的大义，或是安乐公主的奢靡。这些名字在史书中被反复描摹，早已成了唐代女性的“符号化”代表。但有一位公主，她是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孙皇后的女儿，一生两度嫁人，历经皇子谋反、皇权更迭、外戚专权，最终在偏远州郡猝然离世，连墓碑上的文字都透着敷衍。

她就是城阳公主。《旧唐书》为她立传，仅用六十余字；《新唐书》稍作增补，也不过百余言。可正是这些碎片化的记载，藏着一位皇室女性最真实的挣扎，她不是“叛逆者”，也不是“受害者”，只是在规矩与命运的夹缝里，试图守住自己的婚姻与尊严。

贞观二年，长安立政殿的牡丹开得正盛，长孙皇后诞下了她的第三个女儿。唐太宗李世民抱着襁褓中的婴孩，看着她眉眼间酷似自己的妻子，当即给她取名“丽质”，这是城阳公主最初的名字，后来才按皇室礼制改封“城阳”。

此时的李世民，刚登基两年，内有长孙皇后打理后宫、外有房玄龄、杜如晦等名臣辅佐，正是开创“贞观之治”的开端。对于这位嫡女，他倾注了异于常人的宠爱。按唐朝《开元礼》记载，公主自五岁起需迁出正殿，入住专属的“公主院”，由奶娘与女官教养，每月仅能与父母见三次面。可城阳公主长到七岁，仍住在立政殿的偏阁里，李世民甚至下了一道特殊的敕令：“城阳公主性近诗书，留居禁中，便与皇后共学，不拘旧制。”

这道敕令让礼部尚书王珪犯了难。这位以直言敢谏闻名的老臣，特意在朝会结束后拦住李世民，躬身道：“陛下，《周礼》有云‘女子十年出就外傅’，公主虽幼，亦当守礼。今陛下破例留之，恐开后世‘废制’之端。”李世民当时正拿着城阳公主刚写的歪扭毛笔字，闻言只是笑着把纸递给王珪：“你看，朕的女儿才七岁，就能写‘孝悌’二字，留在皇后身边多学些道理，比守那些死板规矩强。”

王珪看着纸上稚嫩却工整的字迹，终究没再反驳。 城阳公主的童年，就这样浸在贞观年间的文治武功里。她常穿着小版的宫装，跟在李世民身后去弘文馆，看褚遂良临摹书法，听孔颖达讲解《左传》；长孙皇后教她刺绣时，会给她讲“汉之明德马后抑外戚”的故事，告诉她“女子虽处深宫，亦当知家国不易”。

这些细节，后来被记录在《唐会要·公主门》的注里，成为她不同于其他公主的底色，她不是只知珠宝华服的娇女，而是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中，早早懂了“规矩”与“情理”的边界。 贞观十年，长孙皇后病逝，时年八岁的城阳公主趴在灵柩前哭得撕心裂肺。李世民抱着女儿，看着妻子的灵位，突然明白：这份对女儿的偏爱，其实是对妻子的念想。

此后，他对城阳公主愈发上心，甚至亲自为她挑选老师，不是宫中女官，而是当时的大儒、太子李承乾的侍读孔颖达。 孔颖达初见城阳公主时，曾顾虑“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法，可当他看到公主捧着《诗经》，认真问“‘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不是说，好的婚姻要两心相悦”时，这位老儒彻底放下了顾虑。他后来在《孝经义疏》的序言里提过：“城阳公主问经，每及‘夫妇’章句，必细究‘敬慎’之义，非寻常贵主可比。”

这份“细究”，为城阳公主后来的人生埋下了伏笔。她从父亲那里看到了规矩的“弹性”，只要有足够的理由，规矩可以变通；从母亲和老师那里，她读懂了“婚姻”的重量，不是权力交换的工具，而是需要“敬慎”对待的归宿。可她没想到，当这两种认知碰撞在一起时，等待她的会是一场猝不及防的风暴。

贞观十五年，十三岁的城阳公主到了议亲的年纪。此时的李世民，早已不是只懂疼女儿的父亲，他要考虑的，是皇室与功臣集团的绑定。

杜如晦作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虽已去世十年，但其子杜荷仍在朝中担任尚乘奉御，年轻有为且家世显赫，将城阳公主嫁给杜荷，既能安抚杜氏家族，又能巩固太子李承乾的地位，堪称“一石二鸟”。

