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十位大将，在抗战时期，各自担任什么职务？

“1955年授衔典礼的台阶，得靠提前十八年一点点踏出来。”一位参加过那场典礼的警卫在晚年回忆，时间落在1963年初冬的延安旧址。话音不重，却把思绪拉回到1937年的卢沟桥硝烟。要弄清楚这十位后来身披大将肩章的传奇人物在抗战时期具体做了什么，得把镜头调回那个动荡年代，一帧一帧放大。

全面抗战爆发那年，陈赓还穿着被弹片划开的旧棉衣，在晋东南的岩石间指挥386旅。他的口头禅很硬气：“告诉鬼子，打386旅再议！”386旅以游击穿插见长，太岳山区的夜色里常见那支部队的剪影。1942年冬，陈赓兼任太岳军区司令员，开始统筹各独立团与地方武装，建立了当时华北最完整的兵工修械所，火力逐渐硬了起来。

同一时期，新四军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刚在黄桥镇布下“十字形”火网。那一仗，新四军打出了名气，也让日伪联队第一次体会到新式机动战。皖南事变后重新组军，他出任第一师师长，很快把叶飞、王必成、陶勇拢在同一张作战地图上。三个人脾气火爆，经常为一次穿插路线拍桌子，但只要粟裕一句“听我的”，吵声就消失，足见威信。

徐海东的名字与“虎”字分不开。平型关阻击战打到高潮，他伏在山梁上观察火力点，被震飞的石子砸伤左臂却不肯下火线。1938年夏，他病倒转赴延安。半年康复期一过，又带着第四支队跑到皖东密林中，主攻交通线。敌人刚修好的准轨铁路，三天后肯定得掀掉两段，这几乎成了徐海东的“个人签名”。

黄克诚在八路军组织部摸爬多年，兵不多，脑子多。1939年，晋西北二纵缺粮，他硬是在当地绸缎商号里谈出三个月口粮换布匹的办法。次年出任第二纵队政委，他常说“人饿枪也饿，保证子弹比小米先到连部”，执行得极决。皖南事变后他接过新四军第三师，靠精确射击课在江南立足，被老百姓喊作“百步穿杨师”。

谭政的名片只有四个字——“政工专家”。1938年至1943年，他在延安后方政治部出没最多的地方是印刷厂和教室。战争年代纸张稀缺，他让学员背残稿练演讲，熟到能脱稿复述，再投入前线部队做宣传。有人质疑“没枪只会说话”，他淡淡一句：“军心稳了，枪就会来。”

“主官萧劲光到！”延河畔的礼炮声经常因这句话整齐停顿。抗战中段，延安保卫任务沉重，八路军留守兵团组建，萧劲光任司令员。他把三个警卫营改编成炮兵指导连，边学边练，硬是用六门老山炮撑起延安最后一层火力网。敌机夜袭被击落一架，毛泽东批示：“劲光，劲得很！”

张云逸的身影先出现在皖南密林，后定格于苏北水网。他被中央军委点名赶到新四军任参谋长。皖南事变后，多数干部分散，张云逸扛着图囊找到了七支队残部，几天内凑出骨干三百余人，为重建新四军开了第一张编制表。陈毅形容他“穿长衫的主攻手”，并非玩笑——策划作战的同时，他仍坚持每晚翻国防译丛充实思路。

罗瑞卿在抗大讲授《统一战线》课程，黑板上常写八个字：“别小看一封家书。”他认为民运工作是抗战长链条的铆钉。1940年赴太行山后，他把地方民团、铁路工人和少数民族代表纳入情报网。太行山密洞里藏了第一座地下电台，罗瑞卿给它起名“曙光”，不同寻常的浪漫背后，是敌前夜行者的心血。

王树声要修铁道，更要炸铁道。晋冀豫军区成立那年，他提出“修破兼顾”思路：敌人越忙，我们越主动。百团大战期间，他带队埋雷八百枚，炸桥四十余座，又组织民工修通山间驿道，把截获物资送进根据地。有人问他到底要修还是要毁，他笑说：“看时间表，前半夜毁，后半夜修。”

许光达被分到抗大训练部时还带着浓重的湘音。课堂上，他用大号方言讲马达维修，把“凸轮”念成“豁镰”，学员却听得津津有味。1942年赶赴晋西北120师独立旅，首次布置多点伏击。五寨岭夜战，他命侦察班点燃数十盏马灯迷惑敌军，自己则领机枪组绕至侧翼，一举剪断敌后撤通道，缴获迫击炮三门。

粗看之下，这十个人的轨迹南北分散，岗位层级也各异：有旅长，有支队主官，也有后方政工。但若把时间轴拉直，可以发现三条共通线索：第一，绝大多数在前线与地方军民打交道，战术灵活；第二，多人先后立足政工与后勤，保证战略纵深；第三，从1937到1945，他们几乎无空档期，不断在不同战区接力作战或接力建设。

有意思的是，正因这种“多面手”特质，1955年授衔时才会有“准元帅的脊梁”之说。大将军衔仅十枚，偏偏配给了十个能在硝烟里调兵、能在课堂上讲学的人。若把抗战阶段的履历细分，陈赓和粟裕代表典型的机动作战路线，徐海东和黄克诚属于对敌正面打击的硬拳，萧劲光、谭政、罗瑞卿则在战略后方稳住了根基，张云逸、王树声、许光达兼顾了作战与建设。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抗战时期的磨合与积淀，这十位将领在解放战争乃至1950年代的军队现代化进程中，未必能交出后来那样漂亮的答卷。抗战争的课堂既是真枪实弹的战场，也是锻造军政兼备人才的熔炉。时代推着人前进，他们则以各自的岗位回应时代，最终在1955年的礼堂内外，把战争岁月里淬炼出的底色，凝结成闪亮的大将星。