对于这桩婚事，城阳公主没有反对。她记得母亲说过“婚姻当遵父母之命”，也知道杜如晦是父亲最信任的大臣。婚礼定在当年十月，按照唐朝公主出嫁的最高规格筹备：陪嫁包括“绢五千匹、钱三十万、奴婢百人”，迎亲队伍从朱雀大街一路延伸到杜府，连长安的百姓都挤在街边看热闹。

新婚之夜，杜荷掀开城阳公主的盖头时，曾小声问她：“公主是不是觉得，这婚事只是父皇的安排？”城阳公主看着眼前的少年郎，想起孔颖达讲过的“夫妇相敬”，轻声回答：“既是安排，也是缘分，往后我们好好过日子便是。” 最初的日子，确实如她所愿。

杜荷虽出身功臣之家，却没有纨绔之气，他知道城阳公主喜欢读书，便在府中建了一座小书房，收集了许多孤本典籍；城阳公主也学着打理家事，甚至会亲手为杜荷缝制冬衣。那段时光，是城阳公主一生中最安稳的日子，她不用想朝堂纷争，不用管规矩束缚，只是一个普通的妻子。 可这份安稳，只维持了不到一年。

贞观十七年正月，太子李承乾因忌惮魏王李泰的宠信，暗中联络杜荷、侯君集等人，计划发动政变，逼迫李世民退位。杜荷作为核心参与者，曾向李承乾献策：“殿下可谎称患病，诱陛下前来探视，届时我们伏兵擒之，大事可成。”

这件事，杜荷自始至终没告诉城阳公主。直到三月的一个深夜，杜府突然被禁军包围，城阳公主才从杜荷慌张的眼神里，察觉到了不对劲。她拉住丈夫的衣袖，声音发颤：“出什么事了？你告诉我！”

杜荷看着妻子，终于说了实话：“我参与了太子的事，现在怕是凶多吉少了。” 城阳公主如遭雷击。她想起父亲对自己的宠爱，想起母亲教的“忠君”之道，突然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像一场梦。禁军将杜荷带走时，他回头对城阳公主喊：“公主，是我对不起你！”

城阳公主站在庭院里，看着丈夫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直到天快亮时，才瘫坐在地上，泪水湿透了衣袍。 政变的结果很快出来：李承乾被废为庶人，流放黔州；杜荷、侯君集等参与者被判处“斩立决”。行刑那天，城阳公主想去刑场见杜荷最后一面，却被李世民派人拦在了府中。太监带来了李世民的话：“你是皇室嫡女，不必去看那逆臣，往后忘了他，好好过日子。” 那天下午，城阳公主在书房里待了整整一夜。

她翻开杜荷为她收集的《诗经》，看到扉页上丈夫写的“愿与公主，共守此经”，眼泪又忍不住掉了下来。她不是不恨杜荷的隐瞒，可更多的是委屈，她从未想过卷入政治，却偏偏成了“罪臣之妻”。

李世民看着女儿日渐憔悴，心里也不好受。他特意下旨，免去城阳公主“罪臣遗孀”的罪名，仍保留其公主封号和俸禄。可他知道，这道圣旨无法抚平女儿的伤痛。贞观十八年春天，李世民为城阳公主挑选了第二任丈夫，河东薛氏的薛瓘。

薛瓘当时任左卫中郎将，虽家世不如杜家显赫，却是出了名的“温厚君子”。李世民特意找城阳公主谈过：“薛瓘为人正直，且无朝堂党附，你嫁给他，能安稳度日。”城阳公主看着父亲鬓角的白发，点了点头。她知道，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作为皇室公主，她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与“安稳”绑定，而非“喜欢”。

第二次婚礼办得很低调，没有第一次的热闹，也没有太多的陪嫁。新婚之夜，薛瓘没有像杜荷那样追问，只是递给城阳公主一杯温酒：“公主若心里难受，便说出来，若不想说，我也陪着你。”城阳公主接过酒杯，看着眼前温和的男子，突然觉得，或许“安稳”真的比“喜欢”更重要。

贞观二十三年，李世民在终南山翠微宫病逝，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此时的城阳公主，作为皇帝的嫡姐，她的日子应该更加安稳，可她没想到，李治的登基，反而让她的生活陷入了新的困境。 李治性格懦弱，登基初期，朝政大权掌握在长孙无忌手中。

长孙无忌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大肆打压“非关陇集团”的官员，而薛瓘出身的河东薛氏，虽也是名门望族，却因与长孙无忌没有利益往来，成了被排挤的对象。 永徽二年正月，长孙无忌以“薛瓘督运粮草时延误工期”为由，弹劾其“失职”，请求李治将其贬为房州刺史。

房州在今天的湖北房县，当时属于偏远之地，远离长安，且气候潮湿，被视为“贬官之地”。消息传到城阳公主耳中时，她正在给小儿子薛绪缝衣服，手里的针线“啪”地掉在地上。 第二天一早，城阳公主换上朝服，直奔皇宫。

此时的她，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只会哭泣的小姑娘，五年的婚姻生活，让她学会了坚韧；父亲的去世，让她明白“规矩”背后的权力博弈。在太极殿上，她跪在李治面前，手里捧着薛瓘督运粮草的账本，声音清晰而坚定：“陛下，薛瓘督运的粮草，虽晚了三日，却是因途中遇暴雪，车马无法前行，并非失职。这是地方官的奏报，陛下可查验。”

李治拿起账本，翻了几页，脸色有些为难。他知道薛瓘是被冤枉的，可长孙无忌是他的舅舅，又是顾命大臣，他不敢轻易得罪。“姐姐，”李治放下账本，语气带着歉意，“此事是舅舅和朝臣们共同商议的结果，朕不好轻易更改。” “不好更改？”城阳公主猛地站起身，眼神里满是失望，“陛下还记得，先帝在位时，如何待我？先帝说，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薛瓘没有错，为何要被贬到偏远之地？难道就因为他不是舅舅的人吗？” 这话一出，殿内顿时鸦雀无声。大臣们都没想到，这位平时低调的公主，竟敢当众顶撞皇帝，还牵扯到长孙无忌。长孙无忌站在一旁，脸色铁青，却没敢开口，城阳公主是长孙皇后的女儿，是他的外甥女，他若反驳，反倒落个“欺负亲外甥女”的名声。 李治被城阳公主问得哑口无言，只能尴尬地说：“姐姐先回去，朕再想想。”

当天下午，李治私下召见了长孙无忌，试图为薛瓘求情。可长孙无忌态度坚决：“陛下，薛瓘虽无大错，但‘延误粮草’已是事实，若不惩处，恐难服众。不过，陛下若念及公主情面，可将其改贬苏州，苏州离长安较近，且富庶，公主也能随夫前往。” 李治听了，当即同意。他知道，这已经是长孙无忌最大的让步。

当天傍晚，太监传来圣旨：薛瓘贬为苏州刺史，允许城阳公主随夫赴任。城阳公主接到圣旨时，正在收拾行李，她早已做好了去房州的准备。薛瓘握住她的手，轻声说：“委屈你了。”城阳公主摇摇头：“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去哪里都不委屈。”

苏州虽不是长安，但物产丰富，风景秀丽。薛瓘到任后，勤政爱民，很快就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城阳公主也入乡随俗，学着种茶、养蚕，甚至会去寺庙里为百姓祈福。当地百姓都说，“城阳公主不像公主，倒像个普通的官夫人”。 可这样的日子，也没能持续太久。

永徽六年，李治力排众议，废黜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武则天掌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压长孙无忌的关陇集团，她要建立自己的势力，而薛瓘这样“中立”的官员，自然成了她的“眼中钉”。 显庆元年，武则天的亲信许敬宗弹劾薛瓘“与长孙无忌有旧交”，请求李治将其贬往更偏远的房州。

这一次，李治没有丝毫犹豫，他早已被武则天掌控，连反驳的勇气都没有。圣旨下达时，薛瓘正在处理苏州的灾情，城阳公主看着丈夫疲惫的脸，心里满是无力。 她没有再去皇宫求情。她知道，现在的李治，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会听她说话的弟弟；现在的朝堂，也早已不是父亲当年的“贞观朝堂”。

她只是默默地帮薛瓘收拾行李，把孩子们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把薛瓘喜欢的书籍装进木箱。 离开苏州那天，百姓们自发地站在路边，手里拿着茶叶、丝绸，要送给城阳公主。城阳公主掀开马车的帘子，看着眼前的百姓，泪水忍不住掉了下来。她知道，这一去，或许就再也回不来了。 房州的日子，比城阳公主想象的还要艰难。这里地处大巴山脉东段，气候潮湿多雨，每年有近半年的时间都在下雨。

城阳公主从小在长安长大，适应不了这里的气候，到房州没多久，就患上了咳嗽的毛病，夜里常常咳得睡不着觉。 薛瓘看着妻子日渐憔悴，心里很是心疼。他派人去长安求医，可武则天掌权后，对房州的消息严加管控，太医根本无法前来。薛瓘只能自己上山采药，学着当地的郎中，给城阳公主熬药。

可这些草药，只能缓解她的症状，却治不好她的病根。 城阳公主知道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却从不在薛瓘面前抱怨。她依旧每天早起，帮薛瓘整理公文，给孩子们讲故事；天气好的时候，她会带着孩子们去河边散步，教他们认野菜、识飞鸟。她想在有限的时间里，给丈夫和孩子多留一些温暖的回忆。

显庆三年正月，房州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城阳公主的咳嗽突然加重，夜里咳得痰中带血。薛瓘抱着她，声音颤抖：“丽质，你挺住，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城阳公主看着丈夫的眼睛，轻声说：“别费力气了，我知道自己的身子……我只是放心不下你，放心不下孩子们。” 她让薛瓘把孩子们叫到床边，拉着他们的小手，一一叮嘱：“顗儿，你是大哥，要照顾好弟弟；绪儿，要听父亲的话，好好读书……”孩子们还小，不知道母亲的话意味着什么，只是懵懂地点头。

后来，城阳公主在薛瓘的怀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她去世的消息传到长安时，李治正在和武则天一起赏花。太监禀报时，李治手里的酒杯晃了一下，酒洒在了龙袍上。他沉默了很久，才低声说：“把姐姐的灵柩运回长安，陪葬昭陵。” 这是李治最后一次为城阳公主“破例”。按唐朝礼制，公主陪葬皇陵，需有“殊功”，而城阳公主一生从未参与过朝政，更无“殊功”可言。

可李治还是下了这道圣旨，或许，他是在弥补自己对姐姐的亏欠；或许，他是在怀念父亲当年的“贞观时光”。 城阳公主的灵柩运回长安时，百姓们自发地站在朱雀大街两侧，为她送行。他们还记得，这位公主曾在苏州为他们祈福，曾在房州与他们同甘共苦。

可皇宫里，武则天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一个公主而已，不必太过张扬。” 昭陵的陪葬墓中，城阳公主的墓位于长孙皇后墓的东侧，与李世民的陵墓遥遥相望。墓碑上的文字，是李治亲自撰写的，却没有生平，没有评价，仿佛她的一生，只是“皇帝之女”“皇帝之姐”这两个身份的叠加。

城阳公主去世后，薛瓘按制“起复”为右卫将军，返回长安任职。可他始终忘不了房州的岁月，忘不了妻子临终前的眼神。五年后，薛瓘在长安病逝，与城阳公主合葬于昭陵。 他们的儿子薛绍，后来娶了太平公主，李治与武则天的女儿，城阳公主的侄女。

垂拱元年，薛绍与太平公主的婚礼，是唐朝最盛大的婚礼之一，迎亲队伍甚至把万年县的城门都拆了。可谁能想到，十三年后，薛绍因卷入“越王李贞谋反案”，被武则天下令处死，时年二十九岁。

太平公主为薛绍求情时，武则天冷冷地说：“你是我的女儿，何必为一个‘罪臣’伤心？”太平公主看着母亲的眼睛，突然想起了姑姑城阳公主，那个一生试图守住婚姻与尊严，却最终在偏远州郡离世的公主。

她终于明白，无论她们是“皇帝之女”还是“皇帝之姐”，在皇权面前，都不过是随时可以牺牲的棋子。 城阳公主的故事，在史书中就这样被简化、被遗忘。人们记住了太平公主的权力游戏，记住了文成公主的家国大义，却很少有人记得，在贞观与永徽的交替之际，还有这样一位公主，她两度嫁人，两度随夫贬谪，在规矩与命运的夹缝里，试图做一个“普通人”。

她不是“叛逆者”，也不是“受害者”，只是一位在封建皇权下，努力守住自己婚姻与尊严的女性。她的故事，没有波澜壮阔的情节，却藏着唐代皇室女性最真实的困境，她们的身份是“公主”，可她们的命运，从来不由自己掌控。 这，或许就是城阳公主被低估的原因：她太“真实”了，真实到不像一位公主，却像每一个在命运里挣扎的普通人。而这份真实，恰恰是历史最动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